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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子之心

傅聰談傅雷

北京飯店長長寬寬的走廊裡,馮亦代先生和我匆匆地找尋著傅聰的房號——我們相約,在他養病期間作一次長談。門開處,傅敏迎了出來,床上坐著微笑著的傅聰。這是一次盡情的暢談。對祖國深深的愛、淡淡的愁,對人生的思考與探索,對藝術的摯愛與追求,對父母的思戀和懷念……。沉靜的傅聰竟是那樣容易激動;以音樂為生命的他,卻具有一副哲學家的頭腦。記得一篇文章的開頭兩句話:「傅雷是傅聰的爸爸,傅聰是傅雷的兒子」。是的,同是那樣的一顆赤子之心。

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

曉:《傅雷家書》已由三聯書店出版,您有些什麼想法,願意向讀者講些什麼嗎?

聰:父親一故世,歐洲就有好幾個雜誌的負責人問我這批書信,因為在國外很多朋友知道爸爸給我寫了許多信,我那時的妻子也收到他不少信。有個出版社多次問我,願出高價,我都拒絕了。原因是我覺得爸爸的這份家書是有永恆性價值的,是一個很特殊的中國知識分子典型的見證,我不願讓它成為任何一種好意或惡意的政治勢力的工具。現在由三聯書店來出版它,我高興,但有時也有些doubt。

馮:疑慮?

聰:這詞不好翻,不是對某個人、某件事的疑慮,而是自己思想上的東西。格不同,難翻。我爸爸是個赤裸裸的人,不僅對我,對朋友也這樣。心裡怎麼想就怎麼寫,他的內心生活全部在信中反映出來了。但這些信都是他五、六十年代寫的,都帶著當時的時代氣氛和他的心境、情緒。雖然他一直是坐在書齋裡的人,但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跟當時的社會生活血肉相連的。不過有些想法,我想如果他還活著的話,可能會很不同了。

曉:那是反映了當時條件下一個知識分子的思想和感情。

聰:這些信的價值正在於此。我剛才說我還有些doubt,就是說他在某個時期對自己作了相當多的解剖,自我批評,現在看,有一些可能還要回到原來的認識上去。如他一九五四、一九五五年到社會上去,看到了整個國家轟轟烈烈的建設景象,深受感動,又說看到了許多解放戰爭、革命戰爭時期的小說,補了課,使他感到他以前的「不能夠只問目的不問手段」的認識是書生之見。可是我覺得他原來的這個見解卻是對的。經過十年浩劫,甚至一九五七年以來的歷史,證明了只問目的不擇手段是不行的,不擇手段本身就把目的否定了。也許我有點杞人憂天的doubt。因爸爸在國內文藝界有一定聲望,大家尊敬他,這些家書出版後,會不會對有些內容不能真正從本質上去瞭解,而只從表面上去看?

曉:人們會理解的。在當時,他在信中反映的就是一個老知識分子對我們黨和國家的那種虔誠,那種熱愛。他急於要跟上新的時代,急於要使自己融合到新的時代中去,所以他努力地改造自己、否定自己,是那樣一種真摯的感情。

聰:也許我在西方耽久了。我認為一切信仰沒有經常在懷疑中錘煉是靠不住的,是迷信。我覺得我們知識分子對造成現代迷信也有責任,知識分子應該像鳥,風雨欲來,鳥第一個感受到,知識分子是最敏銳的,應該永遠走在時代的前面。可是我們也參與了現代迷信,沒有盡到知識分子的責任。爸爸說過:「主觀地熱愛一切,客觀地瞭解一切。」我覺得這還不夠。中國為什麼走這麼大的彎路?正因為中國人太主觀地熱愛一切,而不客觀地多作懷疑,多懷疑就不會盲目闖禍了。爸爸基本上是一個懷疑主義者,他說的「瞭解一切」,就包括懷疑。瞭解包括分析,分析就先要懷疑,先要提出問號。他在一封信裡說,「我執著真理,卻又死死抱懷疑態度。」死抱住一些眼前的真理,反而會使我們停滯,得不到更多的更進步的真理。我想我們的社會的確不應該死抱住教條不放,而應該不斷地探求新的真理。

赤子之心曉:您認為這些家書中反映的最本質的思想是什麼?

