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些年來，「霸權主義」這個詞在書籍和文章中頻頻出現，「文化霸權主義」、「西方霸權主義」、「貿易霸權主義「、「話語霸權」、「知識霸權」、「軍事霸權」、「金融霸權」……不一而足。然而，到底什麼是「霸權」，什麼是「霸權主義」，什麼意義上的權力或權利才叫做霸權，對這些問題卻很少有人過問。這些用語更多地表達了一種情緒化的傾向，一種不滿和憤慨，但又說不出什麼理由，就說對方是「霸權主義」，幾乎相當於一句罵人的話。當然，我並不否認有些權力的確可以恰當地稱之為「霸權」或「霸權主義」，尤其是軍事霸權和政治霸權，在我們這個仍然奉行「叢林法則」的世界上，「落後就要挨打」、「弱國無外交」的「物競天擇」規律還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然而，不分青紅皂白地把一切敵不過人家的事都歸之於人家在搞「霸權主義」，並由此激發起中國人素來最容易來勁的扶弱鋤強的「俠義」之氣，這卻並不是一種聰明的做法。當年武松在快活林醉打蔣門神，打掉了蔣的霸權，卻樹立了自己的霸權。他替施恩出口惡氣，只不過是因為得了人家的好處，談不上什麼正義之舉。《水滸傳》以及金庸武俠小說中大量的都是這種「路見不平一聲吼，該出手時就出手」式的扁平人物，使人疑心這些人腦子裡都灌了水，只憑衝動，不會思考，永遠都只配被政客們的機心所利用。我們今天高談「反對霸權主義」的人，有不少都是看多了金庸小說的人。本文試圖對這一概念作一番學理上的分析，嚴格限定它使用的範圍，以免被一些本身有霸權心態的人用來充當自己文過飾非、不講道理的心理上的支柱。
「霸權主義」，英文hegemonism，來自於hegemony（支配權、統治權、霸權），源出希臘文ηγεμων（領袖、統帥、嚮導），原為「走在前面的首領」之義。與此類似，在古漢語裡，「霸」字最初意為每月初始之新月，《說文》曰：「霸，月始生霸然也」，由此引申為政治上的「諸侯之長」。鄭玄說：「天子衰，諸侯興，故曰霸。霸，把也，言把持王者之政教」。春秋時期，王道衰，霸道興，霸與王是相對的，所謂「霸道」是「指國君憑借武力、刑罰、權勢等進行統治」，因而又轉義為「行事橫蠻」，具有了貶義。歷史上最後一個以「霸道」自命的是「西楚霸王」項羽，他最終敗於標舉王道的劉邦之手。儒家以王道為正道，《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這樣的太平世道與霸道相對，而被描繪為「王道樂土」的理想社會。儒家講「內聖外王」，沒有人講「內聖外霸」。當然，歷代帝王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總是採取「王霸之道雜之」的方式，把儒家的理想和法家的統治術結合起來，並行不悖，否則一個王朝是無法達到穩定的。然而，不論是在士大夫心目中還是在老百姓眼裡，霸道總是名不正言不順的，屬於不得已而為之，王道則永遠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理想，甚至成為一個歌功頌德、阿諛諂媚的專門用語。不過，對於實有霸權者，人們常默認和容忍其霸道，承認他有資格為之，例如人們常常對某人的行為斥之以「霸道」，但不說皇上的意志和行為「霸道」，因為那是應該的，不可缺少的，叫做「聖旨」、「王法」。只有當一個人有了堪與皇帝爭雄的實力時，才敢於將最高權力者斥之為「霸道」，而自命為「王道」。
