聰，親愛的孩子，兩個多月沒給你提筆了，知道你行蹤無定，東奔西走，我們的信未必收到，收到也無心細看。去紐約途中以及在新墨西哥發的信均先後接讀；你那股理想主義的熱情實可驚，相形之下，我真是老朽了。一年來心如死水，只有對自己的工作還是一個勁兒死干；對文學藝術的熱愛並未稍減，只是常有一種「廢然而返」、「喪然若失」的心情。也許是中國人氣質太重，尤其是所謂「灑脫」與「超然物外」的消極精神影響了我，也許是童年的陰影與家庭歷史的慘痛經驗無形中在我心坎裡紮了根，年紀越大越容易人格分化，好像不時會置身於另外一個星球來看塵世，也好像自己隨時隨地會失去知覺，化為物質的原素。天文與地質的宇宙觀常常盤踞在我腦子裡，像服爾德某些短篇所寫的那種境界，使我對現實多多少少帶著detached[超然]的態度。可是在工作上，日常生活上，斤斤較量的認真還是老樣子，正好和上述的心情相反，——可以說人格分化；說不定習慣成了天性，而自己的天性又本來和我理智衝突。intellectually[理智上]我是純粹東方人，emotionally ＆ instinctively[感情上及天性方面]又是極像西方人。其實也仍然是我們固有的兩種人生觀：一種是四大皆空的看法，一種是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精神。或許人從青少年到壯年到老年，基本上就是從積極到消極的一個過程，只是有的人表現得明顯一些，有的人不明顯一些。自然界的生物也逃不出這個規律。你將近三十，正是年富力強的時候，好比暮春時節，自應蓬蓬勃勃望發榮滋長的路上越奔。最近兩信的樂觀與積極氣息，多少也給我一些刺激，接信當天著實興奮了一下。你的中國人的自豪感使我為你自豪，你善於賞識別的民族與廣大人民的優點使我感到寬慰。唯有民族自豪與賞識別人兩者結合起來，才不致淪為狹窄的沙文主義，在個人也不致陷於自大狂自溺狂；而且這是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真正的交融。我們的領導對國際形勢是看得很清楚的，從未說過美國有爆發國內革命的可能性的話，你前信所云或許是外國記者的揣測和不正確的引申。我們的問題，我覺得主要在於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在生產關係改變之後發揮個人的積極性，如何從實踐上物質成就上顯示我們 制度的優越性，如何使口頭上「紅」化為事業上的「紅」，如何防止集體主義不被官僚主義拖後腿，如何提高上上下下幹部的領導水平，如何做到實事求是，如何普及文化而不是降低，如何培養與愛護下一代……
我的工作愈來愈吃力。初譯稿每天譯千字上下，第二次修改（初稿謄清後），一天也只能改三千餘字，幾等重譯。而改來改去還是不滿意（線條太硬，稜角凸出，色彩太單調等等）。改稿謄清後（即第三稿）還得改一次。等到書印出了，看看仍有不少毛病。這些情形大致和你對待灌唱片差不多。可是我已到了日暮途窮的階段，能力只有衰退，不可能再進步；不比你儘管對自己不滿，始終在提高。想到這點，我真艷羨你不置。近來我情緒不高，大概與我對工作不滿有關。前五年譯的書正在陸續出版。不久即寄《都爾的本堂神甫——比哀蘭德》。還有《賽查·皮羅多》，約四五月出版。此書於五八年春天完成，偏偏最後出世。《藝術哲學》已先寄你了。巴爾扎克各書，我特意寄平裝的，怕你要出門時帶在身邊，平裝較方便。高老頭——貝姨——邦斯——歐也妮囚種都在重印，你若需要補哪一種，望速告知。（書一出來，十天八天即銷完。）你把cynic[玩世不恭]寫成scinic；naiveness，沒有這個字，應作naivety[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