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犬儒主義時,有必要區分犬儒的行為和犬儒的言論。雖然這樣的行為和言論都與犬儒\"心理傾向\"（disposition）——思考方式、個人氣質、表達習慣、情緒和性格（統稱為\"心理傾向\"）有關,但在公共領域裡的表現並不相同。有的行為雖然可能伴有一些言語,但主要是怎麼做,而不是怎麼說。例如,有的人以犬儒主義的態度對待民主和公民責任,會因為覺得民主無效或偽善而不去投票,對政治參與不感興趣,冷漠地對待公共事務。他們雖然未必有犬儒的言論,但卻有犬儒的行為。
但是,如果用言論來表達這種犬儒主義,就不能只是憑印象和直覺情緒,而是必須從道理上說明為什麼民主是無效和偽善的。犬儒的言論經常是犬儒行為的合理辯白,例如,是不想捐款在先,反過來卻說慈善機構中飽私囊；或者是見到乞丐不願意施捨（這本身並沒有什麼）,但卻反過來說當乞丐能發財,所以不想助長乞討欺騙的歪風。犬儒主義存在於人的頭腦裡的時候,是他自己的事情。但是,當它進入了公共言論空間的時候,它便成為可以分析,也值得關注的事情。分析公共領域裡犬儒主義不是在某人的言語裡\"挑錯\",而是把這樣的犬儒主義看作每個人都有可能對文明話語造成的傷害。美國傳媒學教授亞乃特（RonaW C. Arnett）和亞勒森（Pat Ameson）在他們合著的《犬儒時代的對話文明》（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一書中提出,公共領域的話語文明基礎是人際交往必需的相互尊重,缺乏這種尊重的犬儒主義是對文明公共生活的一個嚴重威脅。
\"用腳後跟想\"的犬儒主義
常有人說,\"用腳後跟想\"就知道某件事是對的或錯的,可能的或不可能的,等等。\"用腳後跟想\"是一個有不同語義的說法。有的人拿它當一個俏皮的比喻,意思是不需要專業知識,只憑常識就能知道；有的是挖苦諷刺,意思是根本沒用腦子,根本就是瞎說胡想。後一種情況經常是鄙夷不屑、武斷、自以為是的,是一種居高臨下的斥責和拒絕,意思是明擺著的事,完全沒有多談的必要。亞乃特和亞勒森在《犬儒時代的對話文明》裡把後面這種用法的\"用腳後跟想\"稱為\"習慣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也就是一種不加思考,只憑直覺和條件反射的拒絕和否定。
我在說理寫作課上,曾從這本書裡選了幾個章節給學生們閱讀和討論,因為他們日常交談中常會出現類似於\"用腳後跟想\"的說法。這些說法起到的是終止交談,而不是持續交談的作用,青少年常用語\"whatever\"就是其中之一。這是一個表示滿不在乎或鄙夷不屑的言語行為（speech act）,而不是真的有什麼實質性的語義內容,表示的是,\"不管你說什麼,都與我無關\",\"不要來煩我\"。根據馬利斯特學院（Marist College）2009和2010的一項民意調查,\"whatever\"被評為\"交談中最惹人生氣的用語\",也被普遍視為不禮貌、有冒犯性的公共用語。
如何在公共討論中避免因有意無意的不禮貌而傷害到他人?如何讓交談有效地繼續下去,而不是一談就崩?亞乃特和亞勒森的回答是,可以通過\"對話的文明\"來實現,這不僅需要尊重他人或不同意見,而且還要\"尊重話題\"（respect topic）,那就是,不要隨便把一個話題斷定為\"不值一談\"、\"不值一駁\"。\"用腳後跟想\"就是表示這類\"不值\"的一個說法。
不尊重話題經常是跟不尊重他人或不同意見一起發生的。在這些不尊重中,亞乃特和亞勒森洞察到一種想不加考慮就否定或拒絕的\"習慣性犬儒\",它又叫\"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動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他們認為,這是一種對\"公共人際關係\"有損害作用的犬儒主義。
