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導對音樂的重視，遠不如對體育的重視：這是我大有感慨的。體育學院學生的伙食就比音院的高50％。我一年來在政協會上，和北京來的人大代表談過幾次，未有結果。國務院中有一位副總理（賀）專管體育事業，可有哪一位副總理專管音樂？假如中央對音樂像對體育同樣看重，這一回你一定能去Salzburg[薩爾茨堡]了。既然我們請了奧國專家來參加我們北京舉行的莫扎特紀念音樂會，為什麼不能看機會向這專家提一聲Salzburg[薩爾茨堡]呢？只要三四句富於暗示性的話，他準會向本國政府去提。這些我當然不便多爭。中央不瞭解，我們在音樂上得一個國際大獎比在奧林匹克運動會上得幾個第三第四，影響要大得多。
這次音樂節，譚伯伯１的作品仍無人敢唱。為此我寫信給陳毅副總理會，不過時間已經晚了，不知有效果否？北京辦莫扎特紀念音樂會時，周揚當主席，說莫扎特富有法國大革命以前的民主精神，真是莫名其妙。我們專愛扣帽子，批判人要扣帽子；捧人也要戴高帽子，不管這帽子戴在對方頭上合適不合適。馬思聰寫的文章也這麼一套。我在《文藝報》文章裡特意撇清這一點，將來寄給你看。國內樂壇要求上軌道，路還遙遠得很呢。比如你回國，要演奏Concerto[協奏曲] ，便是二三支，也得樂隊花半個月的氣力，假定要跟你的interpretation[演繹]取得一致，恐怕一支Concerto[協奏曲]就得練半個月以上。所以要求我們理想能實現一部分，至少得等到第二個五年計劃以後。不信你瞧吧。
１ 即我國優秀作曲家譚小麟（1911—19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