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cynicism）並不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文概念,只是因為我們覺得可以用它來言說許多其他概念無法說到點子上的事情,這個概念才在中文裡有了根基。我們通常是用概念說事情,而不是談論概念本身,但是說著說著,可能就被引向對概念本身的思考。一旦我們開始對許多不同的事情運用"犬儒"這個說法,我們就會想瞭解,它到底是一個怎樣的概念。
"犬儒"開始的時候並不是一個文化概念,而只是對個別現象（如犬儒始祖狄奧根尼的古怪言行）的直接認識。它是具體的,也是表象的。今天,我們把犬儒用作一個綜合多種現象的文化概念,它通過重新聯繫和組合,把現代犬儒主義的一些不同方面加以集合。這樣一來,它就不能只是局限於個別行為表現,而是必須予以更加全面的整合。我們不妨從一些基本的犬儒形態——古代犬儒和現代犬儒、抵抗的犬儒與順從的犬儒、無權者的犬儒與有權者的犬儒、普通人的習慣性犬儒與精英分子的知識犬儒——來整合瞭解與我們現今文化狀態有關的現代犬儒文化。
古代犬儒與現代犬儒
說起古代犬儒主義,人們首先會想到那個住在舊木桶裡、叫馬其頓年輕的君主亞歷山大王不要擋他太陽的狄奧根尼（Diogenēs,約公元前412—前324）。對這位與柏拉圖同時代的犬儒怪人,歷史上並沒有確切的記載,早在古代,他已經就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文學性人物。對此,美國政治學教授恰羅普卡（William Chaloupka）在《人人知道:犬儒主義在美國》一書裡寫道:"傳說中的狄奧根尼是犬儒的典範,在古希臘時代就推行犬儒的原則。狄奧根尼的真人事跡不明,令歷史學家們苦惱不已。但這正是他的魅力所在,這個如此能引起讀者共鳴的人物角色,正可供他們發揮想像,添油加醋,重新創造。從一開始,狄奧根尼就是一位明星。"[1]
狄奧根尼所代表的古代犬儒把文化和文明秩序視為對人的敗壞。古代犬儒要把人重新放置到一個能超越這種秩序的基石上,那就是"自然"。自然並不只是"萬物自然"（elemental nature）,而且更是"人性自然"（human nature）。他們認為,唯有以自然代替社會文化,人才有望化解來自文化影響的對未知因素（神念、神力、來世）的恐懼和焦慮。這一觀念影響了古希臘、羅馬的一些思潮（如斯多葛派）,也影響了不少近代思想家（如盧梭）。超越文化規範、法律、傳統,就會對外在的"好東西"（財富、權力、名聲和其他由攀比而來的成功）不以為意、無所欲求。這是獲得更真實、更確實、更自由的滿足和幸福的不二之途。這種自由就是人的主體純真（subjective innocence）。
古代犬儒以戲謔為樂,喜好諷刺和嘲笑。戲謔乃人性的天然喜好,古代犬儒主張"依照自然生活",指的是內在的人性自然,不是令人賞心悅目、心曠神怡的外部自然。自然美景也是一種"好東西",與其他來自外部的"好東西"一樣,它也會成為人主體自由的羈絆。犬儒主義的原則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都要保持一種戲謔的純真。一條狗在暖和的陽光下,快樂地在地上打滾,這是出於本能的動物純真,但是,犬儒所主張的天然純真與此不同,那是一種經過理性選擇的,並有理性原則的天然純真。陽光燦爛也好,疾風暴雨也罷,犬儒的天然純真都對此無動於衷、泰然處之,因為他的快樂來自內心的自由,而不是外部的犒賞。
在雅典城邦裡,奉行人性自然的狄奧根尼是個異類,他拒絕相信的是雅典城邦最引以為傲的政治秩序和哲學。他是一個流亡到雅典的外來客,沒有家庭和名聲的羈絆,這反倒成全他當一個徹底的旁觀者。絕大多數雅典人都相信他們的民主秩序,但是狄奧根尼告訴他們,這是一個靠不住的制度。他對雅典哲學家們的政治和美德學說同樣嗤之以鼻,對雅典的那種蘇格拉底式辯證說理（dialectic）也不以為然。他故意用自己那一套身體表演的"不說理之理"來顛覆話語的說理,在他眼裡,話語言辭不過是一種表象的遊戲。
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一書裡稱狄奧根尼是"抵抗表象遊戲的第一人"。在狄奧根尼看來,國王和哲學家是政治和社會表象遊戲的高手和得利者,比起譏諷國王來,他更喜歡捉弄哲學家。斯洛特迪克說了這樣一個狄奧根尼對哲學家的惡作劇,"柏拉圖把人類定義為無羽毛的雙腳動物,受到人們的讚賞。狄奧根尼把一隻公雞拔光了毛送到柏拉圖的學校裡說,『這就是柏拉圖的人』"。狄奧根尼曾經是蘇格拉底的學生,柏拉圖反過來嘲笑狄奧根尼,"這個人就是瘋了的『蘇格拉底』。"意思是說,你這個瘋子,蘇格拉底怎麼會有你這樣的學生！[2]在雅典的正經公民眼裡,狄奧根尼正是一個"瘋子", 一個和流浪狗差不多的人物。他以近於瘋狂的身體表演提醒那些正經公民們:你們的生活方式、物質慾念、政治權力都是違背自然的,都是罪惡和可恥的,你們只有拋開那些造作虛偽的習俗,擺脫那些繁文縟節和奢侈享受,才能得到人應該享受的真正幸福。