犬儒主義的特點之一是玩世不恭、語帶嘲諷、輕蔑鄙視。它經常是某些個人的\"性情\"（disposition）特徵——性格、習性、思想習慣、情緒心情、說話腔調。習慣性犬儒主義指的主要不是這類個人性情特徵,而是在公共生活中的那種\"習慣性、平庸、不考慮的犬儒主義\"。這樣的犬儒者對討論問題根本不感興趣,他抱定自己的成見,對什麼都早已有了現成不變的想法。這個想法經常是三種\"看穿\"的結果:看穿一切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的不公正（總是為某些人的私利服務）,看穿一切價值的矯飾和虛偽（無非是被某些人利用來掩蓋他們的私利）。
習慣性犬儒主義之所以有害,不在於\"看穿\",而在於\"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紅皂白地否定,而自己又提不出正面的建議。這就變成了一種不加思考、沒有判斷,只憑條件反射說不的犬儒主義。\"判斷力\"（judgment）是一種實踐理性。一是理性,不思考、不思想就無從談理性。二是行動,思想引導行動,否則便是自娛自樂的遊戲。判斷力的主要功能就是區分不同的情況,判斷什麼情況下需要懷疑,什麼情況下需要守護信仰,並有所相應的行動。美國科學史學家斯蒂芬·傑·古爾德（Stephen Jay Gould）說:如果不學會運用判斷力的工具,而只是一味地聽從自己的希望,這就撒下了在政治上受人擺佈的種子。\"也就是說,唯有依靠判斷力,我們才能知道什麼是該希望的和可希望的,什麼是不該希望的和不可希望的。
習慣性犬儒是一種大眾性的犬儒,它有反智的傾向。但是,它並不是天生的,而是經驗性定型的結果。許多人是因為不斷被\"頭腦靈光\"的高人愚弄、欺騙、誤導,才選擇或自稱\"用腳後跟\"來想的。在我們的生活裡,確實有不少專家在用\"學術\"說假話,用貌似高深、精緻的理論包裝普通人用常識就能看穿的謊言。但是,越是這樣也就越需要人們能理性、邏輯地思考,而不是轉向犬儒。犬儒一旦成為習慣,變成自動而不加思考的反應,那麼再有根據的說服,想影響它也都很難。在這發生之前,說理可以幫助願意動腦筋的犬儒變得不那麼犬儒,對尚未頑固的習慣性犬儒應該也有教育的作用。
犬儒與希望的聯姻
美國作家傑斯·歐尼爾（Jayce O\'Neal）說:\"犬儒主義是一個狹隘的頭腦和一顆受傷的心在拒絕希望、愛和仁慈的上帝真理的時候,才產生的東西。\"人是因為失去了希望才變得什麼都不相信,包括不再相信給予生命基本意義的希望、愛、真實和信仰。儘管犬儒主義與希望看上去是互悖的,但亞乃特和亞勒森在《犬儒時代的對話文明》裡還是提出讓\"犬儒與希望聯姻\"（the wedding of cynicism and hope）的主張。他們認為,犬儒與希望並不一定非要相互排斥不可,相反,犬儒與希望的並存和正反聯繫正是我們這個時代所需要的。這是因為,我們生活在一個並不完美的世界裡,人性也不完美,我們必須把希望限制在切合實際的範圍內,需要有一定程度的懷疑和不盲,這就是犬儒主義可以派上用場的地方。
在一個不完美的世界裡同時保持清醒的頭腦和不滅的希望,這是人類的生存需要,也是一種智慧。這種智慧經常來自那些經歷過巨大的苦難,有理由因災難經驗而犬儒,但終於沒有成為犬儒的人們。奧地利神經學家、精神病學家、猶太人大屠殺倖存者維克多·弗蘭克（Viktor Emil Frankl）就是其中之一。弗蘭克在探討人生意義和人道主義的《意義的沉默呼喚》（The Unheard Cry for Meaning : Psychotherapy and Humanism）一書中寫道:\"如果我們要實現人類最好的可能,就首先必須相信這種可能是存在的,而且現在就存在。不然的話,我們就會『隨波逐流』,朝壞的方向漂去,因為人類也有最壞的可能。我們相信人類好的可能,但不能因此無視這樣的事實,那就是,真正稱得上是人道的人可能只是少數,或許永遠只是少數。但是,這正是挑戰我們每個人努力去加入這個少數。事情很糟糕,但如果我們不盡力去改善,事情還會變得更糟。\"
