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基督徒一旦對上帝和教會失望和幻滅,往往並不會拋棄原有的信仰成為一個無神論者,而是會成為一個犬儒主義者。犬儒主義因此成為他為宗教信仰付出的代價。基督徒應該是有信仰的人,但是,不少基督徒因為痛感宗教人士的腐敗而對教會失去信任,或者因為目睹、經歷了太多現實苦難,而對上帝的公正甚至上帝的存在失去信心。他們不再相信人類還有由上帝的應許所體現的希望,因此無法在內心深處再誠實地堅守自己的信仰。應該如何來看待這些\"吃盡苦頭的犬儒\"（jaded cynics）?對這些陷入了犬儒主義的基督徒來說,走出絕望困境的出路又在哪裡呢?這些是基督教作家貝爾斯（Andrew Byers）在他的《沒有幻覺的信仰:跟隨犬儒聖人耶穌》（Faith without Illusion: Following Jesus as a Cynic-Saint）一書裡提出並要回答的問題。
宗教的和世俗的犬儒主義
貝爾斯討論的\"犬儒主義\"不一定就叫犬儒主義,也可以叫\"筋疲力盡\"（burnout）、\"明白過來\"（enlightenment）、\"看穿\"（seeing through）。不管怎麼叫法,那都是一種由於幻滅（disillusionment）而進入的思想狀態。幻滅者覺得自己終於\"徹底看穿\",終於做出了拋棄幻想和幻覺的正確決定,終於把握住了真正的\"現實\"。
貝爾斯指出,這是一種以\"絕望的現實主義\"面目出現的犬儒主義。一個人認為自己已經走到了人生認知的\"現實主義\"終點,這種幻滅感本身就是一種對末路的幻覺。陷入犬儒主義幻滅感的人們只需要再往前走一步,就能加入到許多\"有希望的現實主義者\"（hopeful realists）中間去。
幻滅並不一定是壞事,拋掉幻想可以是一件好事。德國信義宗牧師、反納粹神學家迪特裡希·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1906—1945）說:\"對個人和群體來說,幻滅的震盪來得越快越好。\"人必須拋棄虛假、偽善的信仰,才能建立經受得起考驗的真正信仰。貝爾斯指出,關鍵是,不能因為拋棄虛假、偽善的信仰而從此全無信仰,墮入徹底懷疑主義和犬儒主義的深淵。信仰者在經歷了幻滅震盪後,放棄假大空的理想主義（idealism）,可以也應該戰勝陷人於絕望的犬儒主義,下面這一步便是\"抱有希望的現實主義\"（hopeful realism）。抱有希望的現實主義才是真正的信仰,耶穌體現的便是這樣一種經受住懷疑和動搖考驗的,並去除了幻想的信仰。
只有信奉基督教的人士才能成為基督教群體中的犬儒主義者。無神論者和世俗的思想者不相信基督教,雖然如此,但他們並不能算是對基督教抱有犬儒主義。他們既然從來就不相信基督教,對基督教從來就沒有信仰,與然也就談不上對基督教有什麼幻滅或失望。
在基督教群體裡,犬儒主義是那些曾經有過理想主義基督教信仰,但後來對這個宗教信仰的實質意義產生懷疑,乃至不再相信,予以拋棄的人們。他們以前把基督教當成唯一的信仰和希望,一旦幻滅便萬念俱灰,茫然不知所從。他們看不到未來,也看不到希望,因此陷入犬儒主義。
無神論者和世俗思想者與基督徒不同,他們不相信基督,不等於沒有別的信念或信仰；他們沒有基督徒的希望,不等於沒有別的希望。對於落入犬儒主義的基督徒們來說,犬儒主義是他們宗教信仰的代價,而這種代價是與非基督徒或非宗教信仰者無關的。
宗教是一種意識形態,對宗教意識形態的失望和幻滅會導致犬儒主義,對世俗意識形態的失望和幻滅同樣會導致犬儒主義。在這兩種不同的群體中的人,都是越相信就越有可能失望和幻滅宗教意識形態是至高無上的,同樣,世俗意識形態也可能被抬高到這個程度。一種意識形態越是被抬高到絕對正確的地位,也就越可能使曾經信奉過它的人陷入犬儒主義。