狄奧根尼用極端的刺激手段勸諭世人,冷嘲熱諷、尖酸刻薄。斯洛特迪克說,"他開啟了用諷刺來抵抗的傳統,開創了一種不文明的啟蒙（uncivil enlightenment）。"[3]狄奧根尼憤世嫉俗的啟蒙方式混雜著積極的和消極的兩種因素。他想要開啟世人,但並不文明,他是權力、金錢面前的卑賤弱者,但卻要佔據一個有批判主張的強者位置。他過著一種在眾人看來像狗一樣的生活,但卻堅持這是最適合人類的自然活法。正如文化批評家戈德法勃（Jeffrey C. Goldfarb）在《犬儒社會》一書中所說,犬儒主義對後世有積極影響也有消極影響,"『犬儒』這個詞也有正反兩種不同的意味","在狄奧根尼以後的時代裡,犬儒主義哲學有過許多曲折和變化,對權力有批判的,也有忍耐的,還有為之辯護的。到羅馬帝國的時候,犬儒就已經變成了一種對現狀逆來順受的教條"。[4]
古代犬儒主義從公元6世紀開始失去影響,"文藝復興"時期再度影響西方的一些思想者,這時候它已經演化為一種以揭露主流文化虛偽價值觀為主要目的的諷刺、詼諧文學手段。犬儒主義被一些重量級文學家和思想家用作批判工具,包括伊拉斯謨、蒙田、托馬斯·莫爾、拉伯雷、本·約翰遜、斯威夫特、盧梭、狄德羅和尼采。[5]這個時期的犬儒主義已經與狄奧根尼沒有多大關係,它對後世的主要影響就是幫助形成了現代犬儒主義的一些文字風格和話語特徵。這些特徵在當今中國的大眾犬儒主義表現中也頗為常見,例如,文字遊戲（諧音或雙關語,如"磚家""叫獸""草泥馬"）、詼諧故事（政治笑話和段子）、尖酸刻薄抖機靈（順口溜、打油詩）、挖苦諷刺（正話反說、反話正說）、粗俗搞笑（痞子文學、惡搞經典）、語言顛覆（無厘頭、搞笑、戲說）、文字遊戲（如"打醬油""猿類"等等）。
對文藝復興後的犬儒主義演變,文化批評家凱爾德維爾寫道:"18世紀初,犬儒主義的現代定義已經出現,現代犬儒主義的特點已經不只是挑錯、尖刻、嘲諷,更多的是苦澀和怨憤⋯⋯到了19世紀,終於有了這樣對犬儒的定義:『犬儒:傾向於嘲罵和吹毛求疵。』今天的犬儒經常是一個不相信人類會有真誠行善動機和行為的人,也是一個習慣於用輕蔑和嘲諷來表達這種不相信的人。"[6]今天,幾乎所有對犬儒主義的字典定義都與19世紀時的定義大同小異。犬儒的特徵是不加分辨地懷疑和否定所有善意、善行和善良價值的可能。犬儒只相信人類的行為受自私動機驅使,因此總是朝敗壞、邪惡、陰謀詭計的方向去猜度和確定他所看到的事物。犬儒主義成為一種不僅是"處事"（看待事物）而且是"處世"（看待世界,包括他們自己）的生存方式。《韋伯斯特大辭典》對犬儒的現代定義是有代表性的:一、挑刺、嘲笑、諷刺；二、不相信或裝著不相信普通人接受的道德價值觀和人類行為真誠的善良動機,把自私自利認作唯一可能的動機；輕蔑、鄙視、嘲諷的懷疑和不相信。[7]
儘管這些可以說是現代犬儒主義的基本特徵,但是,實際情況中的犬儒主義要複雜得多,而且在不斷變化。更重要的是,儘管犬儒主義的基本特徵是"不相信",但不同的制度下犬儒主義的"不相信"是有不同對象的,蘇聯社會中的犬儒主義因此與美國的犬儒主義有不同的性質和作用。政治犬儒主義在美國困擾的是民主政治,許多美國人不相信民主真的有那麼好,因此失去了公民參與的信心和熱情。民主制度中的犬儒主義會削弱民主,專制制度中的犬儒主義也不利於民主的變化,但主要是在起協助和加強專制的作用。民主制度中的民眾可以不用害怕地說出他們的不相信,他們不相信,無須裝作相信。但是,在專制制度中,人們即使不相信,也還得做出相信的樣子,被迫加入他們並不相信的假面遊戲。前一種是比較誠實的、大大方方的犬儒主義；後一種是戴面具的、躲躲藏藏的犬儒主義。從徹底和危害程度上說,假面的犬儒主義都超過了誠實的犬儒主義,是一種更徹底的犬儒主義,它會深入到整個社會的國民文化肌理之中,人們都會因為以虛偽應對偽善、以假裝對付謊言、以假面迎合偽裝,而把犬儒主義推向極致。這是一種更加複雜多變、化身隱形、狡黠機靈的犬儒主義,也是特別值得文化研究透視和剖析的那種犬儒主義。
抵抗的犬儒與順從的犬儒
假面社會裡的犬儒者們揣著明白裝糊塗（"難得糊塗"）,明明在心裡不相信,但卻還公開做出相信的樣子。他們戴上自己參與製作的假面,順從地配合統治者的願望表演。這也是一種將順從和抵抗合為一體的犬儒主義。波蘭詩人米沃什在《被禁錮的頭腦》中稱此為"蒙蔽對手"的策略。他寫道,"有些情況,保持沉默還不夠,沉默可能被認為是主動招供,那時候就不應有絲毫猶豫,不僅要公開否認自己真正的觀點,而且必須採取一切手段來蒙蔽對手。那時候就得宣佈一切能取悅對手的信條,參與所有被認為是最荒唐的儀式⋯⋯終於,在蒙騙對手後,使對手在其錯誤中越陷越深的同時,使其承受應得的羞辱和精神痛苦。"這可能只是一種精神勝利法,但它卻能"讓踐行它的人感到自豪,因為有了它,踐行者才能把自己提升到超越被蒙騙者之上,並持久獲得比對手優越的地位,哪怕是部長或有權有勢的國王。⋯⋯你表面上還在被你巧妙欺騙的強權者腳下顫抖,眼睛卻閃閃發亮。你在光明中走在敵人面前,你嘲笑一個愚蠢的傢伙,解除了一頭危險野獸的武裝。這一下獲得多少慰藉！"[8]
犬儒者揣著明白裝糊塗,這是因為感受到制度環境的外力威脅和危險,不得不如此。公開表示懷疑和不信會招惹麻煩、排斥、歧視對待,甚至政治報復,人們是因為害怕這樣的後果才假裝相信的。開始的時候,這經常是一種防衛性的自我保護手段,但是,它很快把任何人都看成是實際的或潛在的對手,不相信任何人可能有善良的行為動機。它堅信,私利是人類唯一真實的動機,出於隱藏私利的需要,誰都不會說真話。所有那些表明自己說真話,或鼓勵別人說真話的人,他們一定是出於比一般人隱藏得更深的私利動機,是想要博得好名聲或是另有好處。這種動機判斷在一個本來已經腐敗的社會裡更加具有說服力和傳染性,形成和加劇一種誰都不信任誰,人人相互懷疑、相互鄙視的犬儒文化。