聰:赤子之心。爸爸的信從頭到尾貫穿的最本質的東西就是這個。看這些信,可以用這麼一句話概括這個人:他一生沒有一分鐘度過的是行屍走肉的時光,他的腦永遠在思想,他的心永遠在感受。他是一個在中國最優秀的傳統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識分子(我說的是最優秀的傳統,從屈原一直到現在的傳統),同時又是「五四」的覺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東西決不是表面的、生活習慣上的小節的東西。你現在在國外可以碰到很多生活非常洋化,西裝革履,家裡連中文也不說了的人,可是這些人對西方文化根本沒有一點點真正的瞭解。而爸爸為什麼對西方文化能有真正深刻的掌握和瞭解,就是因為他在中國文化中的根子扎得很深!我爸爸責己責人都非常嚴,是個非常嚴謹的人。這一方面是由於他有著東方文化的根,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是從西方文化中來的,他的那種科學態度,很強的邏輯性,講原則,這些都是西方文化的優點,他是接受了這些優點的。他在翻譯《約翰·克利斯朵夫》這本書時說過,他受這本書影響很大。羅曼·羅蘭作為一個歐洲人,有這麼個理想,他希望能夠把德國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兩個民族的文化取長補短,創造一個更燦爛的文化。我爸爸一輩子追求的就是希望在東方文化和西方文化間取長補短,融合創造出一種新的更燦爛的全人類的文化。剛才說的赤子之心,還要講回來。我爸爸這個人也有很多缺點,因為他是個非常活生生的、豐富的人,他的缺點優點都不是一般的,都是比較大的。如他脾氣的暴躁,一時衝動不能控制,可以使人目瞪口呆。

敏:可是他同時又可以是絕對冷靜,很理智,很嚴謹。

聰:那絕對如此,一切強烈,幅度很大。最主要的一點,是我爸爸這個人完全是真的。這跟知識高低,品質好壞沒有關係。

馮:我第一次見你爸爸是在鄭振鐸先生那裡,那時鄭先生就說他一輩子要為「赤子之心」受累。

聰:他之所以是這麼一個很特殊的典型,說到最後,他還是一個中國人。中國人的特殊之點是感性第一,這感性第一說到底就是赤子之心。所以他雖然一方面那麼嚴謹,同時他又是一個大慈大悲的人,他的同情心非常博大,處處為人家著想,小處為兒子,稍大點為朋友,再大點為國家為政府著想,從他的書信中可以看出很多這樣的態度。抱了這樣一種態度,再加上科學分析能力,這樣的人就是優秀的人。社會上都是這樣的人,那這個社會就是理想世界了。可是我們中國人大都感性的部分太多,缺少理性的東西;盲目的信仰太多,濫好人太多,懷疑、思考太少,信仰沒有在懷疑中鑄煉。我每次回國來,常常一點點小事就馬上使我心裡暖起來,馬上就樂觀起來,因為我還是一顆中國人的心,感情也是中國人的。我覺得如果東方人能保持這種赤子之心,而又盡量學習西方人的理智、科學精神、邏輯性,這就是我爸爸一直孜孜追求著的世界文化的理想。

最強調的是做人曉:請談談傅雷先生對您最大最可貴的影響和幫助是什麼?

聰:他最強調的是做人。沒有這一條就談不上藝術,談不上音樂,一切部談不上。我覺得整個國家也一樣,國家要好的話,第一人的素質要好,人的素質用簡單化的方法來說明是很危險的,像小孩子看戲那樣,這是好人,那是壞人。其實好人壞人的區別並沒有那麼簡單。人類社會不管發展到什麼階段,一定會有矛盾,人也有智力的、品格的種種矛盾。後天能給人的素質以影響的除了感性上的東西,如新中國剛創立時全中國有那樣一種氣氛,我想那時候全中國的人都好像忽然變得好了很多,那是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佔了很大部分。但單純靠這感性的東西是不夠的,一定要有理性的東西。我爸爸一輩子所追求的就是要把感性的東西融合到理性裡去,就是我剛才講的信仰和懷疑的問題。你問我爸爸對我影響最主要的是什麼?可以用一句話說:獨立思考。他是一個活生生的榜樣,獨立思考,一切都不人云亦云,決不盲從。盲目的信仰已經可怕,更可怕的是自己還要騙自己。我認為我爸爸是個文藝復興式的人物。歐洲的近代文明是從文藝復興開始的。經過了四個多世紀的沉睡,除了從經濟基礎分析,經濟結構,整個制度從封建走向資本主義的萌芽以外,還有很重要的一條是人的覺醒。那時歐洲資本主義還是非常弱的,但人已開始不安於人云亦云,他們不光是追求對宇宙提出問題,也開始考慮人活著為了什麼。我覺得我們也應該考慮這個,爸爸的信從頭至尾講的也就是這些。有了這個基礎以後,一切從這個基礎上產生的進步才可能鞏固,才是真正的進步。我剛才講過,國外很多生活完全洋化的人,他們的生活其實充滿了很多封建的東西。生活上的很多東西好像都現代化了,都有了洋房汽車,這個社會並不見得就是理想的社會,本質的真正改變才是主要的東西。我看中國現在最需要補課的是人文科學而不是自然科學。物質不現代化沒什麼壞處,可能還有好處。

