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古今文學網 > 致命的自負 > 中文版導言 >

中文版導言

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國也許已經不為人們所陌生,但對他的思想及主張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瞭解的人卻不是很多,甚至在中國的知識界也是如此。《致命的自負》是哈耶克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同時,作為這套"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中的一種,這也是第三次選擇譯介他的著作(前兩種分別是《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憲章》)。而這部著作又不同於以往,在某種程度上,它實際上是"哈耶克對自己畢生所反對'極權社會主義'的思想努力的總結"。正是由於本書集中體現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統地批判他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主題,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是一種"致命的自負"、"一種謬誤",它的譯介出版勢必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影響。這樣,如何正確理解哈耶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概念,自然就成為受人關注的問題。

事實上,哈耶克的"所謂'極權社會主義'是指20世紀上半葉出現在歐洲的那種'社會主義',它與20世紀後半葉在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有本質的不同。後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利益自覺的基礎上,前者的合法性則立基於對西方資本主義現狀的'彼岸'的嚮往。歐洲的社會主義,與它的對立物——歐洲資本主義一樣,被韋伯定義為'理性社會主義',與'理性資本主義'構成一對政治範疇。

在這樣的思想視角下,哈耶克以這本書的副標題——'社會主義的謬誤'挑明了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應當被理解為是對'理性社會主義'及其思想根源——'建構理性'的批判"。

哈耶克的矛頭所向實際上是指韋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國家中的多數"左派"政黨所吹捧的那個"社會主義理想"。這一點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所必須加以把握的。

其次,哈耶克作為西方國家中右派政治勢力所極力推崇的理論家,其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是不言而喻的,但哈耶克更多地是從學術的角度來闡釋他的思想主張,而且其中也不乏某些"亮點"。比如,哈耶克反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主義。反對西方某些國家憑借其經濟政治實力向全世界推行其價值觀的做法。儘管他畢生極力鼓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捍衛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將之稱之為"自發秩序"和"擴展秩序";但他認為這種"擴展秩序"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只能是在"無人能知其後果的情況下,在漫長的歲月中自發進化而形成的"。它不是"某個主體的自覺設計的結果"。由此推之,它因而更不能靠外部力量強加和推動,一個國家選擇何種"秩序"是其內部因素自主自發地發展的結果。

最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哈耶克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崇與捍衛,併力圖以他的"擴展秩序"的理論加以美化,以致被撒切爾及裡根等政治家奉為新的"鎮山之寶",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環境問題、物質不平等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以及資源浪費、人的技能天賦的不能充分發揮等等,表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有其客觀存在的理由的,哈耶克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儘管他坦然承認這些事實,但他卻無所作為,選擇了迴避與沉默。

王昊

2000年9月

中文版導言

哈耶克的名字在中國也許已經不為人們所陌生,但對他的思想及主張能有較為全面而深入瞭解的人卻不是很多,甚至在中國的知識界也是如此。《致命的自負》是哈耶克生前最後一部作品,也是他最重要和最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之一。同時,作為這套"西方現代思想叢書"中的一種,這也是第三次選擇譯介他的著作(前兩種分別是《通往奴役之路》和《自由憲章》)。而這部著作又不同於以往,在某種程度上,它實際上是"哈耶克對自己畢生所反對'極權社會主義'的思想努力的總結"。正是由於本書集中體現了哈耶克全面而系統地批判他所謂的"社會主義"的主題,認為"社會主義"的思想主張是一種"致命的自負"、"一種謬誤",它的譯介出版勢必會在中國讀者中產生影響。這樣,如何正確理解哈耶克所謂的"社會主義"的概念,自然就成為受人關注的問題。

事實上,哈耶克的"所謂'極權社會主義'是指20世紀上半葉出現在歐洲的那種'社會主義',它與20世紀後半葉在亞非拉民族獨立運動中崛起的'第三世界社會主義'有本質的不同。後者的合法性建立在受到西方殖民主義壓迫的民族利益自覺的基礎上,前者的合法性則立基於對西方資本主義現狀的'彼岸'的嚮往。歐洲的社會主義,與它的對立物——歐洲資本主義一樣,被韋伯定義為'理性社會主義',與'理性資本主義'構成一對政治範疇。

在這樣的思想視角下,哈耶克以這本書的副標題——'社會主義的謬誤'挑明了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就應當被理解為是對'理性社會主義'及其思想根源——'建構理性'的批判"。