美國記者赫德裡克·史密斯在《俄國人》一書裡就記述過勃列日涅夫時期蘇聯社會的這種犬儒文化。整個社會充斥著一種"枯朽般的不相信"（a dry rot of disbelief）,看上去還挺結實,其實早已十分脆弱。有一次,一位朋友對我說,"中央委員會機關裡的幹部⋯⋯都在嘲笑他們的上司,對這個制度完全是犬儒的態度"。許多幹部偷偷給孩子行了宗教洗禮,"斯大林的女兒斯韋特蘭娜·阿利盧耶娃就皈依宗教並與異見人士交上了朋友。她的叛逃在西方引起震撼,一個原因是,西方人根本看不透所謂信仰者的『硬紙板面孔』"。"硬紙板面孔"就是每個人都戴著的假面,史密斯認識一位一開口就說官話的蘇聯人,但是後來一位美國朋友告訴他,這個人曾私下偷偷托他幫助移民美國,"原來他那套精明的政治不過是個門面"。[9]
蘇聯人犬儒的特徵不僅是假面,而且是對政治極其冷漠,那不是一種憎恨,而是完全漠然和根本無動於衷。史密斯對蘇聯各地到處可見的政治標語感到新鮮,"後來一位翻譯很小心地走到我身邊,低聲說,『我聽說你在議論那些標語,但你要知道,我們俄國人其實看不見那些標語。它們就像是樹木一樣,不過是風景的一部分。我們不會去留意』"。史密斯發現,"對於這些消極抵抗,這個制度也沒有什麼辦法。它所要求的就是每個人都參與在政治儀式之中"。一位莫斯科的科學家對史密斯說,"意識形態可以起兩種作用——或者是作為一種象徵,或者是作為一種理論,兩者不可得兼。我們的領導人把它用來作為一種象徵,作為判斷其他人是否忠誠的一種方法,但它並不是這些人身體力行的一種理論。它不是活的理論"。[10]
蘇聯人討厭開會,台上領導冠冕堂皇地講話,台下各做各的事情。一位國防工廠的領班對史密斯說,"非得抓住那些人的脖領子才能逼著他們去開會⋯⋯我們廠裡總算還有辦法,因為他們需要有退勤的時間卡,不然門衛不會放行。開會的日子我們就不發退勤卡⋯⋯我知道有一處工地,那裡是在發工資的日子開會。人人都來開會,因為開完會才發工資"。一位高級編輯對史密斯說,當政的都是沒有信仰的人,"是一些對一切都無所謂的人。他們所要的是權力,純粹是權力"。社會上的人都知道這個,都不再相信那一套冠冕堂皇的說辭,而且對各種事情也並非沒有自己不同的看法。但是一到正式場合,他們卻照舊舉手拍掌,重複著官方的陳詞濫調,"有人在談『第五個五年計劃的關鍵第三年』,其他人明明知道這毫無意義,但照樣神情嚴肅地聽著,並重複同樣的口號。這只不過是逢場作戲,可是你必須去玩它"。[11]
人們玩這個假面遊戲主要是為了自保,但是,這是一個毒害人際信任和相互尊重的犬儒遊戲。一位名叫圖爾欽的建築師對史密斯說,"人群中有一種難以相信的犬儒主義⋯⋯誠實的人使得那些沉默的人由於沒有大膽說話而覺得有罪。他們無法瞭解,他怎麼會有勇氣去幹他們本人所不能幹的事。因而他們感到不得不攻擊他,以安慰他們自己的良心。第二,根據他們自己的經驗,他們覺得每一個地方的每一個人,都是在演戲。他們好像妓女一樣,因為自己是妓女,便認為所有的女人都是妓女。他們認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誠實,根本沒有人真正追求真理。那些異議人士,很可能就是一些撒謊的騙子。"圖爾欽對這種犬儒主義的政治危害非常擔憂,他認為,"這種犬儒主義給當局幫了大忙。由於人們普遍互不信任,利用這一點,就能把不聽話的異議人士排斥於社會之外。雖然人們可以到西方去旅行和收聽西方的電台,但只要普遍存在著這種犬儒主義,他們就會認為那不過是另一派的欺騙性宣傳,所以也就不必當真了。這種犬儒主義提供了極權國家今天的穩定,以代替斯大林時期的大規模恐怖。"[12]
俄裔美國人類學家艾利克斯·尤恰卡（Alexei Yurchak）在《完蛋之前,什麼都萬歲:最後一代蘇聯人》一書裡稱,這是一個靠"說"（talking）維持的制度,勃列日涅夫時代的蘇聯人,在用"說"構築起來的世界之外,不知道存在什麼"真實的世界"。"說的世界"是"真實"的,因為大家都這麼說,也都在某種程度上這麼相信。蘇聯垮了,顯示那個"說的世界"變化了的,是人們不像以前那麼說了,"令人驚訝的是,當一個制度賴以存在的話語環境改變了的時候,這個制度也就一下子土崩瓦解了"。[13]
勃列日涅夫時期,雖然原來的話語環境依然存在,卻是蘇聯政治笑話最為流行的時代。尤恰卡在《晚期社會主義的犬儒理性:權力、假面和政治笑話》一文中稱,整個社會都知道官方的那套說辭不過是在為權力裝扮門面,各行各業、各階層的人都在津津有味地流傳諷刺挖苦現狀的政治笑話和段子,因此,"解讀無權者所說的政治笑話,便成為瞭解他們與權力的關係和對權力看法"的特殊途徑。尤恰卡在蘇聯政治笑話和段子裡看到的是一種混雜著不滿與順從的"犬儒理性"。當時的蘇聯人"都知道官方的意識形態說辭基本上都是假話,卻同時又把它當成了不可改變和永遠如此的東西"。他們滿足於說政治笑話,把說笑話當作對不良現實唯一的"正常人"反應,而把對制度和政治文化的批判視為"神經病"行為,要麼就是為了什麼不可告人的私利,要麼就是對改變現實太想入非非。他們熱衷於交換對現實不滿的諷刺笑話,但笑話引發的卻只是"苦笑"甚至"傻笑",而不是來自成功抵抗和思想解放的那種自由而開懷的歡笑。[14]
尤恰卡用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對批判型犬儒主義（kynicism）與順從型犬儒主義（cynicism）的區別,來區分兩種不同的政治幽默。在蘇聯,說政治笑話的大多是其所說的順從型犬儒。在他的區分中,批判型犬儒是那些"敢於公開挑戰流行謊言",像狄奧根尼那樣公然叫板社會規範和道德的犬儒。他認為,蘇聯不是雅典,蘇聯人面對的並不是什麼受到人們普遍尊重的規範和道德,而只是"一種『犬儒化』的意識形態,它之所以還在統治,並不是因為人們真的相信它⋯⋯而是因為他們在裝作相信"。在這種情況下,"誰都知道假面後面藏著一張怎樣的真面孔,但是,除了裝作相信那假面孔是真面孔之外,別無選擇⋯⋯每個人都承認自己無力抵抗官方意識形態,不僅如此,每個人也都承認無力抵抗自己對這個意識形態的假裝支持。斯洛特迪克稱此為『停止抵抗的幽默』,齊澤克稱其為『極權下的發笑』"。[15]
