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6月,著名企業家柳傳志在小範圍座談上提倡企業人士應該\"在商言商\",引起了不小的爭議。據報道,這不是他一時興起,隨口一說,而是他由來已久的想法。2012年他在接受《財經》專訪時就表示過:中國企業家是很軟弱的階層,不太可能成為改革的中堅力量……面對政府部門的不當行為,企業家沒有勇氣,也沒有能力與政府抗衡,只能盡量少受損失。我們只想把企業做好,能夠做多少事做多少事,沒有\"以天下為己任\"的精神。今年5月,他接受央視專訪時又進一步闡述\"我只能服從環境,我從來沒有想過說堅決要給環境動個手術什麼的,我沒有這雄心壯志。大的環境改造不了,你就努力去改造小環境,小環境還改造不了,你就好好去適應環境,等待改造的機會。\"
期待企業、商業領域能與政治分離,在其他領域的許多人也有類似的想法,這是一種以\"專業主義\"為名的犬儒主義,與大學裡的只談專業、莫問政治,以及社會上的反對\"公知\"多管閒事互相呼應。這種想法主張,只要把本行的事情做好了就行,至於其他的事情,尤其是過問政治,那只是無用的多管閒事,既然管了也沒用,那還不如不管,不必自找麻煩。它把一種本來是情非得已的權宜之計標榜為本該如此的行業原則或普世之道,迎合和擴散著一種早已在中國社會中瀰漫的政治冷漠和無作為的末世情緒。
現代社會的重要標誌是社會活動的不同領域被區分開來,不同領域保持相對獨立的自主、自理和主導價值。這也是現代公民社會相對獨立於政府權力而運作的基本原則。早在文藝復興時期,也就是現代商業開始發展出自己獨立領域的歷史時刻,\"在商言商\"就已經被提出來了。它要求商業領域在道德和價值觀上擺脫基督教和教會的控制,建立起自己的規範。商業領域是新興的市民社會的一部分,在這個領域中的市民自治、自理有助於完善整個市民社會,也有助於提高市民普遍的自我管理能力。\"商業\"或\"商務\"（business）的最初意思是\"公共事務\",而任何公共事務都不可避免是政治性的事務。
文藝復興時期的\"在商言商\"為商業領域選擇和確立的價值觀是追求財富是正當的,但財富不是本身的目的,而是市民生活、國家和文明的基礎。這種財富觀與政治理想是聯繫在一起的。商業是文藝復興時期的城市生存和繁榮的根基,但基督教的財富觀,尤其是聖法蘭西斯倡導的\"守貧觀\"與城市的市民生活嚴重脫節。從15世紀初開始,佛羅倫薩的知識精英積極肯定財富的價值,在他們看來,財富是幸福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偉大的人文主義者萊奧納多·布魯尼（Leonardo Bruni）指出:\"財富是非常有益的,因為它不但對擁有它的人是一種榮耀,而且也是實踐美德的手段,有助於他們的兒孫後代,他們可以利用家財輕而易舉地獲得有尊嚴和顯著的地位,猶如我們的詩人所說『出身寒門的才子很難平步青雲』。因此,為了我們自己,更重要是為了我們的孩子,我們應該盡可能地增加我們的財富,因為在哲學家的眼中,財富屬於美好事物之列,而且與幸福密切相關。\"
商業領域的區分使得它可以在道德觀上擺脫基督教的傳統觀念,例如,基督教所鄙視的\"貪婪\"在商業領域中得到了肯定,而這更是對自然包含貪婪的\"人性\"的肯定,這樣的人性觀在當時具有重要的政治含義。正如波焦·布拉喬利尼（Poggio Bracciolini）在《貪婪論》中所指出的,\"貪婪\"或\"佔有慾\"是人的本能,追求財富是符合人性的行為,更重要的是,物質佔有慾和財富是市民生活、國家和文明的基礎,否定財富、否定人的佔有慾就是動搖和破壞正常的社會秩序和人類文明生活的根基。這些都無疑是最早的\"在商言商\"的政治見解。
