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星期一起接連開了五天上海市政協第二次全體大會。所有的會議，連小組討論，我都參加了。原有委員275 人，此次新聘87 人，共362 人。又邀請各界人士列席467 人。會場在中蘇大廈的「友誼電影院」。會議非常緊張熱烈。報名發言的有181 人之多，因限於時間，實際發言的僅69 人，其餘都改成了書面發言。我提了一項議案（大會總共收到的議案不過25 件），一份書面發言。我原打算只提書面的；二月初的擴大會議上我已講過兩次話，這一回理當讓別人登台。小組會上大家提的意見不少，大會發言更是有很多精彩的。一個舊國民黨軍人（軍長階級）樊崧甫說得聲淚俱下；周碧珍報告參加我國民間藝術團今春訪問澳門演出的情況，港澳兩處的僑胞的熱烈反應，真是太動人了。我禁不住在會場上流了淚。好像我自己就是流落在港澳的人的心情。這樣的激動，近幾年來只在聽某些音樂時才會有。當然也有許多八股，拉拉扯扯佔了一二十分鐘時間，全是自我檢討，左一個保證，右一個決心的空話。歸國華僑、牧師、神甫，也都有發言。華僑的愛國情緒特別高，說話也很實在。有一個上海評彈（即說書）藝人，提的意見特別尖銳，他說：「我們要領導給我們幹部，要強的幹部；吃飯不管事的幹部，我們不要，我們不是養老院……」這樣的話，在這種場面的會上是破天荒的。主席台上的人都為之動容。……這樣的民主精神是大可為國家慶賀的。可惜知識分子（此次邀請列席的以知識分子佔絕大多數）沒有這樣的勇氣。會上對於和平解放台灣的問題，也有不少精彩的言論。大會主要討論的是「中共上海市委」所擬訂的《1956—1957 年知識分子工作綱要草案》，裡面對於今後對上海知識分子的安排，有32 條具體規劃：大致分為三大類：（一）改善黨組織與現有知識分子的相互關係，改善知識分子的工作及生活條件，以利於充分發揮知識分子的潛力；（二）擴大和培養新生力量，開展學術研究和提高知識分子的業務能力；（三）對知識分子的思想改造、馬列主義學習加強領導與安排。第（一）項已經有一部分事情實行了：上海高級知識分子約有一萬人，先照顧其中的3，000 人，例如調配房屋；使知識分子能有一間安靜的書室，上海房管局已撥了500 所住房，陸續給一些居住條件特別壞而研究有成績的教授、專家、作家、藝術家。又分發恃種「治療證」，可在指定醫院當天預約，當天受到治療：又分發「副食品（如魚肉等）供應卡」，向指定的伙食供應站去買，不必排隊等候。（這兩種卡，我也拿到了）。由此你可以看出，政府現在如何重視知識分子。只因為客觀條件不夠，暫時只能從高級知識分子做起。另外，二月下旬，上海市委開了半個月會，召集各機關、學校、團體的黨團幹部近萬人學習這個政策，要他們接近知識分子，做到「互相信任，互相學習」，對研究工作從各方面支持他們。大會上發言的人一致表示為了報答黨與政府的關懷與照顧，要加緊努力，在業務與思想改造各方面積極提高自己。這些消息你聽了一定也很興奮的。我很想以知識分子的身份，對知識分子的改造做一些工作。比如寫些文章，批評知識分子的缺點等等。政府既然已經作了這樣大的努力幫助我們，我們自當加倍努力來配合政府。改善黨與知識分子的關係是個關鍵性的問題，而這個問題的解決是雙方面的，決非片面的。所以我預備寫一系列的短文，挖掘並分析知識分子的病根，來提高大家的覺悟，督促大家從實踐上痛下功夫，要說到做到。本來我在文藝方面想寫一些書評，最近看了二十幾種作品，覺得還不能貿然動筆；作品所描寫的大半是農村，是解放戰爭，抗日戰爭，少數是關於工廠的；我自己對這些實際情況一無所知，光從作品上批評一通，一定是有隔閡的。所以想慢慢的出去走走，看看，多觀察之後再寫。
看了二十幾種創作以後，我受了很深刻的教育。黨在各方面數十年來的艱苦鬥爭，我以前太不瞭解了；人民大眾為了抗日、反封建、反敵偽、反蔣等等所付的血汗與生命的代價，所過的非人的慘酷的日子，也是我以前不瞭解的。我深深的感到無仇恨即無鬥爭，即無革命。回想我十七八至二十歲時的反帝情緒，也不能說不高，為什麼以後就在安樂窩中消沉了呢？當時因為眼見同班的小同學在「五卅」慘案中被租界巡捕慘殺，所以引起了仇恨，有了鬥爭的情緒，革命的情緒。以後卻是一帆風順，在社會上從來沒受到挫折，更沒受到壓迫；相反的，因為出身是小地主，多少是在剝削人的地位，更不會對社會制度有如何徹底的仇恨；只是站在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的立場上，憑著單純的正義感反對腐敗的政府。這是很幼稚的反帝反封建思想，絕對不會走上真正革命的路的。即使我也有過「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想法，對於共產社會也有些嚮往，但都限於空想。不受現實的鞭策，生在富庶而貧富階級矛盾比較少的江南，不看見工人階級血淋淋的被剝削的痛苦，一個人是始終走不出小資產階級的圈子的，即使希望革命，也抱著「要講目的也要講手段」的那種書生之見。直到現在，從近二年來的社會主義建設事業中，最近又從多少優秀的文藝作品中，從讀到的少數理論書籍中，才開始發覺了自己過去的錯誤，才重新燃燒起已經熄滅了的熱情。我並不把自己的過去一筆勾銷，說成完全要，不得。但我以前的工作熱忱是由於天生的不勞動就要不舒服的性格來的，而不是由於對前途有堅定的樂觀的信仰來的；以前對政府各種措施的批評，是站在純客觀的自由主義者（liberal）的立場上提出的，而不是把自己看作參加社會主義建設的一分子的立場上提出的。換句話說：出發點是狹小的，消極的，悲觀的。我這樣說也不是認為從此我已經改造好了（你當然明白我不會這樣想，一向我深信一個人要活到老學到老的）；可是出發點糾正以後，無論對自己的業務或是思想，在改進與提高的過程中，情緒是大不相同的了，看法也大不相同的了。——這些思想，你媽媽也深深體會到；她事實上比我覺悟得早，只是她說不出道理來；一切都要經過我自己的摸索、觀察，再加上客觀的形勢，我才會慢慢的，可也是很實在的醒悟過來。（媽媽也跟著我一本一本的文藝作品吞下去。）說到客觀形勢，這幾年的進步簡直是難以想像，單從報紙雜誌的內容及文字來看，就比五三年以前不知進步了多少。至於基本建設的成績，更是有目共睹，不必細說了。陳市長說得好：知識分子只有在事實面前才肯低頭。這樣的事實擺在面前，誰還會不激動，不大覺大悟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