蘇聯時代的笑話是普通犬儒文化的一部分,它包含著對現實的種種不滿,但是"它並不揭露官方權力,所以人們對這個權力還是無所知、無所思⋯⋯這些笑話同時揭露了人們行為的兩個方面——一方面清楚意識形態是謊言,一方面卻又在假裝相信這個謊言。他們暗暗傳遞這樣的信息:『我們知道官方在說謊,但也有充分的理由做出好像不知道,甚至想都沒想過的樣子』"。[16]這種犬儒偽裝也存在於其他壓迫性的制度和文化環境中,例如,歷史學家詹姆斯·斯考特在《統治和抵抗的技藝》中分析的馬來西亞下層農民的"弱者反抗"手段就是這樣,這些手段包括裝傻、假戲真做、與權力玩捉迷藏、胡侃、沒正經、搗漿糊、偽裝忠心、造謠、傳播小道消息、表面假裝恭順背後嘲笑、諷刺、挖苦,在大多數的時候沉默無聲、裝聾作啞,卻暗暗詛咒和使壞。[17]文化研究者在同性戀的"敢曝"反抗中,同樣發現了這種逆來順受的怨憤、無厘頭搞笑、陽奉陰違、自我羞辱和玩世不恭。[18]
無權者和有權者的犬儒
有權者對無權者的兩個"明目張膽"構成了具有特色的權力犬儒。第一是它明目張膽地剝奪了無權者的自由權利,第二是它在剝奪之後,又一再以謊言欺騙他們,明目張膽地把他們當作傻子,當弱智。第一個明目張膽是欺負無權者的無力反抗,第二個明目張膽是欺負無權者的無處發聲。美國革命先賢托馬斯·潘恩說,當一個人已墮落到宣揚他所不信奉的東西,那麼,他已經做好了干一切壞事的準備。這樣的人不僅是一個惡棍,而且是一個犬儒主義的惡棍。權力的犬儒是非常傲慢的:我就這麼對待你,你能拿我怎麼辦?由於傲慢,它的壓制和欺騙手段都很粗糙,連騙人都經常是敷衍潦草,懶得謹思慎行。由於長久被這樣對待,無權者的對策是,不管你怎麼說,反正我不信,你越說得一本正經,我越拿你當笑話。這是一種犬儒的對策,是從腐敗的社會生活中習得的防衛欺騙上當的生存策略。
倫理學家博克（Sissela Bok）指出,說謊的人都希望搭誠實的便車,也就是希望別人都誠實,自然也就不會疑心他是在說謊。[19]在犬儒社會裡是沒有這樣的誠實便車可搭的,因為人人都是識謊和說謊的高手,誰也騙不了誰。人們只是在自己需要裝作誠實或需要裝作相信別人誠實的時候,假裝看不見謊言而已。博克指出,"欺騙和暴力都是對人的蓄意侵犯,都是強迫人違背自己的意願行事。暴力造成的傷害,欺騙也都能造成。但是,欺騙的作用更加微妙,因為它不僅作用於人的行為,而且也作用於人的想法。"欺騙的傷害不僅是對個人的,也是對全社會的,其結果便是整個社會的犬儒化。
在一個不能互信的社會裡,會出現一種怪異的人際"信任"。信任是一種對他人行為的預測,如果人們不能互相預測說真話,那麼他們便會總是疑心或覺得對方是在說謊。這也是一種犬儒式的預測,一種基於必然謊言而非可靠真話的"信任"。人類無法生活在一個完全不可預測的世界裡,人們普通理解的信任是建立在不說謊上的。塞繆爾·約翰遜（Samuel Johnson）說,就算是魔鬼,他們之間也互不說謊,因為地獄的秩序也是要靠真話來維持的。[20]但是,犬儒社會改變了這種最低程度的真話秩序。博克指出,政府（也就是當權者）對此負有主要責任,"政府構建起巨大的、自動推進的欺騙機器,……如果以慣於說謊著稱,是自毀也是禍害,與阿倫特（Hannah Arendt）所描述的洗腦效果相似:『人們普遍注意到,長期洗腦的必然結果就是犬儒主義,不管真相如何,絕對不相信任何事情有真實可言。換言之,不斷地、全面地以謊言代替真實,其結果不是人們會把謊言當成真實,或者真實會被污蔑為謊言,而是我們用以理解真實世界的意識——其中包括真與假的區別——會被完全摧毀。』"[21]
阿倫特所說的犬儒主義包括有權者的犬儒和無權者的犬儒,它們既是互不信任的對手,也是加劇和維持犬儒文化的合謀。美國社會學家戈德法勃指出,有權者和無權者的犬儒主義都不把社會規範和法治當一回事,都不相信法治能對公民起到道德教化和社會優化的作用。這兩種犬儒主義的區別在於,有權者仗著手裡的權力和為了謀取更大的權力,在不需要時就隨便無視和糟蹋法規,而在有需要時則又像變戲法一樣隨心所欲地制定出來。法規變來變去,無非是有權者用來鞏固和加強統治的工具。在這種情況下,"無權者看在眼裡,更加覺得自己無權"。[22]
無權者不是傻子,知道法規不過是有權者謀求私利的玩物和欺騙把戲。他們心懷怨憤,卻又無可奈何。他們不只對不公正的法規抱有反感,而且對公共規範和法治觀念本身失去信心,不再抱有希望。不管法規是否合理,無權者都只是在農面上表現出服從的樣子,心裡卻充滿了鄙視和怨恨,一有機會便我行我素、胡作非為。他們這麼做,並不覺得有什麼道義上的虧欠,因為制定法規的有權者自己也是在胡作作為,只是手段更巧妙、更道貌岸然而已。無權者即使遵守規範和約束,也不是出於什麼義務心或責任感,而是害怕不遵守的後果和懲罰。馬基雅維利說,害怕是比愛戴更有效的統治工具,這話很適合今天的犬儒社會。有權者和無權者的犬儒主義總是在惡性循環,形成一種惡吏統治刁民的強制性秩序,穩固這一秩序的唯一辦法就是層層加碼的所謂"亂世用重典"。