犬儒主義經常是在人們覺得事情很糟糕,看到壞事頻頻發生的時候才出現的。亞乃特和亞勒森稱犬儒主義是人們用來應對壞事的\"生存工具\"（survival tool）,\"犬儒開始的時候都是有原因的,犬儒並不是從真空裡冒出來的\"。同樣的現實環境中可能出現兩種不同的犬儒主義:一種是肯定有害的,另一種是可能有益的。
第一種,絕對有害的犬儒主義是習慣性犬儒,它一概否定事情有任何往好處變化的可能。這可能是因為事情確實非常糟糕,無論怎麼看都像是到了絕望的境地,完全沒有出路和希望。這也可能是因為當事人對事情的變化有不切實際的期待,\"過高的期待使人無法實現希望和夢想\"。
第二種,可能有益的犬儒主義是一種沒有放棄希望的懷疑與不相信。這是一種能對具體情況審時度勢,而非一概而論的犬儒主義,亞乃特和亞勒森稱此為\"情境適宜的犬儒主義\"（situationally appropriate cynicism ）。這是一種\"對『人類可能會是怎樣』的看法。它認識到,人對人經常是不人道的,我們對人不能太樂觀。但我們不能因此犯另一個錯誤,不再相信人能往好的方向變化\"。如果犬儒主義能夠審時度勢,那麼,它就能與希望相互平衡,\"犬儒與希望並非是對立的,而是可以相互糾正。單獨來看,犬儒和希望都是對人類的保護\",因此犬儒在人的處世方式中應該有它的一席之地。
亞乃特和亞勒森對犬儒的看法是相當正面的（儘管是有條件的）,與大多數批判者對犬儒主義的態度有所不同。一般對犬儒主義的批判也並不總是不留餘地的,但在涉及\"情境適宜的犬儒主義\"的時候,往往會用\"合理懷疑\"或\"理性懷疑\"的說法,而避免將它直接稱為犬儒主義。例如,澳大利亞政治家林德納（Robert Lindner）說:\"權威有一百個理由害怕懷疑者,在懷疑面前,權威很難生存。\"他說的那種針對權威的\"懷疑\"就是情境適宜的犬儒主義。
亞乃特和亞勒森更明確地肯定了\"情境適宜的犬儒主義\",他們認為,\"情境適宜的犬儒主義\"可以對希望形成有效限制,使希望更加能成為符合現實的\"有限度的希望\"（limited hope）。人們在希望的時候,經常受樂觀精神（過分樂觀）的鼓舞,顧不得什麼限度不限度,\"限度很難讓人接受,在感覺上,限度像是在向不良的現實投降。但是,接受限度,並不削弱我們的信念:改善這個世界是人類的一個重要任務\"。如果我們承認限度（當然是來自現實條件的限度）是必要的,那麼,什麼才是符合現實的限度呢?什麼樣的希望才是適宜的呢?在一個不民主的國家,對民主的希望往往顯得超出了現實的限度範圍,是不是因此就變得\"不現實\",就應該知難而退或者乾脆放棄呢?這並不是亞乃特和亞勒森所指的\"有限度希望\",就民主而言,有限度希望指的是,要朝民主的方向變革,但不能期待一蹴而就,即使實現了民主,也不要期待那就是完美無缺的民主。
在民主問題上抱犬儒主義,正是因為在要麼實現完美民主,要麼就完全放棄民主這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而最終倒向了後一個極端。有一位政治學教授寫了一本《民主四講》,書裡旁徵博引,為的是證明所有存在過的和現有的民主都是弊病叢生,所以民主的價值言過其實,不值得效仿,也不值得實行。主導這種論證的便是典型的犬儒邏輯,它可能導致一個更有害、更危險的結論:既然沒有必要提倡民主,那麼實行其他任何的政治制度,包括與民主背道而馳的制度又有何不可?這種結論往往都是暗示的,因為它不能理直氣壯地明說。這種暗示也是很犬儒的,因為它明明知道自己是在行騙（因此才難以啟齒）,但又照做不誤。這就是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裡所說的,\"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他們依舊坦然為之\"。