哈耶克的矛頭所向實際上是指韋伯等代表人物鼓吹的西方國家中的多數"左派"政黨所吹捧的那個"社會主義理想"。這一點是讀者在閱讀本書時所必須加以把握的。

其次,哈耶克作為西方國家中右派政治勢力所極力推崇的理論家,其與馬克思主義的對立是不言而喻的,但哈耶克更多地是從學術的角度來闡釋他的思想主張,而且其中也不乏某些"亮點"。比如,哈耶克反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霸權主義。反對西方某些國家憑借其經濟政治實力向全世界推行其價值觀的做法。儘管他畢生極力鼓吹自由主義市場經濟,捍衛現行的資本主義制度,他將之稱之為"自發秩序"和"擴展秩序";但他認為這種"擴展秩序"在一個國家或民族中只能是在"無人能知其後果的情況下,在漫長的歲月中自發進化而形成的"。它不是"某個主體的自覺設計的結果"。由此推之,它因而更不能靠外部力量強加和推動,一個國家選擇何種"秩序"是其內部因素自主自發地發展的結果。

最後,需要強調指出的是,哈耶克對於自由市場經濟的推崇與捍衛,併力圖以他的"擴展秩序"的理論加以美化,以致被撒切爾及裡根等政治家奉為新的"鎮山之寶",但其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市場經濟所造成的環境問題、物質不平等給人們帶來的痛苦以及資源浪費、人的技能天賦的不能充分發揮等等,表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是有其客觀存在的理由的,哈耶克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儘管他坦然承認這些事實,但他卻無所作為,選擇了迴避與沉默。

王昊

2000年9月

編者前言

哈耶克的新著《致命的自負》是他的全集——哈耶克著作的標準版本——的第一卷。讀者想必會有深刻的感受,這部新作的論證節奏明快,立場鮮明,既有頗為切合具體的實例,又不時露出犀利的辯鋒,因此他們也

於對本書的背景有所瞭解。1978年,年屆80高齡,與形形色色的社會主義戰鬥了一生的哈耶克,希望讓這場論戰有個了斷。他設想舉行一次正式的大辯論,地點很可能是在巴黎,讓社會主義的主要理論家與知識界中贊成市場秩序的領軍人物對壘。他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是:"社會主義是錯誤的嗎?"贊成市場秩序的人將會證明,不管是以科學、事實還是邏輯為根據,社會主義都是錯誤的,而且歷來如此;本世紀社會主義思想在許多實踐領域的應用屢屢遭受的失敗,從整體上說便是這些科學謬誤的直接後果。

由於一些實際原因,這一大辯論的設想不得不被擱置起來。譬如說,如何選出社會主義的代表?在由誰來代表他們的問題上,社會主義者內部是否會難以取得一致?甚至在他們取得了一致這種不太可能發生的情況下,能夠指望他們承認這種辯論所得出的真正結論嗎?讓人公開認錯並非易事。

不過,哈耶克的那些與他一起討論過這一設想的同事們,卻不太甘心放棄它,他們鼓勵他把支持自由市場的主要論點寫在一份宣言裡。最初設想的簡短宣言,擴展成了一部由三部分組成的宏篇巨著,然後全書又被壓縮成了這本小書——或者說,是一份長篇宣言。原來那部大部頭著作的某些片斷被保存下來,打算另行發表在第十卷中。

哈耶克站在經濟學和進化論的立場上,對社會主義和市場經濟的不同道德規範的性質、起源和發展進行了評價,一一列舉了他所說的市場這種"擴展秩序"賦予人類的各種不同尋常的力量——形成文明並促進其發展。哈耶克還以一種有時讓人不免想起弗洛伊德的《文明及其不滿》的方式——不過得出的結論大不相同——評價了這種文明的得失,以及市場秩序一旦受到破壞將會產生的後果。他的結論是:"單靠事實絕不能定是非,但是如果在什麼合理、什麼正確和有益的問題上認識有誤,卻會改變事實和我們生存於其中的環境,甚至有可能不但毀滅已經得到發展的個人、建築、藝術和城市(我們早就知道,在各種類型的道德觀念和意識形態的破壞性力量面前,它們是十分脆弱的),並且會毀滅各種傳統、制度和相互關係,而離了這些東西,幾乎不可能出現以上成就,或使它們得到恢復。"