由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在中國歷史上，霸道或霸權主義總是與一定的實力優勢、主要是軍事力量的優勢結合在一起的。而軍事力量一方面要以經濟實力為後盾，另方面又表現為政治權力，但經濟力量和政治權力本身還不能稱之為霸權，只有加上軍事力量才能稱之為霸權。例如歷史上論經濟實力，不論是北宋還是南宋都遠遠強於北方的蒙古部落，清兵入關時也談不上什麼經濟上的優勢，只有二十萬訓練有素的騎兵，靠擄掠來補充軍需。至於政治權力如果沒有一定的軍事力量作保障，那就不過是一個虛名，如同春秋戰國時期的周天子。這早已是傳統中國政治圈中的常識，毛澤東將它總結為一句話：「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反過來，這一點一經成立，則經濟和政治也都有可能成為霸權主義的直接體現。例如在傳統社會中，經濟上的弱國也不可能成為軍事上的強國，所以一個賢明的君主必須「富國強兵」、「高築牆、廣積糧、緩稱霸」，才能最終達到稱霸天下的目的。而有了經濟和軍事上的雄厚實力，在政治上也就可以先聲奪人甚至蠻不講理，擁有了予奪生殺的大權。否則就只能「韜光養晦」和俯首稱臣了。總而言之，中國兩千多年的歷史就是無數的人在各種不同層次上爭當霸主的歷史，公理和正義都只不過是霸權主義的遮羞布，這也造成了我們今天看待任何事情都習慣於用權力鬥爭的眼光來分析問題的思維定式。
的確，這種思維方式也並不是中國人所獨有，西方自古以來也有霸權思維的一個粗大的傳統。希波戰爭中，希臘聯軍擊敗了擁有雄厚軍事實力的波斯霸權，隨之而來的就是以雅典為霸主的提洛同盟，再接著是連綿二十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即雅典和斯巴達兩敗俱傷的爭霸戰。不過，西方霸權思維在羅馬時代晚期以及中世紀基督教世界中卻有了某種微妙的變化，這就是加入了一種不同於世俗霸權爭奪的超驗正義的原則。早期基督教並不是靠軍事實力和政治經濟力量而登上意識形態寶座的，它雖然屢遭迫害，甚至從肉體上被大量消滅，卻反而日益深入人心。從教義上說，基督教與世無爭，「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現實社會是一個沒有正義的霸權世界，只有來世才是上帝的正義審判的世界。所以基督教徒在掌握霸權的人對他們殘酷迫害時並不反抗，而是表現出罕有的忍耐和順從，因為他們所追求的正義只在天上，他們只聆聽上帝的聲音。到公元４世紀君士坦丁大帝將基督教立為國教，實際上並不是迫於基督教的軍事力量，也不是經濟和政治上的妥協，而只是為了攏絡人心。公元325年，君士坦丁召開尼西亞宗教大會，罷斥了阿里安派（阿里烏斯主義）關於基督具有人性的異端之說，表明基督教正統教義正式地把正義的絕對標準從世俗人間剝離出來，置於超越世俗之上的天國，任何現實的人哪怕是皇帝都不能僭越。從此以後，西方歷史中雖然仍然免不了霸權紛爭，但任何霸權都無權自命為絕對正義，因而都有一層無形的力量在對世俗力量加以制約。「君權神授」的桂冠不是皇帝能夠自行加冕的，而是要由代表另一勢力的神職人員來承認並施行儀式，而這一勢力並無一兵一卒，全憑精神上的號召力。