戈德法勃因此提出了一個如何看待和對待無權者犬儒主義的問題。如果我們認為無權的大眾天生就是素質差、無教養、不可救藥的群氓,認為他們永遠也不可能擺脫犬儒主義,成為清醒自明、有自我管束能力的現代公民,那麼,我們自己就會陷入一種自以為是的"嘲諷者犬儒主義"（mocking cynicism）。這樣蔑視和嘲笑大眾犬儒主義,是高高在上者的傲慢。它看不到的是,下層的無權者可能是在用大眾犬儒對抗現有的不公正規範和制度,以此表達他們對有權者道貌岸然、玩弄制度、把持規範的不滿。民眾不是沒有要擺脫偽裝和要過真正道德規範生活的願望,他們是因為經歷了太多的期待和失望,才徹底放棄了希望,因而變得犬儒和死活不再相信的。戈德法勃說,不能只看到無權者的犬儒而忽視當權者的犬儒。當權者玩弄規範和無視規範,這是造成無權者不相信規範的根本原因。如果一味責備和譏諷無權的犬儒大眾,"這種譏諷本身就很犬儒,也是我們今天正在經歷的"。[23]
在不同制度中,大眾犬儒主義與有權者犬儒主義的關係不盡相同。在民主制度裡,有權者犬儒主要表現在政客個人的言行中,其最大特點是"公開化的欺騙和明知實現不了卻照樣隨便信口許諾"。[24]為了爭取選票,政治人物不負責任地向選民許願,不當利用,甚至濫用民眾所懷有的理想觀念（民主、自由、美國夢）,把這些美好的理念變成空洞的說辭,而民眾則由於不斷的失望而走向犬儒。德國思想家彼得·斯洛特迪克在《犬儒理性批判》中說,政客為了自己贏得權力,不惜"把被統治者的良心都挖干",政客們自己不相信,但卻要別人相信他們的美麗言辭,結果使民眾一次又一次地失望,終於對什麼理念都不再相信。[25]在民主社會裡,民眾喪失政治信念是一種極具破壞性的犬儒主義,它導致許多人在思想和感情上"抵制和破壞重要的社會議題,如信仰、理性、烏托邦、改革。它顛覆了我們對重要觀念的思考:自由、權威、自我、變革、穩定。"[26]
在威權和專制社會裡,有權者的犬儒主義主要表現在官方宣傳中,同樣也對民眾的政治信念造成巨大的破壞。王蒙在評價王朔的玩世主義時表達過這樣的看法:"首先是生活褻瀆了神聖,……我們的政治運動一次又一次地與多麼神聖的東西——主義、忠誠、黨籍、稱號直至生命——開了玩笑,……是他們先殘酷地『玩』了起來,其次才有了王朔。"[27]戈德法勃對這種大眾犬儒有親身的觀察和體驗,他寫道,"在東歐旅行,令人印象深刻的是無處不在的宣傳招貼和標語牌,寫的都是革命口號,還有許多歌頌革命工農兵的公共紀念碑。意識形態的熱情展示在報紙、雜誌和流行書籍的語言裡。但是,如果你居住一段日子,聽聽老百姓在說什麼,就會看到巨大的裂痕。官方的語言和說辭很少出現在人際交談中……按照我們的觀察,老百姓過日子……即使是為了爭取工作上的陞遷,也並不使用這種語言。"明明知道老百姓無興趣,有反感,但為了展示和鞏固權力,不斷重複一種假大空的語言,這便是東歐的有權者犬儒主義。
官方宣傳的說辭與現實之間可以是完全脫離的,民眾看到這個脫離,看穿了宣傳的虛偽不實,但卻不能公開說穿。這樣的宣傳鮮有成效,官方高層也知道這個,為了改善宣傳效果,他們會時不時要求各級領導改良"文風"或"語言",其實問題是出在沒有民眾能認同的真實內容。當時共產主義、社會主義、革命、蘇維埃都曾經是美好的理念,但它們都與普通人的實際經驗差距極大,老百姓只是在政治笑話裡才會拿它們來正話反說、揶揄、惡搞。有這樣一個蘇聯笑話:蘇維埃悲觀主義和蘇維埃樂觀主義的區別是什麼?蘇維埃悲觀主義認為,情況不可能變得更糟,而蘇維埃樂觀主義則認為,情況還會變得更糟。官方說蘇維埃意味著更美好的明天,民眾笑話裡用到了"蘇維埃",但卻是為了嘲諷和挖苦。
像這樣的政治笑話之所以成為一種大眾犬儒主義,是因為它是權力犬儒主義的映射和被動反應,並不是獨立思想批判的結果。歷史學家艾什指出,這樣的政治笑話"往往是一種安全閥,一種發洩形式和力不從心的表達。當你不能採取實際行動時,只好口頭說說而已"。[28]不自由狀態下的政治笑話只是一種扭曲的反抗。它折射出公眾生活領域的誠信危機,以及官方話語的偽善,但它卻不是在說真話,更不是一種公民們公開表達異見的方式。犬儒式反抗對於建立理性、誠實的民主公眾話語的正面貢獻是極為有限的。美國政治活動家和宗教領袖勒納指出,"犬儒主義不像理性懷疑主義那樣相信人可以改變世界。"對犬儒主義的批評,其合理性必須從民主公共話語空間的自由度來理解。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既不排斥犬儒式懷疑,也不排斥理性批評,但是只有理性批評才對民主公共話語空間有建設性的貢獻。[29]
習慣性犬儒與知識分子犬儒
現代犬儒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看穿":看穿人性的自私自利,看穿一切制度都不可能公正（總是為某些人的私利服務）,看穿一切價值的矯飾和虛偽（無非是被某些人利用來掩蓋他們的私利）。犬儒主義之弊不在於"看穿",而在於"看穿一切"。不加分辨、不分青紅皂白地看穿一切,這就會變成不假思考、沒有判斷,只憑條件反射地說"不"。這樣的犬儒被稱作習慣性犬儒（routine cynicism）,不思考犬儒（unthinking cynicism）或永動型犬儒（perpetual cynicism）。凱爾德維爾就犬儒主義的"看穿一切"寫道,"犬儒主義在社會文化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它能洞察所說的與所做的不符,這經常是有用的,也是適宜的。但問題是,習慣性犬儒一概而論,無視那些能夠言行一致的人們。習慣性犬儒喪失了判斷犬儒何時適宜、何時不適宜的能力。它是一種自動的犬儒,對善和惡之間灰色地帶的細微變化完全沒有感覺。"習慣性犬儒不知道什麼時候應該懷疑,什麼時候應該信任,什麼情況下可以懷疑,什麼情況下要守護信念。