出版《哈耶克全集》,是為了讓讀者能夠真正第一次讀到他的全部著作。編輯方式是以主題為主,在這一佈局之內,如果有可能,也遵循編年的順序。

《全集》以密切相關的兩部論述社會科學中理性與計劃的局限性的著作打頭,即新作《致命的自負》,和過去從未在英國出版過的《理性之用途及其濫用:科學的反革命和相關論文》一書。然後是兩本史學和傳記文集(《經濟思想的趨勢:從培根到坎南》、《奧地利學派與自由主義的命運》)。這兩卷中的文章過去從未結集出版,其中一半以上以往只有德文可以利用,而前一卷中大約有四分之一是來自過去從未發表過的重要手稿。

接下來的四卷包括了哈耶克的大部分經濟學著作:《各國與黃金》、《貨幣與各國》、《經濟學研究》和《貨幣理論與產業波動》。

然後是三卷文獻、歷史記錄和論戰文章:《同凱恩斯和劍橋的論戰》、《同社會主義的論戰》以及著名的《卡爾·波普爾與哈耶克通信集》。這兩個親密的朋友和思想夥伴之間延續了50年的通信,就哲學、方法論以及我們時代的許多主要問題做了深入的辯論。

在這幾卷文獻之後,是兩部哈耶克的新文集和一本涉及理論與實踐問題的訪談與非正式的講話:《與哈耶克對話》,希望以此使他的思想得到更為廣泛的閱讀。

以上14卷利用了存於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與和平研究所的大量哈耶克檔案資料,並且其中大多數是根據這些檔案整理而成,同時也利用了與此密切相關的馬赫魯普檔案和波普爾檔案。世界各地其他豐富的檔案資料也會加以利用。《全集》中的第一卷《致命的自負》屬於哈耶克的新作,當然也就免除了做重大加工的必要。後面的各卷將以經過勘誤、修訂和增加註釋的形式出版,並請傑出學者作序,說明它們的歷史和理論背景。

《全集》的最後各卷是哈耶克的經典著作,包括《通往奴役之路》、《個人主義和經濟秩序》、《自由憲章》和《法律、立法與自由》。這些著作目前仍有其他版本可讀。估計出齊這部全集需要10到12年的時間。

編者願意本著認真負責的態度,盡可能使這套全集完整無缺。因此,形式上略有不同或以不同語言發表的文章,全部以英語或英語譯文出版,並且總是採用其最為完整的定稿,除非那些變化或由此而產生的時間差別具有理論或歷史意義。一些只有一時價值的短論,如簡短的報評和哈耶克編輯《經濟學》雜誌時寫下的幾行圖書評注,都會被刪除。當然,發表的信札主要是那些對哈耶克在經濟學、心理學、生平事跡以及政治理論和哲學上的文字和理論工作有意義的部分。編輯各卷所使用的材料,以及被刪除的少數短文,學者們都可以在胡佛研究所找到。

整理出這樣一部標準版的全集,是件既浩大又費錢的工作。為此提供了極大的幫助,因而首先最應給予感謝的人是斯坦福大學胡佛戰爭、革命及和平研究所所長W.G.坎貝爾,他慷慨地同意為這項計劃以及編者撰寫哈耶克傳提供最基本的支持。幕後主持著這項巨大計劃的天才是維拉和沃爾特基金會的沃爾特·S.莫裡斯,沒有他的建議與資助,這一計劃便難以組織和實施。另外兩家研究所,即喬治·梅森大學的人文研究所和倫敦的經濟事務研究所,它們的所長一直十分關心這一計劃的實施,並提供了寶貴的建議。編者尤其要感謝人文研究所的萊昂納德·P.李齊奧、沃爾特·格林德和約翰·布倫德爾,以及經濟事務研究所的哈里斯爵士和約翰·B.伍德。倫敦羅特列傑·基根·保羅出版公司的諾曼·富蘭克林多年來一直是哈耶克的出版商,他始終如一的支持與建議也有著同樣重要的價值。最後,如果沒有那些贊助組織的資助——它們的名字已列在本卷的卷首——這一計劃是不可能成功實施的,所有參與這一卷工作的人都對它們懷有深深的謝意。這些贊助者的支持——來自四個大陸的研究所和基金會——不但證明了哈耶克著作的國際聲望,也為哈耶克所說的"人類合作的擴展秩序"提供了十分生動的寫照。編者也希望向設在加利福尼亞索薩利托的維納·埃哈德基金會和西德(現為德國的一部分——譯者)科隆的狄森基金會對這一計劃的幫助表示感謝。