當然，這並不否認西方教權與俗權之爭後面仍然隱含有世俗利益和權力的爭奪，在世俗社會中，任何一種力量，哪怕是宗教的精神上的控制力，一旦成形都免不了捲入世俗政治和經濟的關係。而當教會捲入世俗利益太深時，宗教改革的呼聲就越來越強了。但不管怎樣，相對於世俗權力而言，教會畢竟代表一種精神力量而不是物質力量，而這種精神力量之強大，有時竟然會蓋過物質力量甚至軍事力量。1075年，教皇格裡哥利七世由君權神授問題與神聖羅馬皇帝亨利四世發生衝突，皇帝宣佈廢黜教皇，教皇則宣佈破門律，將皇帝驅逐出教，導致皇帝眾叛親離，不得不於1077年親自到意大利謝罪，在教皇門外雪地裡跪求三天，才獲准恢復教籍。這一事件充分表明，哪怕在中世紀那樣野蠻的時期，西方社會單憑軍事武力來達到政治統治也往往是行不通的，軍事霸權有時要服從某種意識形態的抽像正義原則。由於這一點，西方傳統文化中除了仍然具有霸權主義的顯性要素外，還有一種超越霸權主義的傾向，它在中世紀主要是體現為基督教的超驗正義，而在近代則體現為某些人類普世價值。因而像中國歷史中那種占主導地位的「成王敗寇」的現實法則，在西方要淡得多。雖然中國也有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一說，帝王也害怕在歷史上留下罵名，但他們通常可以運用自己對意識形態和知識分子的控制力，以隱瞞真相、篡改歷史的方式逃避這一結局，士大夫們在這方面更多地成為了共謀，自身加入政治霸權中為虎作倀。西方基督教會和後來的大學獨立的近代學術體制則形成了一個置身於權力範圍之外的價值評價體系，由世俗皇帝一手遮天的情況在西方基本上不可能發生。這就造成了西方人在看待社會歷史和政治關係時有可能淡化霸權思維的色彩，而從客觀的公正、永恆正義的標準來對事物作出評價。
所以，當馬克思提出以往有文字記載的歷史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的時候，中國人馬上心有靈犀一點通，直接就理解為「爭奪政權」（「奪權」）的歷史，並順理成章地設想成各種不同的人群（「階級」）爭霸的歷史，因為這與我們幾千年來的歷史經驗太相吻合了！但馬克思的觀點在當年卻是一種驚世駭俗的創見，因為他是一個唯物主義的無神論者，這種異端思想在西方從來都不是主流。即使後現代的福柯將一切社會生活、包括宗教、知識、教育、醫院、監獄、性、藝術、話語等等，凡是帶有「規範」或「規訓」性質的一切，都稱之為「權力」或「霸權」，這對於中國學者來說也並不陌生，因為我們直到今天仍然是一個官本位即權力本位的社會，沒有任何事情能夠脫離「權」字的介入。但福柯卻是通過宣佈「上帝死了」、甚至「人死了」而表達了對西方傳統的離經叛道。然而，不論是對馬克思還是對福柯，我們由自身的先見而導致的誤讀都並不能使我們擴大我們的視野，反而限制了我們的視野，因為我們壓根兒就沒有西方宗教中的上帝信仰和近代人本主義、人性論的傳統，我們只有霸權思維的傳統。
所以，半個世紀以來，當我們自以為接受了西方最先進的思想即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而把它轉用於我們中國的具體國情中，便造成了在經濟、政治、文化、藝術、教育、醫療甚至日常話語中的霸權精神，即對軍事霸權和准軍事制度的無上崇拜。例如，上述這些領域都被我們說成是各條「戰線」，從業人員則是這些戰線上的「排頭兵」，他們的工作被看作具有一種准軍事化的性質。文革時期全國人民學解放軍，學校機關甚至農村生產隊都以班、排、連、營等軍隊編制作為自己的組織形式，一切人都被納入到這一浩浩蕩蕩的行軍隊伍之中，無一例外，從而使這種戰爭思維模式達到了極致。我們失去了任何人類客觀正義和普遍道德的標準，唯一地把我們的思維固著於壓迫-翻身、復辟-反覆辟、隱藏-揭露、鬥爭-反撲、警惕-鬆懈、壓制-打倒這樣一些殺紅了眼的政治策略之上，我們習慣於把任何事情，包括學術觀點和藝術傾向，都上綱上線到與假想中的「階級敵人」的一場戰爭。我們已經不會客觀地看待一件事情本身，而只會思量它對我（或「我們」）會產生什麼樣的政治權力效應，是使我們受壓還是翻身。這種流毒至今沒有肅清，它甚至滲透進一些接受過西方啟蒙精神薰染的知識分子和學者的思想深處，作為一種隱藏在血液中的基因而在潛意識中支配著他們的思維方式和話語方式。