如果把世俗的意識形態當作一種\"信仰\",那麼,既然犬儒主義可以是宗教信仰的代價,它也同樣可以是世俗信仰（意識形態）的代價。信仰一旦動搖或破產,犬儒主義必定大面積地在社會中滋生和蔓延。
意識形態與現實世界的\"不協調\"導致犬儒主義
意識形態是一個由種種觀念（理論）構成的思想系統,在一個群體中,人們接受某個意識形態,並不是因為他們知道那種種觀念是真實的,而是因為那些觀念讓人們對許多複雜的問題有了簡便的現成答案。
這些都是既無法證實,又無法證偽,因此是絕對正確的意識形態\"理論\"。因為絕對正確,所以只要灌輸下去就行。接受者無須自己去探究這些觀念和理論的真實性,他們只要拿來套用便可。同時,意識形態可以讓一個人能很容易融入眾人一起信奉某主義的群體之中,相反,如果他不接受這個意識形態,就會被這個群體排斥。
意識形態幫助個人對複雜問題有筒單、易懂的答案,並能找到一個現成的信仰群體,生活也就變得容易多了,也合理多了。對個人和集體來說,意識形態提供的兩個幫助——簡易的答案和現成的認同群體——都是實用性的,與它在道德倫理上是否正確或在認知上是否合理並沒有必然的關係。德國納粹擁有的意識形態雖然非常邪惡,但非常有效,便是一個例子。
揭露意識形態的作用,而不是它的具體內容,是馬克思曾經運用過的意識形態批判方式。在批判基督教時,他並沒有在神學上與基督教神學家們展開辯論。用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的話來說,馬克思所揭露的是,\"（基督教）宗教的唯一作用就是在屈從者（the subjugated）心裡建立起一種永遠的、無聲的犧牲意願（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29）。馬克思的批判同樣適用於對世俗的意識形態（各種各樣的\"主義\"）的批判。任何一種政治意識形態（\"主義\"）的基本作用（雖然不是唯一作用）都是在普通民眾心裡建立一種對某些人永遠的、無聲的、不加思考的服從。
宗教的或世俗的意識形態,一旦它的美好允諾與人們對現實世界的醜陋真實感發生了嚴重的矛盾、衝突和不協調（incongruity）,犬儒主義便會不可避免地產生,先是在少數的一些人那裡,後來漸漸蔓延開來,遍及大面積的人群,以至於整個社會。《聖經》裡記載的信仰失落者,那種對上帝失望和抱犬儒式懷疑的人,是個別的,而今天,貝爾斯在《沒有幻覺的信仰》中討論的基督徒犬儒主義則已經遠不止是少數人的個別現象。
《聖經》裡記載的最著名的信仰失落者是《舊約》裡的約伯。約伯是個敬神、避惡的虔誠信徒。上帝和撒旦賭約伯的虔誠,上帝對約伯的考驗開始了,約伯的綿羊、牛和駱駝被殺死,僕人喪命,兒子們和女兒們也相繼死去。約伯失去了一切,最後也失去他的健康,整個身體\"從腳跟到頭頂都長滿毒瘡\",變了形。約伯坐在灰堆中刮自己的皮肉。只有他妻子還留在他身邊。但她把約伯從自己身邊推走,說你還堅持你的虔誠嗎?你棄掉神,死了罷!\"約伯的妻子是第一個對上帝起不信,對上帝憤怒的女人。
但是,約伯要堅守他的信念。他開始時堅定地忍受痛苦。繼而從忍受變成哭訴。他抱怨自己的命運,但願從來沒有出生。約伯是向三位朋友哭訴的,他的哭訴因而有了向旁觀者控訴的性質。這種控訴讓他的三位朋友非常不安。對上帝的怨言,他們連聽到了都覺得害怕。他們斷言,約伯的不幸,如同世界上所有的禍害一樣,是上帝對人犯下過失的懲罰。他們要求約伯停止哭訴,並且思考他的罪孽和罪責。對這些信神的朋友來講,上帝一定是正義的,過錯一定是在約伯身上。