W.W.巴特利三世

自由,並不像這個名稱本來的含義可能顯示的那樣,是指擺脫了一切限制,而是指使一切公正的限制最有效地適用於自由社會的全體成員,不管他們是權貴還是平民。

——亞當·弗格森

道德準則並不是我們的理性得出的結論。

——大衛·休謨

如果不存在建立服務於共同福祉並對其發展至關重要的各種制度的共同願望,那麼如何才能使這些制度產生?

——卡爾·門格爾

我在本書中採用了兩條原則。它沒有腳注,凡是對主要結論無足輕重,但專業人士會感興趣甚至認為十分重要的論證,我或是用小號字體表示,以提醒一般讀者,他可以忽略這些論證,並不會因此錯過主要結論所依據的要點;或是把它們集中在"補論"裡。

因此,書中引用或提到的著作,通常只在括號內列出作者的姓名和(在正文不明確的情況下)出版日期,必要時在冒號之後標明頁碼,讀者可據此查找書後的作者書目。如果使用的是一部著作的新版本,則新版日期以"1786/1973"的形式表示,其中前一個日期是初版日期。

一個人即使列出他賴以獲得個人知識和看法的全部著作,也不足以道盡他在漫長的治學生涯中承受的恩惠,更遑論編一份目錄,把他所知道的、若想聲稱有資格涉足本書所討論的這個廣闊領域就必須研習的著作全部囊括其中。對於我本人多年來基本上致力於同一個目標這一過程中得到的幫助,我不想一一列舉。不過我希望向庫比特(CharlotteCubitt)小姐深表謝意,寫作本書的那段時光,她一直是我的助手,沒有她專心致志的幫助,本書也不可能完成。我還要感謝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巴特利三世(W.W.Bartley,Ⅲ)教授,當我臨近完成最後的草稿卻患病不起時,他接過了這部書稿,為出版社對它進行了整理。

F.A.哈耶克

1988年4月於弗萊堡

導論:社會主義是個錯誤嗎?

社會主義觀念一度既崇高又簡單……實際上我們可以說,它是人類精神最具雄心的產物……它如此壯麗,如此大膽,理所當然激起了最偉大的憧憬。如果我們想把世界從野蠻中拯救出來,我們就必須駁倒社會主義,我們不能心不在焉地對它置之不理。

——路德維希·馮·米瑟斯

本書所要論證的是,我們的文明,不管是它的起源還是它的維持,都取決於這樣一件事情,它的準確表述,就是在人類合作中不斷擴展的秩序。這種秩序的更為常見但會讓人產生一定誤解的稱呼是資本主義。為了理解我們的文明,我們必須明白,這種擴展秩序並不是人類的設計或意圖造成的結果,而是一個自發的產物:它是從無意之間遵守某些傳統的、主要是道德方面的做法中產生的,其中許多這種做法人們並不喜歡,他們通常不理解它的含義,也不能證明它的正確,但是透過恰好遵循了這些做法的群體中的一個進化選擇過程——人口和財富的相對增加——它們相當迅速地傳播開來。這些群體不知不覺地、遲疑不決地、甚至是痛苦地採用了這些做法,使他們共同擴大了他們利用一切有價值的信息的機會,使他們能夠"在大地上勞有所獲,繁衍生息,人了興旺,物產豐盈"(《舊約·創世記》1:28)。大概這個過程是人類進化中得到正確評價最少的一個方面。

社會主義者對這些事情有不同的看法。他們不但結論不同,甚至對事實的看法也不同。社會主義者搞錯了事實,這一點對我的論證至關重要,下面將就此展開討論。我打算承認,如果社會主義者對現存經濟秩序的運行和可能的替代方案做出的分析,從事實角度講是正確的,那麼我們大概不得不相信,根據某些道德原則進行收入分配,而且只有授權一個中央政權來支配現有資源的用途,才能夠進行這種分配,這有可能是消滅生產資料個人所有的前提。即使通過集中支配生產資料所能生產出的集體產品,至少同我們現在所產生的數量一樣多,如何進行公正的分配仍會是個嚴重的道德難題。然而我們並沒有陷入這種處境。因為除了讓產品在競爭性市場中進行分配之外,尚不知有什麼其他方法能夠告訴個人,他們該為各自的努力確定什麼方向,才能為總產量做出最大限度的貢獻。

