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與比他年長三十一歲的德國音樂家瓦格納有過一段十分親密的交往，不過好景不長。儘管尼采後來無限懷念他生涯中的這一頁，但是，應該說是他主動同瓦格納決裂的。決裂有深刻的思想原因。此後，他幾乎在每部著作裡都要批一通瓦格納，在精神失常前夕又發表了兩本專門批判瓦格納的小冊子——《瓦格納事件》和《尼采反對瓦格納》。瓦格納成了他批判現代文化的靶子。用尼采自己的話說，瓦格納是他解剖現代病患的“難得的案例”。
在《悲劇的誕生》中，尼采已經開始了他對現代文化的批判，指出：由於悲劇精神的淪亡，現代人已經遠離人生的根本，貪得無厭，飢不擇食的求知慾和世俗傾向恰恰暴露了內在的貧乏。當時，他把時代得救的希望寄托在悲劇文化的復興上，又把悲劇復興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納的音樂上。
在《瓦格納在拜洛伊特》中，尼采進一步開展對現代文化的批判。要害仍是內在的貧乏和枯竭，因此而有現代文化的兩個特徵。一方面，現代人用五光十色的昔日文化碎片掩蓋自己的貧乏和枯竭，造成虛假的繁榮，尼采形象地譬之為“一件披在凍餒裸體上的襤褸綵衣”，並且指出：“現代人的形象已經成為徹頭徹尾的假象……他毋寧說是隱藏在他現在扮演的角色裡”，現代文化成了“隱藏自己的做戲藝術”。另一方面，現代人因為枯竭麻木而尋求刺激，藝術成了製造人為亢奮的手段，藝術家“率領著浩浩蕩蕩的激情，如同率領著狂吠的狗群，按照現代人的要求放開它們，讓它們向現代人撲去。”值得注意的是，這篇文章儘管是對瓦格納的讚辭，卻已包含了對瓦格納的實質性批評。正是尼采最厭惡的現代文化的兩個特徵，瓦格納都沾上了：做戲和激情。尼采一再談到：瓦格納的生活充滿“戲劇性因素”、“喜劇色彩”，他一生的主導思想是劇場效果至上；有意識的激情支配著瓦格納並且囊括了他的整個天性。尼采的結論是：瓦格納不是未來的預言者，而是過去的闡釋者。顯然，他已經不再把文化復興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納身上。
隨著尼采對現代文化的批判日益深入，他批評瓦格納的調子也愈來愈明朗，愈來愈高昂。他認為，現代文化的癥結在於生命本能的衰竭，他名之為“頹廢”。頹廢是一種“現代衰弱症”。在現代商業社會中，人們生活得極其匆忙，精疲力竭，神經麻木，內裡空虛。衰竭者需要從現代文化中獲得三重滿足：刺激（或麻醉）神經，自欺欺人，宗教解脫。現代文化的這三個主要特徵集中體現在浪漫主義藝術、尤其是瓦格納的戲劇中了。尼采自己是一個有濃烈浪漫氣質的人，但他攻擊最猛的恰是浪漫主義，首先是叔本華、瓦格納的“浪漫悲觀主義”。如他所說，他自己也是這個時代的產兒，是一個“頹廢者”，他對瓦格納的批判乃是一種“自我克服”。
尼采對瓦格納和浪漫主義的批判是從以下幾個方面展開的１：
第一，浪漫主義的基本標誌是：內在的匱乏而非過剩在從事創造。由於內在的匱乏，它好作“虛假的強化”，肆意渲染激情，偏愛刺激性題材，好新騖奇，追求異國情調，對神經“施暴政”，使麻醉劑和鴉片在藝術中佔優勢。這是一種病態的藝術。瓦格納的音樂劇尤其表露了這種病象：他有痙攣的激情，過度亢奮的敏感，要求愈來愈刺激的佐料的趣味；他的主人公都是歇斯底里患者；他用來製造效果的手段與催眠術無異。瓦格納是“一個典型的頹廢者”，“一個神經官能症患者”，他集中體現了時代病。
第二，浪漫主義的激情是靈魂的喬裝和作假，誇大其辭，虛張聲勢。這種做作的戲子作風在瓦格納身上達於登峰造極。瓦格納是“史無前例的最狂熱的戲子”，“最大的戲子”，“無與倫比的演員”，他把音樂變成了強化表情姿勢的手段，變成了“戲劇的奴婢”。尼采極其蔑視戲劇和劇場，他認為劇場是藝術的下乘，是為群眾製造的東西，在劇場裡，人不再是個人，成了民眾、畜群，喪失了個人的良好趣味。現代的“劇場迷信”恰好表明了現代人的精神空虛和沒有個性。
第三，藝術應當是以感激和愛為源泉的“神化的藝術”，是對生命的肯定。然而，浪漫悲觀主義藝術卻表現了“沉重受難者的施虐意志”，用自己受折磨的印象來壓迫、限制和烙燙萬物，“向萬物報復”。浪漫主義藝術是“對現實不滿的產物”，因不滿而把目光投向過去，投向彼岸。浪漫主義藝術家是半牧師、半精神病醫生式的人物，迎合了現代人尋求麻醉和解脫的雙重需要。瓦格納戲劇的主題是“拯救”，證明他也皈依了基督教。
第四，古典風格的寧靜，單純，簡潔，凝煉是高度力感的表現，善於支配表面上對立的才能和慾望，賦予形式。相反，瓦格納的音樂是“無形式的東西”，追求音色的華麗和強烈，音調的象徵和暗示意義，使官能在音樂中佔據了支配地位。他的華美耀眼的風格乃是風格的瓦解，他的戲劇音樂乃是用戲剛歪曲音樂，根本放棄風格。
註釋：
１參看《快樂的科學》、《瓦格納事件》、《作為藝術的強力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