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4月有一篇題為《中國最大威脅:美國文化戰略及其\"第五縱隊\"》的文章,文章說,\"就在外部戰鼓擂響的同時,中國互聯網上也連續發生反對政府決策、質疑法律判決,甚至圍攻軍人和愛國人士,歪曲解讀國家政策、誤導公眾的事件。由於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被外資及接受西方價值理念的人所控制,其網絡動員能力巨大,差不多到了任意製造輿論和綁架民意的程度。\"
這樣的指控聽起來非常可怕,\"國內大型門戶網站幾乎全被外資及接受西方價值理念的人所控制\",這還了得！既然如此,作者自己的文章怎麼還能出現在網站上呢?文章既然提出了如此嚴重的\"敵對\"指控,那麼為什麼不提供堅實可信的\"敵情\"證據呢?沒有證據的指控就是不講理,就是危言聳聽。它不僅違背公共說理言之有理的起碼要求,而且還會在社會人群裡散播非理性的恐懼和仇恨。
散播非理性的恐懼和仇恨是一種非常危險的謠言,它經常就是人們所說的\"陰謀論\"和\"敵情論\"。這是一種極具傷害性的說歪理,其特徵是,缺乏證據、邏輯荒誕,但又極難證偽。由於陰謀論說理的故意含糊,被指責為陰謀當事人的一方很難找到針對指控的反證。許多陰謀論更是根本無法證偽,因此可以非常有效地將對方置於\"難以自證清白的\"痛苦和恐懼境地。
在一個誰都有可能被懷疑和判定為\"第五縱隊\"奸細的國家裡,就像在一個誰都可能莫名其妙成為\"階級敵人\"的國家裡那樣,誰能免除恐懼地生活呢?蘇聯斯大林時代有一則這樣的政治笑話:
有一隻俄國兔子跑到波蘭,碰到一隻波蘭兔子。波蘭兔子問:\"你為什麼奔跑?\"俄國兔子說:\"斯大林下令逮捕所有的象。\" 波蘭兔子說:\"你不是象,你是兔子啊。\" 俄國兔子說:\"但我沒法證明啊\"。
\"沒法證明\"就是想置你於死地的人不講理,而你卻有理說不清。這是非常危險,非常可怕的生存處境。階級鬥爭時代就是這樣。
兔子逃命的故事在一些其他國家裡有不同的版本,說明笑話故事裡的危險不只是在前蘇聯才有。這類故事往往都是用動物做主角,狗、貓、兔子、熊等等。但是,也有用人為主角的。例如,在齊奧塞斯庫時期的羅馬尼亞有這樣一個笑話:
有一個人在布加勒斯特街頭狂奔,一個叫住他問:\"你為什麼跑得這麼急?\"
\"你沒聽說嗎?他們在捕殺所有的駱駝。\"
那朋友說:\"天哪！你跑什麼,你又不是駱駝。\"
\"是呀,但是他們先開槍,然後再看你是不是駱駝。\"
這個故事裡還是有動物,故事因此有了明顯的寓言效果。但是,也有不用動物的。例如,有一個人聽說,兩個以上睪丸的男子都要被強制閹割,所以他想逃離他的國家。他的朋友對他說:\"你怕什麼,你只有兩個睪丸啊。\"他說,\"他們是先割下來再數的。\"
這類故事在納粹德國和沙皇俄國都有不同的版本。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肯尼迪紀念圖書館研究員歐米沙拉博士（Mahmoud Omidsalar）的研究發現,這個故事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12世紀的波斯文學。可見無辜定罪,先罰後查的惡劣做法在世界範圍內多麼歷史悠久。中國人也曾經吃夠了敵情和陰謀的苦頭。一次次的政治運動中,不知有多少人被冤枉,受害者先是被定罪,吃盡苦頭,飽受磨難,甚至家破人亡。然後才給予平反,恢復名譽。有的人都死了,平反還有多大的意義?其實,割下睪丸來以後還會數一數到底是個,人死了以後弄清楚了還能平反,都不能算是最壞的情況。還有割下睪丸來數,然後硬說是三個而不是兩個的。
陰謀或敵情論很容易得逞,首先是因為它富有戲劇性,許多小說、電影都以陰謀和敵情作為故事情節來增強吸引力,成為現實想像模仿的對象。在排外和敵情心理嚴重的人群中,陰謀論有著肥沃的政治和社會土壤,極易被操弄。
人類天生就有聽信陰謀論的心理弱點,人不可能充分瞭解自己的生存世界,因此會對陌生的,不瞭解的事物抱有本能的害怕和恐懼。陌生的事物並不就一定危險或有危害,但是,將不明瞭的事物視為\"敵人\",有助於在心理防禦上提高警覺,這是保障實際安全所需要的。敵我正邪的區分能夠簡化複雜的世界。對於複雜的事情,人們往往會尋找一個簡單的原因來加以解釋,而陰謀論正是簡單易懂的解釋理論,尤其是當解釋者具有某種權威身份的時候。
歪理造成的社會危害之一是讓陰謀論很容易有大行其道的機會,導致人與人之間充滿了非理性的猜疑、懷疑和難以化解的敵意。歪理或不講理是因為社會已經遭受了某些危害和已經存在著某些危機才突顯出來的。並不是因為人們普遍不講理,人與人之間才有了\"敵情觀念\"。情況可能正好相反,長期宣傳的敵情觀念給人們戴上了一副有色眼鏡,所以動不動就看到了敵人和敵情。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Abraham Maslow）所說,\"如果你有的只是一個錘子,那麼所有的東西看起來都像一個釘子\"。許多人太容易相信陰謀論,所以意識不到這是一種歪理,一經挑唆和煽動便上當受騙。我們已經有過很多這方面的教訓,今天應該認真汲取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