人們習慣性的犬儒,並不是因為他們天生就什麼都懷疑,什麼都不相信,而是一種經驗性的定型結果。人是因為不斷抱有希望,又不斷失望和幻滅,最後才索性放棄希望,成為犬儒的。可悲的是,犬儒看穿一切,也看穿了自己的希望,把自己逼進了絕望的死角。犬儒因此同時是環境和他自己的受害者。凱爾德維爾還指出:"屢屢失望能自動產生犬儒主義,犬儒以前什麼都見識過了。這麼多的規劃、解決方案和理想都提出來過,屢試屢敗,這麼多的承諾,無不是空洞的口惠。終於只能用犬儒主義對待任何事情。還要多說什麼?幹嗎還費心思去想它?肯定不會有結果。……犬儒一旦成為習慣,變成自動而不假思考的反應,再有根據、再邏輯合理的說服,想影響它也都是枉然"。通過公共對話,說理可以幫助願意思考的犬儒變得不那麼犬儒,但對習慣性的犬儒卻毫無作用。
習慣性的犬儒處處只看到危險,這會造成人的生存危險意識錯亂,為求安全而把一切都視為危險的人反而會更不安全。這是因為它使人喪失對生存安全條件的判斷,"習慣性犬儒使我們對朋友的善意視而不見,無法察辨生活裡的真正危機,也不知道到底應該關注哪些看法,並作出何種反應"。[30]這兩位傳媒學者看到,犬儒主義有時候是一種"生存智能",在特定的情況下有合理的作用,他們反對的是習慣成自然,在不思考狀態下的非理性條件反射,他們稱之為"習慣的、平庸的、不加思考的犬儒主義"。[31]
習慣性犬儒在網絡上隨處可見,許多人幾乎對所有的事情都有即刻看穿和否定的習慣。他們無需瞭解事情原委,也不用思考,更不要說深入思考了。他們當中有的成為"用腳後跟想都知道"的犬儒。這樣的犬儒不僅自己不思考,而且對別人的思考極為鄙視和反感。他們可以毫不遲疑、十足確定地否定任何思考的結果,將其看穿為"叫獸""磚家"的胡說八道。這樣的犬儒有它反智和非理性的一面,但也有其經驗基礎和根據,是某種程度上真實的生活經驗的產物。
在我們今天的現實世界裡,確實有不少知識分子、教授、專家在說假話,用所謂的"學術"來取悅和投靠權力和當權者,謀取私利。他們以貌似高深、淵博、精緻的理論包裝普通人用常識就能看穿的慌言,有的甚至還相當"富有創意",善於"理論更新",或有"理論建樹"。普通人沒有能力用理論去駁斥和對抗他們,最簡便有效的反抗方式就是全然不相信,全然否定所有的專家意見。習慣性犬儒的人們經常對抽像的理論本來就沒有興趣,只關心自己日常經驗和感受範圍內的事情,他們所依據的是自己的常識。小販鄧正加被城管用秤砣砸在頭顱上致死,法醫說是"外力作用"導致死者"畸形血管破裂"出血死亡。像這樣的『專業意見"違反一般人的常識——砸人頭,死了人,不能怪人家頭顱生得不好,也最容易造成普通人對專家和專家意見的習慣性犬懦。
專家、學者們的意見本來應該是獨立思考和價值判斷的結果,他們的犬儒主義在於一面明明知道知識應該獨立（他們也假裝自己是獨立的）,一面卻又蓄意討好權力,他們對自己的所作所為一清二楚,但卻依舊坦然為之。他們隨時準備為權力人物的一時政治之需提供"理論支持",而在他倒台時,猶如一群附勢趨炎的食客,樹倒猢猻散。猶如一群趨炎附勢的食客,一哄而散,並無一人出頭護主。重慶"唱紅打黑"期間一些學者、教授聞風起舞,打造"重慶模式"理論便是一個例子。學者榮劍對此評論道,"當今學人在現實中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鹹武不能屈者,少之又少。尤其是當下,士風日下,學林腐朽,趨炎附勢者大行其道,賣身投靠者更是比比皆是,學者操守和氣節幾乎喪失殆盡……這一回卻集體奔向重慶,如果僅是因為發現了可以實現的理想之境,那倒還是情有可原,如果完全是衝著利益和機會而去,那就另當別論了。左派雲集重慶,完全和重慶唱一個調,肆意拔高重慶經驗,無視重慶治理中所出現的一系列問題,絕非一種正常現象,也絕對不符合學者的基本操守,其中的經驗教訓,值得反思和總結。"[32]
梅茲拉（David Mazella）在《現代犬儒主義的形成》一書裡指出,知識分子的犬儒主義主要是政治不自由的結果,不僅是由於個人言論自由受到限制,而且是由於他們自己在意識形態上先已經畫地為牢,自行限制了自由思考的可能。在嚴重的意識形態對立中,尤其容易出現一種不管對手有什麼理由,一概自動說不的知識犬儒主義。它表現為"凡是『敵人』贊成的,我們都要反對,或者『敵人』的敵人就是我們的朋友。"[33]這是一種在民族主義知識分子中常見的犬儒主義。例如《中國可以說不》的作者之一宋強在接受《經濟學家》雜誌採訪時說,全世界人民當然都渴望自由和民主。記者問宋強,這不正是美國人要說的嗎?宋強答道:"即使我們有錯誤,我們也不需要壓迫者（美國）來給我們指出。"[34]他習慣性地預先設定批評者是"敵人",所以不管批評得對不對,都斷然拒絕,不予接受。就習慣性的犬儒主義而言,知識分子和普通人並沒有太大的差別。
在政治意識形態主導一切,權力可以操控一切的社會裡,不存在所謂的"獨立學術",尤其不存在獨立的人文學術。一些知識分子因為不得已而做"純學問",是一種憋屈的學術"自宮"。這種一開始是逃避政治權力的"學術隱逸",一旦有目的地轉變為在政治、社會問題上以沉默來踐行順從和不惹麻煩時,也就變成了一種懷著憋屈裝清高的犬儒主義。它以不反抗的"正確理解"來假裝"純學術"是學人自己的自由選擇。也就是這樣,"純學術"被當為無可非議的"學術價值",在學界被宣揚和傳授。