對此約伯感到憤怒,所以他的哭訴變為真正的控訴。他願意忍受痛苦,但不願意忍受他是罪有應得。他為自己辯護道,我是虔誠的,但上帝還是詛咒我；我是無辜的,但上帝還是置我於不顧。我是無辜的！約伯甚至代表人類世界在控訴上帝,因為上帝允許了一個道德上顛倒的世界那些喪盡天良者\"究竟為什麼活著,活得長久並且財產越來越多?窮人為什麼挨餓?那不是因為他們不信神,而是因為富人把他們搾乾。窮人必須磨別人的油,自己什麼也留不下,為別人搾果汁,自己卻口渴難忍。富人取走挨餓者的糧食,\"而上帝卻不讓他們下地獄……天光一亮,兇殺者起身,勒死窮人和可憐人\"。
《聖經》裡的亞薩（Asaph）是一位古代的樂師和詩人,大約公元前1000年,大衛王統治的時期,亞薩是信徒崇拜上帝的引導人。《舊約》中的\"詩篇\"（psalms）有一些就是他寫的。他像約伯一樣看到上帝的應許與他自己的生活經驗不相符合,為此憤憤不平:
我見惡人和狂傲人享平安,就心懷不平。
他們死的時候,沒有疼痛。他們的力氣,卻也壯實。
他們不像別人受苦,也不像別人遭災。
所以驕傲如鏈子戴在他們的項上。強暴像衣裳遮住他們的身體。（73:3-6）
他們的口褻瀆上天,他們的舌譭謗全地。
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裡,喝盡了滿杯的苦水。
他們說,神怎能曉得?至高者豈有知識呢?
看哪,這就是惡人。他們既是常享安逸,財寶便加增。
我實在徒然潔淨了我的心,徒然洗手表明無辜。
因為我終日遭災難,每早晨受懲治。（73:9-14）
迪克·基耶斯在《看穿犬儒主義》一書中就此寫道:\"和約伯一樣,亞薩悲歎,在這世界上好人無好報。他以犬儒的眼光看待信仰上帝的回報,認為以一生來敬拜上帝,也不過是『枉然』,這種失望比嘲笑上帝更令人悲哀。\"亞薩似乎已經預見到,後現代的人們會為這個問題絞盡腦汁:\"我思索怎能明白這事,眼看實系為難。\"（73:16）和約伯一樣,亞薩弄不懂,為什麼神給人的應許,神說的人間要揚善避惡,實際上都不是那麼一回事,而\"對上帝影響世界的犬儒主義看法卻有時如此有道理\"。這種犬儒主義的蔓延削弱了基督教在美國的道德影響力。但是,這不能全怪那些受到犬儒主義影響的信徒,是生存環境的惡化使得他們走上了犬儒主義之路。
犬儒主義是死路,理想主義是鬧劇
在《沒有幻覺的信仰》一書裡,貝爾斯承認產生犬儒主義的現實原因:\"犬儒主義經常是從痛苦的失望中產生的——當信仰的基礎在我們腳下突然猛烈崩塌\"。他認為,是\"教會\"這個體制本身的嚴重弊病造成了信徒們的幻滅和絕望,特別有害的就是以假大空的理想主義語言所做的宣教,它完全不能正視普通民眾和教徒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和體驗到的失落、失望和幻滅。大衛·費勞厄斯（David D. Flowers）在介紹《沒有幻覺的信仰》的《擁抱\"希望的現實主義\":為什麼犬儒主義是死路,理想主義是鬧劇》（\"Embracing 『Hopeful Realism\': Why Cynicism Is a Dead End and Idealism a Farce\"）一文中寫道:從布道壇上冒出來的那種理想主義,都是用空洞的陳腔濫調和陳舊的感傷濫情來包裝的,從教士們善意的唇間流出,就像人們在醫院的病房裡或葬禮接待室裡勉強找出一些愉快的話語,安慰病人或死者家屬一樣。許多宣教的話都只能在安全、清潔的郊區才有人會聽。\"
這樣的宗教說教是脫離現實的,無法讓受犬儒主義影響的失望者重新對基督教煥發出真正的信仰,就算他們星期日還有時會上教堂,那也是出於習慣而不是因為他們真的能在教堂裡找到他們靈魂裡已經失去的精神、信仰和希望。
