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馮友蘭先生作為二十世紀名聲最大、影響最大、爭議也最大的哲學家，在其去世多年以後的今天，依然不時地出現在學術界所關注的中心和邊緣，這意味著他的學術成就擁有巨大持久的力量。

馮友蘭先生早年曾留學於哥倫比亞，師從實用主義哲學大師約翰·杜威，專攻西方哲學。清華大學建校後，馮友蘭先生出任哲學系教授，雖然他歸國後一直希望以傳播介紹西方哲學為己任，但是一個偶然的機緣卻使他轉向對中國哲學的研究。1927年，燕京大學聘請馮友蘭先生講中國哲學史，從那時起，他開始一邊研究，一邊著手寫兩卷本的大書：《中國哲學史》。該書一經問世，獲得諸多好評。

馮友蘭先生最為人所熟知的理論就是「新理學體系」。新理學是馮友蘭先生從1937年到1946年用近十年之功建構的哲學體系，具體闡述在他的「貞元六書」——《新理學》、《新事論》、《新世訓》、《新原人》、《新原道》和《新知言》之中，通過這六部書，馮友蘭先生創建了自己的哲學體系，從而完成了中國傳統哲學向現代哲學的轉化，繼承發展了中國哲學中「極高明而道中庸」的優秀傳統，建立了至今最好的人生境界論。馮友蘭先生還對中西文化爭論中的許多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從哲學上解決了諸如文化的中國本位與全盤西化、文化的體與用、文化的現代性與民族性等重大問題，為中國探索出了一條符合實際的走向自由之路。

雖然這六部書涉及到的問題較為廣泛，但其核心內容共有兩部分——本體論和人生觀，前者基本體現在理、氣、大全和道體四個概念之中，主要在《新理學》一書中闡述；後者基本體現在人生境界說中，主要在《新原人》一書中闡述。新理學本體論引進了一些新的語言表述和邏輯工具。在語言表述上，馮友蘭先生將西方哲學和中國哲學進行了對比，形成了一些新的概念。雖然表面上還是中國哲學概念，但內涵已經有了變化，理、氣、道體、性、心、無極、太極等便都是這樣的概念。在邏輯工具上，馮友蘭先生有意識地引進了一些西方的邏輯知識。可以說，折中中西古今或說半中半西、有古有今是新理學本體論的鮮明哲學創作方向。這也是馮友蘭先生為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的中國哲學增加的嶄新的質素。

對於普通人來講，哲學往往讓人聯想起某個不食人間煙火的人，高高在上地擺出一副冷冰冰的教訓人的方式，談論著一些與生活不相干的、莫名其妙卻又自以為高深的問題。而哲學語言又往往過於枯燥和繁瑣，經常把簡單的問題說得過於複雜。但是，馮友蘭先生的哲學著作，語言深入淺出，非常通俗易懂，能把最深的哲學問題用大眾化的語言恰當地表達出來，其輕鬆地駕馭哲學語言的功夫真是達至化境，這不能不說是馮友蘭先生的著作吸引人的另一大原因。

馮友蘭先生勤於筆耕，自比春蠶，一生著述六百餘萬言。馮友蘭先生在哲學方面的另一力作就是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講學時創作的《中國哲學簡史》。該書的思想、語言風格及文化、哲學涵蘊別具風采，深受外國讀者歡迎，先後有法、意、南、捷、日、韓等十二種語言的譯本出版，可謂中國學術史上的一大奇觀。在馮友蘭先生生命的最後十年裡，他又以驚人的毅力完成了七卷本的《中國哲學史新編》。這部書把哲學的歷史與歷史的哲學兩條線索交織在一起進行論述，不僅成就了一部中國哲學的歷史，而且還成就了一部中國的歷史哲學。馮友蘭先生在哲學教育和創造領域辛勤耕耘了六十餘年，培養了一代又一代的哲學家、哲學史家，並在清華大學教育獨立和哲學學派形成上做出了重要貢獻。

艾愷先生曾經問梁漱溟先生：「除了您自己以外，在現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儒家人物是誰？」梁漱溟回答：「我說不上來，說不上來我還要說幾句話。有一個人叫馮友蘭，我在北京大學教書的時候，他是我班上的學生，他是留美，在美國。他留美的時候還常常從美國寫信給我。從美國回來就做大學教授，很出名。」梁先生還說：「他知道的東西多，他還留美、精通英語，其中有些著作還是用英文寫的，而且著作等身、很出名，」梁先生還肯定他寫的三本書，「特別是他有一部《中國哲學史》。」雖然梁漱溟先生在這段話中沒有直接說馮友蘭先生是位「學問家」，但是我們卻不難推測出，在梁先生的眼中，馮友蘭就是一位不錯的「學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