權力隨時防範著學術,設置重重障礙。但是,由於"學術"對權力有利用價情,所以還會被允許存在,甚至加以鼓勵。當然,首要的條件是學術必須無害於權力統治,而最受稿賞的則是有助於或能配合權力統治的學術。權力的鹹脅與利誘造就體制性的"學術義儒",它往往是一種在清醒狀態下的裝傻——一面自嘲,一面配合體制,積極自我審查；一面咒罵,一面迎合體制的無理要求；一面鄙視不懂學術的頂頭上司,一面順從他們的領導權威；一面嘲笑,一面參與為官員授予各種真的假學位和假頭銜。
政治權力製造了滋生和繁衍學界犬儒的環境。但是,正如梅茲拉指出的,知識分子犬儒不單純是為權力服務,而且是為"以某種說法來代表『人民』的權力服務"。也就是說,他們不僅為權力服務,而且還要證明他們為之服務的權力是公正而正當的,是值得為之服務的。這樣一來,他們的服務便有了正當性。[35]為了證明權力是公正、正當,甚至是一種最合理、完美的權力,知識分子往往需要在政治、社會、文化理論上有所創新和發明,最能勝任此項任務的便成為創新型犬儒。如果說習慣性犬儒是大眾犬儒的特色,那麼創新型犬儒便是知識分子的專長。
創新型的犬儒是一種"知識犬儒主義"（intellectual cynicism）,這些犬儒人士都受過高等以上的教育,有相當的思考和知識能力,擁有學者、教授、專家、作家、記者、媒體人的體面職業。他們當中,有的一面厭惡體制,一面卻在其中做各種"純學術"表演,甚至不惜弄虛作假,為職務陞遷、為"受重視"或為一點課題經費使盡心計、百般討好、顛倒黑白。還有做政治投機生意的,如那些在唱紅打黑的日子裡"奔向重慶"的頭面知識分子。[36]
不存在一種脫離政治制度的,普遍存在於不同社會中的犬儒文化,犬儒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它甚至就是一種政治文化,越是在高度政治意識形態化的社會裡,越是如此。在不同制度裡.犬儒主義看穿的對象和幻滅的內容會有所不同。而旦,即使都是看穿和幻滅,也不會同樣表露出來,有的可以公開,有的不能公開,必須小心翼翼地隱匿和偽裝起來。假面社會裡的犬儒主義是隱匿和偽裝的,這使它成為一種有別於一般犬儒的變種,一種在特殊環境中轉基因的犬儒。在普遍缺乏公開性、真實感、相互信任的社會裡,轉基因的犬儒會四處蔓延,不斷變異。這種生活狀態和社會文化本身就是深度犬儒主義的。深度的犬儒主義滲透在許許多多人的行為方式、處世原則、思維模式、生存策略、生活態度、話語習慣和人際關係中。然而,無論一種犬儒主義如何特殊,如何深度進入社會文化的肌理,它畢竟只是特殊群體應對特殊生存處境的生存手段,而不是人類的必然生存處境,既然如此,我們就有理由相信和希望,它是一定可以改變的,它對公共生活的消極影響也是一定可以受到遏制的。
[1] William Chaloupka, Everybody Knows: Cynicism in America,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 p. 3.
[2]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pp. 103,160
[3]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p. 102
[4] Jeffrey C. Goldfarb,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1,p.15
[5] David Mazella, The 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Charlottesville,VA: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7.
[6] Wilber W. Galdwell, Cynicism and the Evolution of the American Dream. Washington, D. C. Potomac. Books, 2006, p. 19.
[7] The 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
[8] 切斯瓦夫·米沃什:《被禁錮的頭腦》,第67、68頁。
[9]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 Quarangle/The New York Times Book Co., 1976, pp. 279, 279, 280.
[10]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p.284.
[11]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pp.286.289.
[12] Hedrick Smith, The Russians,pp.452.453.
[13] Alexei Yurchak,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NJ:University Press, 2005.
[14] Alexei Yurchak,"The Cynical Reason of Last Socialism:Power, Pretense, and the Anekdot." Public Culture, 9:1997, pp. 161-188, pp. 162, 170.177-178.