曉:我想這兩者並沒有矛盾。科學的發展,增長的不應該光是物質財富。

聰:對我來講還是純精神的東西重要,其他都不重要。當然,一定要到一定的水平,可是再多出來就是人給人造出來的多餘的奢侈品了。

曉:精神上的東西是很重要的,但我們過去只強調精神作用,不管生產發展,吃了不少苦頭,現在我們搞四個現代化,同時強調兩個文明,這是歷史經驗的總結。

聰:問題在於那時強調的精神不是真正的精神理性,而是迷信、盲從,不經過獨立思考,口號叫得響的就是好人。這是從表面來區別一個人的好壞。中國人往往做名詞的奴隸,幾千年講正名,這很可怕,名正言順,什麼歪理都可以。

中國人靈魂裡本來就是莫扎特聰:我在外頭常常跟人家爭論,歐洲的基督教精神常常有信仰和智慧的爭論。我有時跑到信仰這邊,有時又跑到智慧這邊,爭來爭去,不可開交,其實兩者是不可分的。中國人是個具有最高智慧的民族,到現在為止,也很少有歐洲基督教精神那種信仰。中國人其實是有很高度的懷疑精神的民族,只是不科學,是一種直覺的懷疑精神,憑一股靈性可以達到很高的境界,智慧和知識是兩回事,有時一個最大的學究什麼智慧也沒有,一個普通的農民什麼書都沒念過卻有很高的智慧。我說要看中國文化就看中國的文字,從中國的文字就可以看出中國人的智慧。中國的文字完全是莫扎特式的,如「明」吧,一個太陽一個月亮,三歲孩子就知道,看來很天真很稚氣,可也是最高的詩意,最富象徵性的東西。我所以稱它為莫扎特式的,就是最樸素、最天真、最富有想像力、最有詩意的,不過中國人的精神世界老早就達到了這種境界,而歐洲藝術史上只有幾個高峰才達到,就像莫扎特。

馮:傅雷先生講莫扎特的那篇文章是寫得很精彩的。

聰:那篇文章裡有兩句話我覺得非常精闢。「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為什麼說這句話呢?這一段可以單獨拿出來大書特書:「在這樣悲慘的生活中,莫扎特還是終生不斷地創作。貧窮、疾病、妒忌、傾軋,日常生活中一切瑣瑣碎碎的困擾都不能使他消沉;樂天的心情一絲一毫都沒受到損害。所以他的作品從來不透露他痛苦的消息,非但沒有憤怒與反抗的呼號,連掙扎的氣息都找不到。」最後這句我不完全同意,他有的地方還是有這種氣息的,但他總是竭力保持平衡,他那大慈大悲的心理,即使反抗,也永遠帶著那種irony,這詞很難翻,就是哭裡帶笑,笑裡帶哭的狀態。「他的心靈多麼明智,多麼高貴,多麼純潔。音樂史家說莫扎特的作品反映的不是他的生活,而是他的靈魂。是的,他從來不把藝術作為受難的證人,而只借來表現他的忍耐與天使般的溫柔。他自己得不到撫慰,卻永遠在撫慰別人,但最可欣慰的是他在現實生活中得不到的幸福,他能在精神上創造出來,甚至可以說他先天就獲得了這幸福,所以他反覆不已地傳達給我們。精神的健康,理智與感情的平衡,不是幸福的先決條件嗎?不是每個時代的人都渴望的嗎?以不斷的創造征服不斷的苦難,以永遠樂觀的心情應付殘酷的現實,不就是以光明消滅黑暗的具體實踐嗎?」這太精彩了!「有了視患難如無物,超臨於一切考驗之上的積極的人生觀,就有希望把藝術中美好的天地變為美好的現實。」然後就是上面那兩句話:「假如貝多芬給我們的是戰鬥的勇氣,那末莫扎特給我們是無限的信心」。我覺得中國人傳統文化最多的就是這個,不過我們也需要貝多芬。但中國人在靈魂裡頭本來就是莫扎特。我為什麼這樣愛莫扎特,我之所以回來遇到每一件小事都會使我馬上樂觀起來,因為我是中國人,中國人就是這樣,我的心也是這樣。所以我總是要強調精神作用,對物質現代化不感興趣,因為我住在現代化的社會裡,實在感到很多現代化的東西很有問題。歐洲社會有很多精神苦悶,所以有許多嬉皮士運動啊,天體運動啊,就是對於這種物質上現代化的一種反抗。

