哈迪的犯人看起來非常頑固，但是哈迪確信自己可以讓他們招供，只要用一些威脅的手段就行。在這些犯人中，布萊德是個真正的惡棍，就是他放置了巨型炸彈，試圖殺死成百甚至成千上萬的無辜民眾。只有布萊德知道炸彈在哪兒，但是他不肯說。
布萊德的兒子韋斯利與本案無關。不過，哈迪從情報上發現儘管布萊德在拷打下拒不屈服，但只要在他面前拷打韋斯利，他一定會招供。即使不是立刻奏效，應該也能很快得到口供。
哈迪感到苦惱。他一向反對拷打，每次拷打犯人，他都會離開房間。韋斯利的無辜並不是讓哈迪感到不安的唯一理由，但的確加重了他的心神不寧。但哈迪也知道這是拯救無辜民眾免遭死亡或殘疾威脅的唯一方法。如果他只是因為個人厭惡拷打和缺乏道德勇氣而不下令拷打，是否等於判處了民眾死刑？
多年來，這樣的場景一直被視為純假設性問題。文明社會不允許拷打，但是這一切都因「反恐戰爭」而改變，特別是發生伊拉克阿布格萊布監獄的虐囚醜聞後。爭論不只關於是否曾經有虐待行為，如果有，是誰授權的，更在於虐待是否一定是錯的。
哈迪的困局是這類處境的簡化版，任何具道德感與責任感的人都可能處於這種狀況。為在這種情況下進行拷打辯護的人認為，雖然這種做法很可怕，但是你幾乎沒有選擇，只能動手。例如，你如何能冒著再次發生像「9·11」事件那樣的風險，而拒絕拷打某個人或某群人？這難道不是一種道德上的自我放縱？你保持了自身的清白，避免了骯髒但必要的行為，其代價卻是犧牲眾多無辜的生命。如果你能理解哈迪下令拷打韋斯利的案子（畢竟他是無辜的），那麼拷打有罪者的案子就更不用說了。
上述論點對傾向認定所有拷打行為都是沒有道理的人權支持者而言，相當具有挑戰性。為了維護自身的立場，人權支持者可以從兩種策略中任選其一。第一個策略是，堅持拷打在原則上是錯的，即便能拯救數千條人命，也絕對不能逾越某些道德底線。施行拷打與否可以就個案加以討論，但是對於漠視生命任其最後死亡的指控難以動搖。
第二個策略是，雖然理論上在一些罕見的案例中拷打是道德容許的行為，但我們仍必須堅稱絕對反對拷打，以守住道德底線。但在實際操作中，一旦偶爾允許拷打，將不可避免地延續到原本無須拷打的案子上。有時候，更好的情況是我們在可拷打的情形下不拷打，也不在不可拷打的狀況下偶然拷打。
但這些策略可能都幫不了哈迪。雖然哈迪有充分的理由遵守規定不拷打，但是他面對的情況中，拷打帶來的益處是非常明顯的。哈迪的困境不在於能不能拷打，而是在這種情況下，他是否應該破壞規定，做出不被允許的事，以拯救無辜的生命。也許你認為哈迪不該這麼做，但可以肯定的是，他要做出選擇並不容易。
請看其他問題
18. 理性的要求
50. 善意的賄賂
57. 吃寵物之謎
79. 發條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