其實，馬克思和恩格斯當年就曾反對將他們的學說所發現的規律解釋成惡意的預謀，《反杜林論》中花了很長篇的篇幅批判杜林用「暴力論」來解釋經濟事實的做法，他們更強調的是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客觀發展趨勢。而中國傳統的道德歷史觀和對人際關係的「誅心之論」，使我們把人對人的控制直到對人心的控制視為日常生存的基礎。在中國，官與民之間沒有明顯的區別，即使只有三個人，也要設一個「小組長」來管理下級並對上級負責，形成幾乎「全民皆官（管）」的「人盯人」的局面。稍微有點文化、識幾個字的人，都在自己的自然生命之外，還附加了一條「政治生命」，它往往比自然生命更加重要。中國人的這種全民從上到下的政治化、權力化和霸權化今天幾乎已經成為一個舉世皆知的事實，以至於中國文學在世界上通常都被當作政治詮釋的作品，而沒有人當成真正的文學作品來欣賞。就連科學研究，一段時期也被我們當成了「階級鬥爭」和權力鬥爭的戰場。雖然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們在各方面做了很多「撥亂反正」的工作，但這種霸權思維模式仍然在暗中限制著我們對文學、歷史和哲學等等問題的思考。
這也就可以解釋，為什麼我們許多做思想研究的人對於外來思想的「霸權主義」如此敏感了。我們從來就沒有客觀冷靜地看待外來文化，而是毫無例外地把它們視為一種「文化侵略」。我們對一百多年來的中國歷史的解讀就是侵略和反侵略、殖民地化和反殖民地化的歷史，這種兩分法的對立觀念從小學開始就被灌輸進我們的孩子們頭腦裡，就像文革時期五年級小學生黃帥自發地喊出：「我是中國人，不學外國文！」這樣的口號。雖然今天不學外國文（主要是佔據霸權地位的英文）已經不被看作是有文化的中國人了，但霸權心態卻在這樣教育出來的中國人心目中仍然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基本情結。弔詭的是，霸權心態的另一面就是奴才心態，只有奴才心態的人才最關心誰有霸權，誰是霸主，才最羨慕握有霸權的主子。所以，奴才心態的人只要有一丁點兒可能性，就想要充當一回霸主。例如，我們中國一百年來在軍事上、政治上嘗盡了被人欺壓的苦果，不得不承認人家的霸權，但在文化上、精神上我們似乎還有可能反敗為勝。於是，無數的文人為此趨之若鶩，孜孜矻矻地在這上面建構起自己排他的「尊嚴」，如果不能勝過人家，就覺得自己在別人面前「矮了一截」。我們就是不能用客觀冷靜的眼光看待中外一切學術，因為我們缺乏超驗正義和超驗真理的觀念，我們認為那些觀念都是西方來的騙人的鬼話，我們的文化人格不是建立在平等交往的法則上的，而是建立在霸權優勢之上的。不當霸主，就會淪為奴才，這是我們從小就被教育的思維模式（「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哦！」「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而在國際交流和文化對話日益頻繁的今天，這種心態只能使我們變得妄自尊大、氣量狹小和猥瑣不堪。