與歷史上富有政治進取心和變革精神的\"在商言商\"相比,當今中國的\"在商言商\"提出的是\"非政治\"的要求,它是一種但求偏安、不求政治進取的無原則的忍讓、妥協和退卻。由於完全沒有政治抱負,它的最高\"成功\"目標只能是賺錢,它的基本價值也只能是\"賺錢就好\"和\"為賺錢而賺錢\"。不管國家的政治狀況如何,也不管是什麼性質的政治權力,它都能逆來順受、泰然處之。這種對權力的遷就與公民社會要影響和制衡權力的理念是背道而馳的。這樣的\"在商言商\"只會攀附權力,並強化它無所不在的控制權力,而不可能成為公民社會的一個最重要的自治和自理領域。從這一點來說,\"在商言商\"已經從它歷史上的政治變革動力蛻變為一種政治上的反動。中國企業界人士有的並不認同這樣的\"在商言商\",並且已經有所抵制,因此沒有理由對公民意識在中國的覺醒抱悲觀的態度。
在民主社會的歷史發展中,企業人士不是一些只善於賺錢、光顧著自己一心賺錢的人們,他們是公民群體的重要部分,積極地為發展和維護公民社會有所貢獻。19世紀托克維爾訪問美國,對美國的公民素質和公民社會留下了極深的印象。他感歎普通美國公民的民主知識和實踐能力,認為他們對政治懂得比歐洲的政治家們還多。他說:\"只有長期以來慣於自治和政治知識普及到社會下層的民族,才適於採用這套（民主治理的）辦法。我對美國人在解決來自聯邦憲法的無數難題方面表現的高超知識和能力,真是佩服得五體投地。\"令托克維爾佩服得\"五體投地\"的那些美國公民中也包括了美國的商人。
美國歷史學家布爾斯廷（Daniel J. Boorstin）在《美國人:建國的經歷》中說,美國的商人（businessmen）是一些非常關心公共事務的精明的公民。他們是從獨立革命到南北戰爭時期西部新興城市的產物和締造者,\"他們並不是歐洲城市中那種富有野心的銀行家、商人或者製造商在美國的翻版。他們也不是美國的富格爾（文藝復興時期的德意志金融家家屬）或梅迪西（佛羅倫薩銀行家和統治者）或羅思柴爾德（18、19世紀的猶太銀行家）或者柯克賴特（18世紀英國棉紡大亨）,他們迥然不同。他們的事業和理想是美國人對社會理想的一種象徵,因為他們是巨大發展時期朝氣蓬勃的美國城市居民生活方式所產生和培育起來的。\"美國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是以公民社會自治為主要特點的,這樣的生活方式離不開人數眾多的精明的公民,也造就了關心公共事務的公民和公民商人,也可以叫他們\"公民企業家\"。
這個意義上的\"商人\"或\"實業家\"與人們今天所熟悉和鄙視——儘管在心裡暗暗羨慕——的\"生意精\"是不同的。這些生意人確實非常精明,但他們的精明是用在為自己發財,甚至發不義之財上。他們與政治權貴結成不神聖的同盟,是公眾利益的損害者。但是,在早期的美國,若說一個人是\"辦理實務的人\"（man of business）,則主要是說此人從事公共事務。1752年英國哲學家大衛·休謨就把公元前5世紀傑出的雅典政治家伯裡克利（Pericles）說成是\"辦理實務的人\"。在今天的中國,公民\"商人\"這個早期的重要政治含義似乎根本就不存在,\"商人\"或\"企業家\"指的是那些純粹從事金錢商業活動、以賺錢為業、以牟利為最終目標的人士。
所幸的是,具有現代公民意識和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與福祉,在商業和公共事業上都很有成就的\"企業家\"和\"商人\"並沒有絕跡。今天美國的比爾·蓋茨、戈登·摩爾、沃倫·巴菲特,都延續美國本土的一些早期實業家的傳統。用布爾斯廷的話來說,\"只需稍微瞭解一下美國早期的『實業家』是何許人,他們幹些什麼,以及他們對自己的工作如何想法,就可以看出把他們描述為僅是從事商業活動是何等的不確切\",\"把他們說成是一種特殊的、美國型的社會的締造者和領導人,倒更恰當些。在他們起先的信念中,公眾和個人的興旺發達是融合在一起的。他們是從歐洲舊世界所未見到過的一種社會狀態中誕生的,他們是美洲新世界的特殊產物。\"在美國有許多這樣的實業家事例。從身份和經濟實力上說,他們是社會的精英,但是,社會精英並不自動就是在起社會作用的好公民。而且,社會精英更不等於是社會正義的推動者和積極變革的領導者。當今中國缺少的不是實業家,而是有公民意識、有社會擔當和領導者氣魄的,並能在政治變革中積極發揮作用的實業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