歪理與習慣性犬儒
對民主、自由、法治的否定往往借助於某種習慣性的歪曲說理,也訴諸一些民眾對這種歪曲說理的條件反射作用。習慣性的歪曲說理是,在說到這些政治觀念時,幾乎無例外地會冠以\"西方\"和\"資產階級\"一類的屬性定語,要麼明言,要麼暗示。這些屬性定語引起的是對\"非我族類\"的聯想、恐懼和排斥。在這樣的歪理邏輯作用下,民主、自由、法治便被當作了是對\"我們\"的危險和陰謀。久而久之,不必細究問題本身,只要一說起或一聽到這些觀念名詞,根本不用理性考慮,就會條件反射地做出否定和拒絕的結論。
以這種方式說理的人必然會以犬儒主義的態度對待在這些問題上的不同的意見,在根本不考慮反方意見的情況下,先已經把不同意見者確定為西方或美國的代言人和思想異類,甚至潛在的敵人。這種先入為主、死活反對的犬儒主義影響甚廣。本應該是嚴肅、深入的討論變成了敵對陣營的互相叫罵。誰只要提倡民主、自由、法治,就會被咒罵為\"美狗\"\"西崽\"\"帶路黨\"\"臭公知\"。這種咒罵也經常招來\"五毛\"\"腦殘\"的回罵。咒罵充斥在網絡和其他公共語言中,這種習慣性犬儒語言成為一種\"仇恨語言\",它違反了公共交際要求的最起碼的話語文明規範。
亞乃特和亞勒森在《犬儒時代的話語文明》中強調,公共交際領域中的任何意見都是公共行為,都應該以避免仇恨和傷害為基本要求,都應該平等和善意地對待對方。任何公共話語行為都必須以尊重不同的聲音、知識、經驗為基礎。\"尊重\"是人際交流和公共文明的最低標準,也就是說,即使對犬儒我們也不能以犬儒的方式來對待。這就需要把說理中出現的謬誤和歪理當作有害於公共交際機制和人際尊重關係的\"不文明\"行為,而不僅僅是一些個人\"失誤\"或\"歪理\"來對待。
許多說理謬誤和歪理都是因為說話者對他人不尊重而造成的,反過來也加深了說話者的成見和對他人的排斥和歧視,習慣性犬儒主義都是與某種成見聯繫在一起的。因人廢言（ad hominem,反對那個人）因為不喜歡一個人,所以就反對他的看法——是一種常見的習慣性犬儒主義說理。\"文革\"中最常引述的一條語錄就是\"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人被劃分成\"我們\"和\"敵人\",被預設為敵對的\"他們\"如果提出批評意見,那就一定是存心不良、別有用心或指手畫腳地干涉\"我們\"的內政。
\"因人廢言\"的變化形式是\"動機論\"和\"陰謀論\",它們都是以敵我兩分、非友即敵的偏見為出發點的習慣性犬儒主義。犬儒式的動機論和陰謀論有時候可以達到荒唐可笑的程度,但犬儒者自己卻照樣振振有詞。例如,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北京空氣質量低劣的報告,為此有發言人予駁斥道:\"根據國際公約,眾所周知美國使館區是美國領土,他們在那裡監測到的數據只能說明美國空氣質量不好。\"這麼說的人自己並不會真的相信這就是\"理\",但卻照說不誤,這已經超出了普通歪理的範圍,而成為一種極端的習慣性犬儒主義。
