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夕之夜，徐嫂摘掉插在頭發上的那朵白花，舉著一壺燙好的酒，把桌上的三個酒杯依次斟滿後坐下，對著自己面前這杯酒呆看瞭好一會兒才拿起來，抿瞭一小口，慢慢仰起脖子，像個男人似的把酒一飲而盡。
仲良用一種詫異的眼神看著她。在他印象裡母親是滴酒不沾的，他的父親也一樣。
徐嫂放下酒杯說，今天是你爸斷七的日子。
仲良沒做聲，目光從她臉上移到墻上，那裡掛著父親的遺像。徐德林在電燈光的陰影裡展露著電影明星般的微笑。
徐嫂順著兒子的目光，看著照片裡的丈夫，又說，媽想回老傢，你跟媽一起回去吧。
仲良扭頭，看到母親的臉上有種表情轉瞬即逝。
在這裡我養不活你。徐嫂說著，拿起一邊的酒壺給自己的杯裡滿上，但她沒有去碰酒杯，而是低下腦袋，像是對著杯中的黃酒說起瞭她那個仲良從沒去過的老傢的小鎮：那裡有條河，河上有座橋，她的傢就在橋畔的銀杏樹下，隔壁開著傢竹篾鋪。徐嫂說，我十八歲跟你爸來上海，我以為這輩子都不會回去瞭。
仲良從沒見過母親如此嘮叨。他忽然說，我去能幹什麼？
學份手藝。徐嫂總算抬起頭來，看著兒子，猶豫瞭一下，接著說，我給你找瞭個師傅，是個篾匠。
仲良說，我要念書，還有兩年我就畢業瞭。
徐嫂說，你得養活自己。
仲良不說話瞭，他在母親的臉上又看到些許微妙的變化。
好一會兒，徐嫂嘆瞭口氣，又說，你長大瞭，你要懂事。
整個晚上仲良再也沒說過一句話，他蜷縮在閣樓上的被窩裡，聽著寒風貼著屋頂刮過，風中還有遠處傳來的聲聲爆竹聲。
第二天，仲良一起床就見到一個身穿長衫、頭戴禮帽的男人敲門進來。他的臉上掛著淺淡的笑容，一手提著糕點，一手摘下禮帽，站在屋裡彬彬有禮地對著徐嫂躬瞭躬身，然後朝仲良點瞭點頭，溫和地說，仲良吧？
徐嫂說，你是誰？
我是老徐的朋友，我姓潘。說著，潘先生把糕點與禮帽一起放在桌上，走到遺像前深深地鞠瞭三個躬後，慢慢轉過身來，臉上的微笑不見瞭，他說，我來看看你們，給你們拜個年。
徐嫂說，可我們不認識你。
潘先生輕輕嘆瞭口氣，說，認識的未必是真朋友。說著，他從口袋裡掏出一個紙包放在桌上，看著仲良，又說，這是你下學期的學費，為你爸，你要好好念書。
仲良站著沒動，他在潘先生右手的中指上看到一塊淡淡的墨痕，就覺得他應該是學校裡的教員，或是報館裡的編輯。隻有每天拿筆的人才會在中指間留下這樣的痕跡。仲良不相信父親會有這樣的朋友。他說，我不要你的錢。
潘先生問，為什麼？
仲良反問，你為什麼要給我錢？
因為你需要。潘先生說著在一張凳子上坐下，想瞭好一會兒，仰臉看著站在眼前的這對母子，說殺死老徐的兇手是日本人，他死在虹口的日本特務機關裡。潘先生還說老徐在死前經受瞭嚴刑拷打，他是自己咬斷的舌頭，因為他怕會說出不該說的話。母子倆驚呆瞭，一直等他講完，還愣在那裡，目不轉睛地看著他。潘先生等瞭會兒，不見母子倆出聲，就又說，這就是事情的真相，你們有權知道真相。
說完，他還是不見母子倆有動靜，就拿起桌上的禮帽起身準備離去。
仲良忽然說，他隻是個郵差，他有什麼話比他的命更重要？
他是個郵差。潘先生回過頭來，說，他還是個不想當亡國奴的中國人。
徐嫂從十六浦碼頭下船，搭乘一條貨輪回瞭老傢。在那裡，有一場簡單的婚禮等待著她。她要去嫁給那個篾匠，去做他兩個女兒的後媽。臨行前，徐嫂考慮瞭很久，決定還是換上那件新做的棉襖。她站在門口回望著兒子，哀求說，送送媽吧。
仲良無動於衷地坐在八仙桌前，對著一張報紙練書法。
那媽走瞭，媽會來看你的。徐嫂說完，拎起地上的兩個包裹，可還是放心不下，說，仲良，你要好好念書，別像你爸。
仲良連眼皮都沒動一下，一筆一畫寫得認真而專註。一直到報紙上寫滿瞭密密麻麻的字，才輕輕地擱下毛筆，拉開門走瞭出去。
這一天，仲良在馬路上整整走瞭一天。他穿街走巷，像郵差那樣，把父親生前投遞的每條街道都踏遍之後，來到靜安郵政所的門房。
此時已是入夜時分，仲良站在那間昏暗的屋子裡，低著腦袋對周三說，求你瞭，你說過讓我有事來找你的。
周三手裡舉著飯碗，說，你是塊讀書的料，你別把自己糟蹋瞭。
仲良不說話，還是低著腦袋，固執地站在他跟前。
僵持瞭片刻後，周三嘆瞭口氣，把碗裡的飯粒都撥進嘴，反復嚼著，含糊地說，你會後悔的。仲良一搖頭，說，沒什麼好後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