許多人沒有任何信仰和希望,產生這樣的犬儒主義也是由於美好的理想與不美好的現實經驗之間存在著嚴重的乖訛和不協調。任何一個人但凡有點頭腦,只要良心未泯、理智未失,不管他的政治信仰曾經多麼虔誠,都不可能仍然裝出天真無邪、滿心虔誠的樣子。信仰的失落,不能怪他們受到外來不良思想的影響,也更不可能指望那些裝模作樣的空洞宣教或迴避現實問題的\"意識形態教育\"去重建他們的信仰。問題的關鍵不在於要不要意識形態教育,而在於要什麼內容、什麼方式、什麼人來從事的意識形態教育。
《沒有幻覺的信仰》承認基督徒失落和失望的現實起因,基督徒的犬儒主義針對的不是有沒有上帝,而是有沒有好上帝。愛爾蘭裔英國知名作家及神學家克利夫·史戴普·路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眼看著妻子患骨癌痛苦離世,在《眼見悲哀》（A Grief Observed,London: Faber & Faber,1961）一書表達的正是這樣一種失落和懷疑:\"我想,我大概不會停止相信上帝。真正嚴重的問題是如何相信上帝做的這些可怕事情。我害怕的結論不是『根本沒有上帝』,而是『上帝就是這副德行,不要再欺騙自己了』……我遲早必須清醒地面對這樣一個問題,除了我們自己飢不擇食地一廂情願,我們到底有什麼理由相信上帝?……（上帝）是好的』嗎?所有的顯見（prima facie）證據都指向相反的方向。\"
路易斯是在人的存在意義上訴說他的悲哀,如果他不能回答自己的宗教信仰疑問,那麼,他就難以為自己找尋到人存在的根本意義。對他來說,如果沒有善惡區分,如果上帝不能始終站在善的一邊,呵護善、體現善,人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生命還有什麼意義?這種懷疑和失望是合理的,不應該要求人像能鳥一樣把頭埋進沙子,裝作什麼事都沒有的樣子,盲目地稱讚上帝偉大和世界美好。這種鴕鳥式的信仰其實就是費勞厄斯所說的\"鬧劇式的理想主義\",它無助於克服犬儒主義,相反,它根本就是造成犬儒主義的罪魁禍首。在人存在的意義上說,人不能在虛無主義和犬儒主義中沉淪,如果不得不如此,那其實是雖生猶死、生不如死,人必須克服犬儒主義才能有意義地生存下去。雖然人生苦短,但人不能沒有希望地度過短暫的人生,這是人存在於世的重負,也是人的宿命。
對於一個基督徒來說,他只有一個上帝可以相信或不相信。但是,對於一個現代國家的公民來說,他並不注定非要相信某個主義不可,也不是只能相信這個主義。他可以相信別的主義,或者什麼主義都不相信,而照樣做一個有道德堅守的人,照樣能遵循自己的道德信念,身心健康、快樂幸福、滿懷希望地生活。這樣的道德信念自然不只是對他個人有意義,而且應該與一個好社會的價值觀相一致。與人的價值觀和道德信仰有關的意識形態（對\"善惡\"和\"是非\"的想像、期望和設想的總合）並不就等於由政府權力規定的政治意識形態（官方意識形態）。美國人類學家克利福德·格爾茨（Clifford J. Geertz）指出,國家出現社會和政治的危機,並且因迷失方向而產生文化危機的時候,正是最需要意識形態的時刻。當今中國面臨的正是這樣的危機,其徵兆之一便是廣為瀰散的犬儒主義。在這個時刻,社會需要的不只是一種官方意識形態,而且更是一種能真正有效地幫助絕大多數人不僅對未來有信心,而且在當下能做出正確善惡和是非判斷,並以此指導自己日常行為的意識形態。這樣的意識形態不能靠自上而下灌輸而成,而是必須從公民社會的基層開始,經由民主政治的核心價值觀不斷得以確立、完善和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