曉:作為一個人來講,單有物質上的東西,沒有精神上的支柱是不行的。

聰:這個問題,我覺得我們還沒有真正解決。假如我們能從解決這個問題入手,使每一個人都變成自覺的,能獨立思考的,不斷進取的,有很堅定的正確認識的人,這樣一個文明的人類社會,再不忘老子的智慧,那麼我相信,我們就能不斷地前進。

出發點對的話,音樂就會容易些曉:傅聰先生,我們還想請您談談音樂教育的問題。讀傅雷先生的信,他是把藝術、教育、道德和人生哲學全都融合在一起的。

聰:這都是一整個有機體,它們絕對不能分開。我覺得音樂教育的最基本問題是要弄清為什麼要學音樂。他有再大的才能,再高的天分,再好的先生和再優越不過的條件,假如出發點沒有弄清楚,那一切都是白費的。說實在的,我從來沒有夢想過成為音樂家、鋼琴家。我小時開始學鋼琴最主要的原因是感到在這方面還可能有一定的園地,我小時候的音樂感受力特別強,爸爸覺得可能有點東西在那裡,也許在這方面有所發展,所以讓我學了兩三年。後來生活上有些變動,少年時代又有相當一段浪子生涯,在昆明老有給學校開除、逃學等等莫名其妙的事發生。以後我決定回上海,重新專心學音樂。我真的從來沒想到過將來做個國際上的鋼琴家,我主要的出發點,主要的原因是我愛音樂。我覺得沒有音樂的話,我的生命就缺少意義。這並不是理論上的東西,完全是感情上的。常常有人問我:你為什麼不寫東西?我不寫,因為我覺得必須心裡頭有東西,一定想寫才能寫,而不能因為我是搞音樂的,一定要寫點什麼。我自己覺得我不是這塊料子。我感受能力相當強,我的才能是在再創作方面,我需要去理解別人,有時也可以發揮,發揮出更多的東西來。主要就是說出發點是我在內心有股力量,使我走上了這條道路。國內音樂界現在有一股風,不少人都在拉協奏曲,彈協奏曲,不少是炫耀技巧的、唬人的東西。室內音樂不搞,奏鳴曲也很少搞。這反映了一種功利主義傾向,一些人主要是想成名,成明星,他們不是為音樂服務,而是音樂為他們服務,音樂為成名服務。因為假如是獻身音樂的話,就不能不搞室內音樂,室內音樂是音樂裡最美麗、最豐富的音樂。也不能不搞奏鳴曲,我是說提琴和鋼琴的奏鳴曲。我假如開音樂會,不開獨奏會,而開兩個人的奏鳴曲的音樂會,我是最高興的,我覺得這裡有無窮的樂趣。就是彈伴奏吧,這裡也有無窮的樂趣,舒伯特的樂曲,伴奏也是最美的音樂。這裡就是有個出發點的問題。

曉:你認為音樂界的狀況如何?

聰:我還看得不夠多,有些看法我已在音樂學院學報中說了。這裡的先生教學生是世界上態度最好的,可是他們自己也是十幾年與外界隔絕,比較閉塞;另外教育上也有個東西不太好,似乎學生好功勞是先生的,學生不好也是先生的責任,功利主義厲害了一點。

敏:應該是師傅領進門,修行靠個人。

聰:對了,先生要盡一切力教學生,但以後成績怎樣,就得靠學生的努力。不要沒有成績覺得臉上無光,也不要有了點成績就沾沾自喜。加上搞比賽,拿名次,拿了獎就不得了,老師可以評上教授,學生馬上成了「家」了。這是笑話,得了獎就成「家」了?國外很無情,就是得了獎,還要在舞台上考驗,能夠站得住的很不容易,沒有鐵飯碗。但這裡有的人幾十年就彈一個曲子,這怎麼辦?不要說音樂為他服務,是一個協奏曲為他服務。

曉:現在音樂學院的學生修養是否全面?