我的論證的要點是,以贊成競爭性市場造成的人類自發的擴展秩序的人為一方,以要求在集體支配現有資源的基礎上讓一個中央政權任意安排人類交往的人為另一方,他們之間發生的衝突,是因為後者在有關這些資源的知識如何產生、如何能夠產生以及如何才能得到利用的問題上,犯下了事實方面的錯誤。作為一個事實問題,必須用科學研究來解決這一衝突。這種研究證明,通過遵守決定著競爭性市場秩序的、自發產生的道德傳統(與大多數社會主義者所服膺的理性主義教條或規範不相符的傳統),我們所生產並蓄積起來的知識與財富,要大於那些自稱嚴格遵循"理性"辦事的人所鼓吹的中央指令式經濟所能得到或利用的數量。因此,社會主義不可能達到或貫徹它的目標和計劃;進而言之,它們甚至在邏輯上也是不能成立的。

這就是為何與經常有人所持的立場相反,這些問題不單純是涉及到利益或價值判斷的問題。人們如何逐漸接受了某些價值或規範,它們如何作用於這些人的文明,這個問題本身當然首先是個和事實有關的問題,也是本書的中心問題,其中前三章勾畫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使文明成為可能的是擴展秩序,社會主義的要求不是從形成這種秩序的傳統中得出的道德結論。相反,它們竭力想利用某種理性設計的道德體系去顛覆這一傳統,而這種體系的號召力所依靠的,是它許諾的結果對人類本能具有號召力。它認為,既然人們能生成某些協調他們行為的規則系統,因此他們也必定能夠設計出更好的、更令人滿意的系統。但是,如果人類的生存依賴一種特定的、受規則支配的、其效果已得到驗證的行為方式,那麼他當然不會僅僅為了眼前一時的好處,便去選擇另一種行為方式。市場秩序和社會主義之間的爭論,不亞於一個生死存亡的問題。遵循社會主義道德,將會使目前人類中的許多人遭到毀滅,使另外許多人陷入貧困。

所有這一切,提出了一個我希望從本書一開始便要加以澄清的重要問題。雖然我攻擊社會主義者一方在理性上的專斷態度,但我的論證並不反對正確運用理性。所謂"正確運用理性",我是指那種承認自我局限性的理性,進行自我教育的理性,它要正視經濟學和生物學所揭示的令人驚奇的事實所包含的意義,即在未經設計的情況下生成的秩序,能夠大大超越人們自覺追求的計劃。一本論證社會主義在事實上甚至邏輯上站不住腳的著作,怎麼會抨擊理性呢?我也不想否認,若是抱著審慎謙恭的態度,採取點滴改進的方式,理性可以在評價、批判和摒棄傳統制度與道德原則上發揮指導作用。就像我早先的研究一樣,本書所反對的是指導著社會主義的那些由來已久的理性規範,即我認為體現著一種幼稚而無批判性的理性學說的規範,一種我稱之為"建構論理性主義"(1973)的陳舊而反科學的方法論。

因此我不想否認,理性具有改進各種規範和制度的能力,更不打算認為,對於如今被普遍理解為以"社會公正"為取向的我們的整個道德體系,不可能進行改造。但是,我們只有檢視一種道德體系的各個部分,才能做到這一點。如果這種道德虛妄地認為自己能夠做到一些根據它的原則和規範它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譬如發揮生成和組織知識的功能,那麼這種不可能本身就是對該道德體系的一種決定性的合理批駁。抑制這種結果是十分重要的,因為說到底,正是全部爭論屬於價值判斷而非事實問題的觀點,阻礙著市場秩序的專業研究人員以足夠的力量強調,社會主義不可能做到它所許諾的事情。

我的論證也不表示我沒有和社會主義者分享某些廣泛持有的價值;下面我將證明,我完全不相信受到廣泛接受的"社會公正"這一概念,表達了一種可能的狀態,我甚至不相信它是個有意義的概念。我也不像一些鼓吹享樂主義倫理學的人所主張的那樣,認為僅僅著眼於可預見的最大滿足,我們就能夠做出合乎道德的決定。