習慣性犬儒主義是一種\"我說的都對,不對的一定是別人\"的思維定勢,經常會在民族主義的說理中出現。例如,2009年3月8日《羊城晚報》報道,近年來有人批評中國人出遊時的不文明行為\"丟了中國人的臉\"。可是有官員卻為之辯護道:\"這是一種習慣而已。例如喜歡聚眾、喜歡大聲說話。你看,在機場裡、餐廳裡,大家聚一塊說話的,都是中國人。可這就是一種習慣,我們還看不慣外國人那種小聲喃喃咕咕、當著面還要相互咬耳朵呢。\"在說到中國人到美國華爾街\"騎銅牛\"的時候,這位領導說:\"如果那個銅牛不讓騎,就應該立一塊牌子,上面寫著:『禁止攀爬』。……這些是文化差異,外國人有他們的禮節習慣,我們也有自己的禮節習慣,並不能說誰對誰錯。\"只要是我做的,錯誤的也要堅持,別人批評,一定有險惡的用心,所以就算我錯了也絕不能承認,否則就是我輸了。習慣性犬儒主義的思考邏輯就是這麼荒唐。
\"認錯就是輸\",為了絕不認輸而強詞奪理,這會讓本來不傻甚至非常聰明的人自己把自己弄傻,這種人本來是想要用歪理來駁斥別人,結果非但無法把歪理說通,而且還把自己變成公眾的笑柄。例如,2014年11月22日有報道說,電子商務集團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馬雲將互聯網上假貨氾濫歸咎於易受騙和\"貪心\"的消費者。他說:\"25塊錢就想買一個勞力士手錶,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你自己太貪了。\"馬雲使的是轉移話題的伎倆,問題本來是淘寶網上有沒有假貨損害消費者,卻被偷換成消費者既想省錢又要買真貨,太貪心。事實上並沒有哪位顧客說要花25塊錢買一個真的勞力士手錶,哪裡會有這樣的傻瓜呢?這不是故意用瞎話在損人嗎?所以有網友說,25塊錢的勞力士表肯定是假的,但你能保證25000塊錢的勞力士表就一定是真的嗎?還有網友寫道:\"你說,假貨無處不在,普通的商場裡面假貨更多,只不過是淘寶網上的假貨更容易被發現而已。難道普通商場裡面有假貨,你馬雲的淘寶網上面就可以有假貨嗎?難道別人能殺人,你馬雲應該也可以殺人嗎?典型的強詞奪理嘛！同時,你馬雲明知道淘寶網上的假貨更容易被發現,按道理來說,你就更應該採取更積極、更有效的措施來整治你淘寶網上面的假貨啊。你做了嗎?\"
強詞奪理不僅僅是理屈詞窮的問題,而且是對別人的一種傲慢無禮和不尊重。強詞奪理無理強辯,沒理硬說成有理,經常言辭囂張,是一種公然藐視對方智商的回應。馬雲的一番強詞奪理,一副盛氣凌人的架勢,用譏諷來堵人家的嘴,根本不把淘寶網顧客放在眼裡,也根本不是真心誠意考慮他們的消費者權益要求並做出的善意反應。強詞奪理經常是在\"你不能拿我怎麼樣\"的心態下所故意說的歪理,雖然不像謾罵那樣明顯粗魯,但也有違文明話語的誠意和尊重要求。
在一個缺乏話語文明誠意和尊重的社會裡,說理謬誤和歪理經常發生,人們往往對此見怪不怪,習以為常。有說話權的人習慣於要怎麼說就怎麼說,而沒有說話權的人則習慣於\"聽聽而已,管他怎麼說,反正都一樣\"。這兩種都是習慣性犬儒主義,它們經常以多種形式交織在一起。這種或那種習慣性犬儒主義隨時都有可能發生在我們身上,有權的和沒權的、有知識的和沒知識的都不例外。如果社會中大多數人因為\"習慣了\"就對習慣性犬儒主義抱\"平常心\"的態度,那麼便會在整個社會中形成一種大家都滿不在乎的犬儒文化氛圍。這是一種由無數個人習慣積累而成的國民集體習慣,這種習慣本身就是一種最可怕最頑固的犬儒主義。墨西哥裔美國音樂家卡洛斯·桑塔納（Carlos Santana）說過,\"大多數人都沒有擺脫壞習慣的意願,他們有太多的借口,都把自己說成是受害者\"。習慣性的犬儒主義是一種頑固的習慣,只有習慣者自己才有可能將之打破。要學會說理,不僅要打破壞習慣,還要養成好習慣,其實擺脫壞習慣的最佳方式就是培養好習慣,而這需要我們每一個人都從自己做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