樓適夷
《傅雷家書》的出版，是一樁值得欣慰的好事。它告訴我們：一顆純潔、正直、真誠、高尚的靈魂，儘管有時會遭受到意想不到的磨難、污辱、迫害，陷入到似乎不齒於人群的絕境，而最後真實的光不能永遠掩滅，還是要為大家所認識，使它的光焰照徹人間，得到它應該得到的尊敬和愛。
讀著這部新書，我想起傅雷父子的一些往事。
一九七九年四月下旬，我從北京專程去滬，參加由上海市文聯主辦為傅雷和他夫人朱梅馥同志平反昭雪的骨灰安葬儀式。當我到達幾小時之後，他們的兒子，去國二十餘年的傅聰，也從遙遠的海外，隻身歸來，到達生身的父母之鄉。五十年代中他去國的時候，還帶著滿臉天真的稚氣，是一個剛過二十歲錦繡年華的小青年，現在卻已經到老成持重，身心成熟的壯歲了。握手相見，心頭無限激動，一下子想起音容宛在，而此生永遠不能再見的亡友傅雷和他的夫人，想起傅聰傅敏兄弟童年調皮淘氣玩樂的形象。在我眼前的這位長身玉立、氣度昂藏的壯漢，使我好像見到了傅雷；而他的雍容靜肅、端莊厚憨的姿影，又像見到了他的母親梅馥。特別使我高興的，我沒有從他的身上看到常常能看到的，從海外來的那種世紀末的長髮蓄須、艷裝怪服的頹唐的所謂藝術家的俗不可耐的形象；他的態度非常沉著，服裝整齊、樸素，好像二十多年海外歲月，和往來周遊大半個地球的行旅生涯，並沒有使他在身上受到多少感染。從形象的樸實，見到他精神世界的健壯。時移世遷，過去的歲月是一去而不可復返了，人生的正道，是在於不斷地前進，而現實的一切，也確實在大踏步地向前邁進。我們回想過去，也正是要為今天和未來的前進，增添一分力量。
想念他萬里歸來，已再也見不到生命中最親愛的父母，迎接他的不是雙親驚喜歡樂的笑容，而是蕭然的兩撮寒灰。在親友們熱烈的包圍中，他心頭的熱浪奔騰，是可以想像的。直到在龍華革命公墓，舉行了隆重的儀式之後，匆匆數日，恰巧同乘一班航機轉道去京，途中，我才和他有相對敘舊的機會。他簡單地談了二十多年來在海外個人哀樂的經歷，和今天重回祖國心頭無限的激盪。他問我：\"那樣的災禍，以後是不是還會再來呢?\"我不敢對他作任何保證，但我認為我們應該有勇氣和信心，相信經過了這一場慘烈的教訓，人們一定會有力量阻止它的重來。談到他的父母，大家都不勝傷感，但逝者已矣，只有他們的精神、遺愛和一生勞作所留下來的業績，則將是永遠不朽的。傅雷不僅僅是一位優秀的文學翻譯家，他的成就不只是留下了大量世界文學名著的譯本，我知道他還寫過不少文藝和社會的評論著作，以及優美的散文作品，數量可能不多，但在思想、理論、藝術上都是卓有特色，生前從未收集成冊，今後不應任其散失，要設法收集、整理、編訂起來，印行出版，也是一份獻給人民的寶貴的財富。談話中便談到了他多少年來，給傅聰所寫的萬里而且往往是萬言的家書。傅聰告訴我，那些信現在都好好地保存在海外的寓居裡。
我想起那書信，因為在一九五七年的春末，我得到假期去南方旅行，路經上海，依然同解放前一樣，被留宿在傅雷的家裡，聯床夜話，他給我談到正在海外學習的兒子傅聰，並找出他寄來的家信給我看，同時也把自己已經寫好，還未發出的一封長篇復書，叫我一讀。在此不久之前，傅雷剛被邀去過北京，參加了中共中央宣傳工作會議。他是第一次聽到毛主席親口所作的講話，領會到黨在當前形勢下宣傳工作上的全面的政策精神。顯然這使他受到很大的激動，他全心傾注在會議的日程中，做了詳盡的長篇記錄，寫下了自己的心得。他這次給傅聰的那封長信，就是傳達了這一次會議的精神。傅雷一向不大習慣參加集體活動和政治生活，但近年來目睹黨的社會主義建設成就的實際，切身體會到黨全心全力為人民服務的基本精神，顯然已在他思想上引起了重大的變化。
他指著傅聰報告自己藝術活動的來信對我說：\"你看，這孩子在藝術修養上確實已經成熟起來了，對這一點我是比較放心的。我擔心的是他身居異國，對祖國實況有所隔閡，埋頭藝術生活，最容易脫離實際，脫離政治，不要在政治上產生任何失誤，受到任何挫折才好。\"