我的工作起點,完全可以用休謨的一個見解來表示,即"道德準則……並非我們理性的結果"(《人性論》,1739/1886:Ⅱ:235)。這一見解將在本書中起關鍵作用,因為它構成了本書所要回答的基本問題,即我們的道德觀念如何出現和如何才能出現,以及它的產生方式對我們的經濟和政治生活意味著什麼。

資本主義在利用分散的知識方面有著更為優越的能力,因此我們只能維護資本主義,這種觀點提出了我們是如何得到這種無可替代的經濟秩序的問題——鑒於我認為強烈的本能和理性主義衝動會顛覆資本主義所需要的道德和制度,這一問題就顯得尤為重要。

前三章就這個問題做出的回答,是建立在經濟學所熟知的古老觀點上,即我們的價值和制度不單是由既往的原因所決定,而且也是一種結構或模式不自覺地進行自我組織的過程之一部分。這種觀點,不僅在經濟學中,而且在一個廣大的領域,即今天人們所說的生物科學中,都是正確的。這種見解不過是一個不斷成長壯大的理論家族中的第一個成員,它在說明複雜結構時是著眼於某些過程,它們超越了我們服從所有各自環境的能力,並且對這些環境的具體表現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我最初開始工作時,感到自己在研究這種自我維持秩序的高度複雜的進化形式方面,幾乎是在孤軍奮戰。但是在這段時間,對這類問題的研究——它們有著形形色色的名稱,如自發生成論、控制論、內生平衡、自發秩序、自組織、協同論、系統論,等等——變得如此之多,使我只能對其中很少一部分有細緻的瞭解。因此,本書只能說是為一個不斷壯大的潮流盡了綿薄之力。這一潮流明顯地導致了一種進化論的(但肯定不是簡單的社會達爾文主義的)倫理學的逐漸發展,它堪與已經十分先進的進化論的認識論媲美,並對後者有所幫助,但它們之間又有明顯的區別。

雖然本書因此引起了一些棘手的科學和哲學問題,不過它的主要任務仍然是要證明,我們這個時代最有影響的政治運動之一,即社會主義,顯然是建立在一些錯誤的前提上,儘管它有可能出自一些良好的願望,並有我們時代一些最聰明的代表人物從中領導,它卻威脅著我們現有人口中占很大比例的一部分人的生活水平,甚至他們的生命本身。第四章到第六章對這個問題進行了論證,在這一部分,我評價和駁斥了社會主義者對我在前三章對我們文明的發展和維持的解釋提出的挑戰。在第七章我轉向我們的語言,希望以此說明社會主義的影響對它造成了怎樣的破壞,以及我們必須多麼小心地不要讓自己在這種語言的誘惑下,也陷入社會主義的思維方式。在第八章我討論了不但社會主義者,而且另一些人也會提出的一種反對意見,即人口爆炸削弱了我的論點。最後,在第九章,我對宗教在我們道德傳統的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做了簡短的評論。

既然進化論在本書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因此我應當指出,近年來在導致更好地理解知識的成長和作用(波普爾,1934/1959)以及各種各樣複雜的自發秩序(哈耶克,1964,1973,1976,1979)方面令人鼓舞的進展之一,是進化論的認識論的發展(坎貝爾,1977,1987;拉德尼茨基和巴特利,1987),這是一種把理性及其產物理解成進化過程的知識理論。我在本書中還談到了一些相關問題,它們雖然極其重要,但基本上仍然沒有得到人們的重視。

我主張,我們不但要有進化論的認識論,還要有道德傳統的一種進化論解釋,它的特點應與現有理論有所不同。當然,人類交往的傳統規則,就像語言、法律、市場和貨幣一樣,都是一些萌發進化論思想的領域。倫理學是最後一座要塞,人類現在必須放下架子,承認它也是起源於進化。這種道德進化論顯然正在形成,它的基本觀點就是,我們的道德既非出自本能,也不是來自理性的創造,而是一種特殊的傳統——就像第一章的標題所示,它處在"本能和理性之間"——一種極其重要性的傳統,它能夠使我們超越自己的理性能力,適應各種問題和環境。我們的道德傳統,就像我們文化中許多其他方面一樣,並不是我們理性的產物,而是與我們的理性同時發展的。有些人也許會對這種說法感到奇怪或不解,但是這些道德傳統的確超越了理性的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