[15] Alexei Yurchak,"The Cynical Reason of Last Socialism:Power, Pretense, and the Anekdot." ,p.178.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p.305.Slavoj Ziz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London:Verso,1991,p.27.
[16] Alexei Yurchak,"The Cynical Reason of Last Socialism",p.178.
[17] James C. Scott, Domination and Arts of Resistance.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參見,徐賁:《弱者的抵抗》,《知識分子:我的思想與我們的行為》,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年,第231~244頁。
[18] 徐賁:《扮裝技藝、表演政治和"敢曝"（Camp）美學》,《在傻子和英雄之間: 群眾社會的兩張面孔》,花城出版社,2010年,第15~36頁。
[19] Sissela Bok, Lying: Moral Choice in Public and Private Life, New York: Vintage Books, p. 23.
[20] Samuel Johnson, The Adventure 50 （ 28 April 1753 ） , in Selected Essays from the Rambler, Adventurer, and Idler, ed. W. G. Bate.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8.
[21] Sissela Bok, Lying, p. 142.
[22] Jeffrey C. Goldfarb, The Cynical Society: The Culture of Politics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American Life. 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Press,1991,p.16.
[23] Jeffrey C. Goldfarb, The Cynical Society,p.16.
[24] Ronald C. Arnett and Pat Arn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 Community, Hope,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9, p. 25.
[25] Peter Sloterdijk, Critique of Cynical Reason, p. 30.
[26] William Chakmpka, Everybody Knows, p. 12.
[27] 王蒙:《躲避崇高》,《讀書》,1993年第1期,第10~11頁。
[28] 許知遠:《喧器與影響:對話蒂莫西·加頓·艾什》,《東方歷史評論》第一期,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81頁。
[29] Michael Lerner, The Politics of Meaning: Restoring Hope and Possibility in an Age of Cynicism. Reading, MA:Addison-Wesley, 1996,p.20.
[30] Ronald C. Amett and Pat Am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 p. 25.
[31] Ronald C. Amett and Pat Ameson, Dialogic Civility in a Cynical Age, p. 32.
[32] 榮劍:《奔向重慶的學者們》,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2796.html.
[33] Davis MazeHa, The 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 pp. 176-177.
[34] Interview with Song Qiang in "Saying No: China." Economist 340, no. 7975, 20 July, 1996, p.30.
[35] David Mazella, The Making of Modern Cynicism,p.177.
[36] 榮劍:《奔向重慶的學者們》,https://www.aisixiang.com/data/5279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