所以，我認為雖然所謂霸權主義在中西文化的傳統中都有其深厚的根源，但把霸權思維當作唯一可能的思維方式，而缺乏超越霸權思維的更高價值維度，這卻是中國傳統思維相對於西方思維方式的一貫特色。當代西方某些國家儘管憑借強大的軍事武力而取得了國際關係中的霸權地位，但他們使用這種霸權時畢竟還顧及到普遍正義和公理的要求，至少必須打著這種意識形態旗號，而不敢公然違反人類共同價值的普遍標準而訴諸赤裸裸的武力，這應當看作是兩次世界大戰和冷戰結束以後的時代的進步。相反，我們今天如果不借用西方人所創造出來的這些普世價值標準，我們就幾乎沒有譴責他們的霸權主義的正當理由，頂多只能批評他們是「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併力圖通過使自己變大變強來使對方不敢欺凌自己，這就還只是一種霸權思維。如果這個世界上只有大小強弱的差別而沒有普世正義，那麼我們對恐怖分子也就用不著加以譴責了，因為他們難道不正是「弱小者」嗎？他們只不過是運用同一個霸權思維而在小範圍內造成了以強凌弱的局面而已。我們今天能夠以「人權」標準來譴責大國的霸權主義和恐怖分子的卑劣行徑，正表明我們無形中已經接受了西方近代以來的普世價值，這恐怕也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事。
然而，知識界一些人至今還深陷於這樣一種糊塗觀念中，即認為西方普世價值其實並不具有全人類的普遍性，而只是「西方成年白種人」在西方中心論的文化背景中為自己的強權捏造出來的虛假借口，他們以這種方式來欺凌和壓搾弱小民族，所以我們在反對他們的霸權主義的同時也要揭穿他們的這套觀念的虛偽性。這種看法表面上很符合馬克思的階級鬥爭學說，同時與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不謀而合。其實，只要我們仔細分析一下這種心態後面的文化心理，就會發現他們不過是中國傳統「戰國策」式的思維方式在現代的延續。這種思維方式看起來似乎可以把握事情的本質，實際上暴露了傳統思維模式的狹隘性。當今世界早已不是二戰時期的世界，否則兩個超級大國的核武器恐怕已經把地球毀滅了不止一次了。今天即使有文明的衝突，也不是在幾百年前的水平上進行，而是在普遍人權的底線上進行，不然美國也不可能花大量的美元去研製「精確制導」以避免傷及對方的無辜平民，而恐怖分子也不可能受到全球大多數人類的同聲譴責了。實際上，恐怖分子之所以滋生，也正是打的西方文化的「人權」牌，如果西方國家根本不尊重人權，或者只是虛偽地尊重人權，則恐怖分子就失去要挾的武器了。這甚至也從反面說明，從歷史發展的前景看，人類普世價值將在國際政治生活中取得越來越重要的影響力，單純軍事霸權將受到越來越多的約束，只有在這一前提下，各個不同的國家、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的關係才有希望逐步擺脫赤裸裸的霸權主義而走向對話和寬容。但首先必須具備的條件是，這些民族、文化和國家的知識分子作為先知先覺者，要能夠充分理解和接受人類普世價值，抑制盲目排外的情緒化陷阱，走出傳統霸權思維的桎梏，以開放的、平和的心態面對事情本身。
具體言之，中國知識分子在今天特別要把西方強勢文化中的霸權主義因素和其中的普世價值因素區別開來，警惕文化保守主義利用民眾的無知和盲目情緒而對一切西方思想加以排斥。我們對於中華民族在上個世紀由於西方列強的霸權主義所遭受的深重苦難進行了痛苦的反思，但是對於由我們自己的封閉和愚昧而造成的苦難，我們卻反思得遠遠不夠。而在今天，當我們國力有所增強，國際地位有所提高的時候，我們往往就「好了瘡疤忘了痛」，又開始妄自尊大起來。最為可悲的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們中也開始流行一種政客眼光，即用一種懷疑和反感的態度來對待西方優秀的文化成果，以「文化霸權」為由否定其普世性。