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2月,莫言在瑞典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時候表示,雖然他的小說裡有政治,但是,\"如果你是一個高明的讀者就會發現,文學遠遠比政治要美好。政治是教人打架,勾心鬥角,這是政治要達到的目的。文學是教人戀愛……我建議大家都關心一點教人戀愛的文學,少關心一點讓人打架的政治。\"且不說莫言對政治的人性價值理解是否恰當,僅就他討厭政治,建議讀者少關心政治而言,他似乎是一個患有\"柏拉圖創傷症\"的作家。
2500年前,柏拉圖因為蘇格拉底被判罪,對個人能否通過公共言說,能否有效說服他人,甚至對個人想法是否能在公共事務中發生作用,產生了深刻的懷疑。在柏拉圖看來,蘇格拉底被處死證明\"蘇格拉底向公眾表達自己的想法全然無效\"。批評家多蘭把這種哲學家對城邦政治的恐懼、厭惡、疏遠稱作為\"柏拉圖精神創傷\"。\"柏拉圖精神創傷\"也成為作家、藝術家患有政治恐懼症的代名詞。
然而,文學的公共性決定了文學作家不可能真的躲避到美好的非政治\"戀愛世界\"裡去。亞里士多德說人是政治的動物,說的是城邦政治中的自由之人。只要文學不是作家自娛自樂的\"玩意兒\"或者逢場作戲的精緻遊戲,文學和作家的公共性便與政治性不可分離。正如批評家皮羅所說,文學是一種言論,言論的目的是\"說服\",而說服是一種\"特別具有政治性質的言論\"。這是因為,用以說服的是個人自由而獨立的\"想法\"。這種自由不只是存在於作家一個人的內心,而且更是他在選擇一種能與他人共同提升自由價值的生活方式。
政治哲學家阿倫特強調,表達\"想法\"是要求在公共領域中表達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向他人展示自己,公開地讓他人能夠看到和聽到自己。雅典人把在公共事務中展現自己當作是公民的職責和光榮,相反,在私人領域中獨精其技、獨善其身,那便是已經選擇了默默無聞。作家是通過文學寫作在公共領域中獲得認可、取得聲譽的公民。文學家的看法之所以特別被公眾注意、重視,是因為他通過自己的公共寫作成就,獲得了知名度,證明了自己的思考能力、展現了內心的自由和豐富。
作家對具體事情的看法和意見不見得總是比一般人高明,但卻比一般人更具有\"能見度\",因為作家是社會中更受人關注的人物。而且,作家具有運用語言文字的能力、擅長與他人溝通,也更有可能說服他人。作家可以直接通過文學的文字,也可以運用非文學的文字（評論、雜文、論述、訪談、講話、辯論等等）來傳達他對世界和事物的看法。在公共領域中,作家的個人身份首先是\"公民\"而不是\"說故事的人\"。
作為一個公民,作家是在公共生活中有話要說的人,他的故事這時才成為他在公共生活中要說的話。這是一種需要作家用道德勇氣和自由意識來實現的個人行為,只有當在現實公共生活中有真話要說,而且確實能把真話自由、公開地說出來的時候,文學才成為一種體現人的主體價值的社會行動。在不允許說真話的環境中,文學的這種行動變得困難而且危險,作家承擔自由重負的方式也會有所不同。
500年前宗教改革時,馬丁·路德在與羅馬天主教會抗爭的時候,特別強調\"內在的人\"和\"外在的人\"的區別。自由涉及人的精神世界和來世命運,與人的肉體和現世處境無關。在現實世界中不自由的人,他在精神世界中仍然是自由的,這是一種任何政治力量都無法剝奪的,使得所有平凡之人都能成為具有神聖尊嚴之人的那種自由。作家應該是最懂得也最需要這種自由的人。
自由的意識給人抵抗的勇氣,也給人抵抗的理由,這首先是一種精神的抵抗,因此離不開精神的信仰。俄國基督教存在主義者H. A. 別爾嘉耶夫在《精神王國與愷撒王國》中寫道,\"人的個性自由不能由社會賦予,就其根源和特徵而言也不可能依靠於社會,它是屬於作為精神性生物的人的。……個性自由不可剝奪,規定了社會權力在人身上起作用的界限,不是由自然界決定的,而是由精神決定的。\"超然而普世的信仰發現和肯定了人的精神自由,\"假如沒有高踞於世界之上的真理,那麼人就整個地服從於必然性和自然界,服從於宇宙或社會、國家。人的自由在於,除愷撒王國外還存在著精神王國。上帝的存在在人身上的精神存在中體現出來。……可以說,上帝的存在是人的自由的特許狀,是在人為爭取自由而與自然界和社會的鬥爭中對人的內在辯護。\"
來自精神信仰的自由使人高貴,這是一種新的良心自由原則,人的內在精神世界不受世俗國家和權力干預,因此有了普世的意義。在今天的社會裡,許多作家也許已經不再負有這樣的自由使命,但他們仍然不可能是將自由視為可有可無的人,在他們對自由價值和自由的政治支支吾吾、欲言又止、言不由衷的時候,暴露的其實是自己飽受驚嚇的\"柏拉圖精神創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