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公共說理（Persuasion and Argument）課上,經常會碰到的一個問題就是,有的學生在支持自己看法的理由中不知不覺地添加了不必要的"動機指責",結果反而削弱了論證的說服力。例如,在論證"抽大麻"是否應該合法化的時候,持反對意見的學生有的會說,"主張大麻合法化的人士中,有不少是吸毒成癮者,他們是為了便於滿足自己的不法需要。"而持贊同意見的學生有的則會說,"反對大麻合法化是道德保守主義的僵化思維,就像1920年代美國的『禁酒令』一樣,終究會被現代社會的發展所拋棄。"
在說理中,指責或暗示對方是"口是心非的癮君子"或"淺薄迂腐的道德冬烘",都是從反感情緒"推定"出來的"動機指責"。它會引起對方的反感,造成對立和敵視情緒,使得說理無法繼續下去。
這種說理的錯誤並非只是出現在少不更事的學生們那裡,在成年人的公共辯論裡也經常可以碰到。例如,潘石屹向美國哈佛大學捐款1500萬美元,引起是否應該將此款更妥善地捐給國內教育事業的爭論。這本來是一個很有意義的公共議題。可是,有的討論卻偏離了議題本身,添加了不必要的"動機指責"。有批評潘石屹的人說,捐款"本質就是為他孩子買門票,這是毋庸置疑的。不信?你就等著瞧吧";有贊成潘石屹的人說,"質問（潘石屹）的邏輯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流露的情緒是嫉恨、陰毒與惡意,與建立在私權與自負其責基礎上的現代道德格格不入"。
這兩種觀點雖然看似對立,但卻都犯了同一個毛病——"人身攻擊"（Ad hominem）,揣度不良或自私的動機、目的、意圖均屬此類。它的謬誤邏輯是,"因為這個人或他的動機不好,所以他說的話是錯的"。其實,一件事對不對,撇開動機也是可以討論的。良好的動機造成錯誤的言行,是經常有的事。在說理課上也會碰到這種情況,老師會告訴學生:在公共說理中,應該對事不對人,一旦把個人動機（其實是無法確證的）牽扯進去,那就難免會對人不對事了。
傳媒學者邁克爾·舒德森在《為什麼民主需要不可愛的新聞界》一書中指出,在新聞報道中經常會有這樣的"動機推定"或"動機分析",不僅會削弱報道的客觀性和說服力,而且還會造成更嚴重的負面效果,即對整個社會有害的政治犬儒主義。
例如,2001年6月《紐約時報》有一則關於布什總統參加二次大戰盟軍諾曼底登陸週年紀念活動的報道,共有10個段落,前面8段是歷史事實的真實報道,第9段轉入布什的講話演說,第10段開頭一句是:"布什先生是在利用這類公開露面的機會——最近一段時間裡這種機會很多,以提醒選民們總統負有支持美國軍方的義務。"舒德森認為這種動機分析可以理解為,報道想"藉機削弱總統此行的莊重、嚴肅,以及總統演說的誠實與真摯"。這位記者"識破總統先生自私自利的政治動因",表明自己"對政治的專門知識與感悟"。作為他自己的看法,這當然沒有什麼不可以。但是,正是由於記者是在新聞中加入了這種動機揣測的說法,他所表明的對政治動機的普遍看法——哪怕看上去再無私,也一定是自私的——已經成為一種公開表述出來的,看似深刻其實不妥的犬儒主義。
像《紐約時報》這樣的動機分析,它的語氣還是比較平和的。它暗示多於直言,且避免有強烈情緒色彩的用詞。但是,我們某些報刊上常見的動機推定,其語氣則遠為激烈火爆、尖酸刻薄,明顯帶有羞辱、貶低、挖苦、諷刺和仇恨的意味。例如,有文章說,這些年有這樣一群人,國家一出事,他們就特別興奮,國家出了成就,他們也一定要雞蛋裡挑點骨頭。"他們的名聲和影響力總是要以國家倒霉出事做墊背,他們撈取個人好處的方式就是猛戳國家的傷口,讓國家的各種痛苦更痛更苦。他們的影響力就是靠挖公眾對國家信心的牆腳挖出來的。"這樣的"深挖動機"已不再是分析和陳述,而類似訓斥和責罵;說話者也不再是平等地對待對方,而根本就是把對方當成了敵人。這樣的說辭也因此成為"動機指責"中最極端和最有害的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