聰:不,拉提琴的就管拉提琴,彈鋼琴的就管彈鋼琴。這次我跟他們合奏,從教課中我發現距離是相當遠的,就有點擔心。那些小孩卻說你別擔心,這太容易、太容易。什麼,太容易,試試看。第一次練習,三個鐘頭練下來,一個樂章都過不去。完了後,那些學生說,唉呀,太費勁,沒想到這麼費勁。他們簡直不知道這音樂裡有多少學問,他們就知道表面的東西。可是我很高興的是,第二次第三次練下來,這些孩子進步很快,他們的進步不完全是靠努力而來,而是發現了個新天地。第三次練習時他們簡直手舞足蹈,說唉呀這音樂怎麼這麼美啊!每個人都陶醉在裡面了。對他們來說,似乎從來不知道音樂是這樣的。我覺得這樣出發點就對了。這種歡樂就是創作的歡樂。這不是暴君式的輸入,而是一種感染,他們高興、開心。音樂這東西又難又容易,出發點對的話,音樂就會容易些,容易很多。真有才能有音樂感的人很容易理解這一點,讓你的赤子之心,純粹的敏感,同音樂裡頭內在的東西自然而然的接觸,反應就會很快。外國有句話叫「讓音樂自己說出來」。每個搞音樂的人都要知道,我們都應該做音樂的通音管子,讓音樂從這裡流出來,它原來是怎麼樣,就自然而然地流出來。當然這裡有主觀的成分,沒有人的成分就沒有任何藝術,但賓主地位要放對。說來說去還是個出發點問題。

曉:這些年音樂學院學生的素質還是不錯的,文革後湧現了相當多的音樂人才。

聰:是是是,有有!技術水平、音樂天賦都有。中國人的音樂感比任何一個國家的人都強。有音樂感只不過是初步的感性,真要做學問的話,必須要提高到理性上來,然後再回到感性,又再回到理性,不知道經過多少回復、復歸,才有一天可能成為音樂家。中國人搞音樂到做學問的水平還沒有,其實音樂是一門最玄妙的學問。

編鐘提出的大問號曉:對於中國音樂的發展您有什麼看法?

聰:我覺得那些基本問題解決了,音樂就會發展。中國最弱的是創作,即使不是人為的外界的清規戒律,幾十年下來自己心裡頭習慣的框框也很多。我們一方面有閉關自守,同時另方面又相當虛無主義。我上次回來在汽車裡聽到司機聽的地方戲,非常欣賞。中國的地方戲太豐富了,可是有些同行卻很看不起地方戲,這不對。我覺得中國的音樂創作要發展,一方面要謙虛地,不帶一點成見地學習西方所有的各種音樂派別;另方面還必須非常深地去挖掘中國自己的遺產,千萬不能急功近利,不能企求馬上見效。在歐洲,像匈牙利,過去是奧匈帝國的一部分,一直受德國統治,可是匈牙利民族的根是蒙古族,跟其他民族的不同。一直到近代,巴托克、柯達伊這兩個大師做了很多很多工作,才真正創造了他們匈牙利的民族音樂。可是,在巴托克、柯達伊以前他們早就有很悠久的歷史,經過了一百多年的醞釀才出現巴托克、柯達伊。當然巴托克、柯達伊是很大的天才,但天才的出現並不是偶然的,總得有個底子,有很長的一個醞釀階段。中國音樂的發展我想也不會有任何其他途徑的。

曉:您認為中國音樂的基礎怎麼樣?

聰:很弱。但中國音樂的雛型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很值得探討。從發現編鐘以後,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很大的疑問:中國音樂以前到底是怎樣的?我覺得中國音樂那時候假如有這麼宏大的完整的樂器,它包括七音,可以轉調,還有和聲,並且有工具,這一定是為什麼音樂服務的,一定有音樂語言。這個音樂語言我們完全不知道,這整個是個空白的大問號。所以你說中國音樂的發展,我覺得可能性是最大,可是我們現在知道的是最少,要做的工作是最多,態度應該最謙虛。千萬不要用批,更不要判,先弄之清楚,對自己的東西如此,對外國的東西也如此。所以姚文元那篇批判文章是狗屁。我是說就是要懷疑,只有弄懂了才能懷疑,他根本不懂音樂,沒資格!學問就是學問,你要先弄懂了,把整體的具體的都真正的瞭解,才能開始懷疑。

一九八一年春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