一百多年來的西學東漸並沒有使我們深入到西方文化的深層，而只是斷斷續續地在表層上滑來滑去，而現在竟然有許多人已經大不耐煩了，覺得在西方的「話語霸權」之下充當追隨者有損於自己的民族尊嚴。這些人中有不少其實並不是一開始就持這種文化保守主義的態度，恰好相反，當初正是他們賣力地把西方最新時髦的理論和學說引進國內來，製造了一波又一波的「西學熱」。但由於他們引進西學的態度仍然是霸權思維的態度，他們以為自己掌握了西方話語就是掌握了「話語霸權」，所以一旦時尚改變，他們預計「國學」將上升為更具霸權性的話語，這些人馬上改弦易轍，轉而依托傳統的話語來謀求話語霸權，覺得這樣做似乎更踏實、更有低氣。然而，平心而論，不論是西方的科學話語還是西方的人文話語，人家並沒有拿槍逼著你們接受他們的東西，當初是你們哭著喊著跟隨人家的最新時髦亦步亦趨，生怕落後一步就搶不到話筒。許多人寫漢語文章一個中文註釋都沒有，全是密密麻麻的外文註釋，不就是為了嚇唬中國人嗎？這種話語霸權不正是這些中國人造成的嗎？他們靠這個升了職稱，獲得了學術地位，現在反過來批評「西方話語霸權」，其他人也跟著起哄，彷彿自己多麼愛國似的，也太取巧了吧？
應當說，就「話語」而言，西方話語是當今世界上最不具有霸權性質的一種話語。雖然這種話語自認為具有普世性，但卻並不強加於人，而是主張寬容，並且認為這種寬容正是其普世性的一個重要標誌。當然，這只是就主流和本質的方面而言的，並不排除在某些場合下也被某些人利用來達到霸權主義的目的。但西方文化發展到今天，已經展示出它有充分的思想資源來消除人類的互相隔閡，營造不同文化間對話的語境。自由、平等、博愛、科學、理性、民主、法制、人權等等，這些不僅僅是西方人幾百年來所追求的，而且也是中國人一旦瞭解到也必然會夢寐以求的。雖然任何價值都有可以進一步質疑之處，但只有一種價值能夠為這種不斷質疑提供基本的話語平台，這就是西方言論自由和人權的價值，如果對此也加以質疑則無異於思想自殺。這種道理並不需要很高深的理論修養和很聰明的頭腦，只要我們拋開固有的情緒化的成見，冷靜地看待西方文化中那些並非西方社會所獨佔的價值，就足以理解到了。比如，我們有些人大力批判西方的「理性主義」或「理性霸權」，就是一種荒謬的論點。西方後現代對他們固有的理性主義傳統加以批判的審查，固然具有完善這個傳統並彌補其不足的作用，但中國人身處一個非理性的文化傳統中，對「西方來的」理性主義也視若仇寇，稱之為「西方話語霸權」，這就不僅僅是缺乏思維能力的問題了。這種說法顛倒了「霸權」一詞的本義：霸權本來意謂著不講道理、全憑武力和威懾進行統治，現在講道理竟然也成了「霸權」的一種，難道反對霸權就是反對講道理嗎？這不是一種更強橫的霸權思維嗎？真正反對霸權的人至少必須讓人家講清道理吧？至少必須聽聽人家講的有沒有道理吧？西方理性主義當然有其片面性，但它至少給人們通過對話克服各種片面性提供了可能的條件，否則我們只能把自己封閉在自身中，倒退回一個如同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像狼一樣」的不可通約的世界。如果說這種封閉性的要求也是一種「反霸權」的姿態，那麼這種反霸權恰好本身就是最極端的霸權姿態，它是肯定一般霸權原則並導致人類永遠處於霸權主義盛行的時代的，而近五十年來好不容易才建立起來的超越霸權主義的全球共識（如互利原則、對話原則、談判原則、理性原則）必將毀於一旦。
由此得出的結論是：我們在反對西方霸權主義時要注意，不要把這種反霸權變成自己追求霸權的手段，同時不要把那些並非依仗暴力強加於人的思想觀念、文化內涵、價值標準都當作自己反霸權的對象，凡是這樣反對霸權的人，自己就是霸權主義的忠實信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