我所見的只是這兩封信，但他給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這不僅我當時為傅雷愛子教子的精神所感動，特別是在此後不久，全國掀起了狂風大浪的\"反右派運動\"，竟把這位在政治上正在力求上進，在他平素熱愛祖國的基礎上，對黨對社會主義的感情正在日益濃厚的傅雷，大筆一揮，錯誤地劃成了\"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接著不久，消息傳來，在波蘭留學的傅聰，又突然自由出走，去了英國。由於對他父子的為人略有所知，這兩件事可把我鬧得昏頭轉向，不知人間何世了。
但應該感謝當時的某位領導同志，在傅雷被劃成\"右派\"之後，仍能得到一些關顧，允許他和身在海外並同樣身蒙惡名的兒子，保持經常的通訊關係。悠悠歲月，茫茫大海，這些長時期，在遙遙數萬里的兩地之間，把父子的心緊緊地聯繫在一起的，就是現在這部經過整理、編選、輯集起來的《傅雷家書》。
感謝三聯書店的范用同志，當他知道傅雷有這樣一批寶貴的遺書之後，便一口承諾，負起出版的任務，並一再加以催促，使它經過傅氏兄弟二人慎重編選之後，終於公開問世了。（我相信他們由於多方面慎重的考慮，這選編是非常嚴格的，它沒有收入瑣碎的家人生活瑣事和當時的一些政治談論，我上面提到的那封信，就沒有收入在內。）
這是一部最好的藝術學徒修養讀物，這也是一部充滿著父愛的苦心孤詣、嘔心瀝血的教子篇。傅雷藝術造詣極為深厚，對無論古今中外的文學、繪畫、音樂的各個領域，都有極淵博的知識。他青年時代在法國學習的專科是藝術理論，回國以來曾從事過美術考古和美術教學的工作，但時間都非常短促，總是與流俗的氣氛格格不能相入，無法與人共事，每次都在半途中絕裾而去，不能展其所長，於是最後給自己選擇了閉門譯述的事業。在他的文學翻譯工作中，大家雖都能處處見到他的才智與學養的光彩，但他曾經有志於美學及藝術史論的著述，卻終於遺憾地不能實現。在他給傅聰的家書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音樂方面的學養與深入的探索。他自己沒有從事過音樂實踐，但他對於一位音樂家在藝術生活中所遭到的心靈的歷程，是體會得多麼細緻，多麼深刻。兒子在數萬里之外，正準備一場重要的演奏，爸爸卻好似對即將赴考的身邊的孩子一般，殷切地注視著他的每一次心臟的律動，設身處地預想他在要走去的道路上會遇到的各種可能的情景，並替他設計應該如何對待。因此，在這兒所透露的，不僅僅是傅雷的對藝術的高深的造詣，而是一顆更崇高的父親的心，和一位有所成就的藝術家，在走向成材的道路中，所受過的陶冶與教養，在他才智技藝中所積累的成因。
對於傅雷給孩子的施教，我是有許多記憶可以搜索的。當四十年代初我在上海初識傅雷並很快成為他家常客的時候，他的兩個孩子都還幼小，大孩子傅聰剛及學齡。在四周被日本侵略軍包圍的上海孤島，連大氣中都瀰漫著一種罪惡的毒氛。他不讓兒子去上外間的小學，甚至也反對孩子去街頭遊玩。他把孩子關在家裡，而且很早發現在幼小的身心中，有培養成為音樂工作者的素質。便首先在家中由父母親自擔當起教育的責任，並在最基礎的文化教育中，環繞著音樂教育這個中心。正如他在對己對人、對工作、對生活的各方面都要求認真、嚴肅、一絲不苟的精神一樣，他對待幼小的孩子也是十分嚴格的。我很少看到他同孩子嬉戲逗樂，也不見他對孩子的調皮淘氣行為表示過欣賞。他親自編製教材，給孩子制定日課，一一以身作則，親自督促，嚴格執行。孩子在父親的面前，總是小心翼翼，不敢有所任性，只有當父親出門的時候，才敢大聲笑鬧，恣情玩樂。他規定孩子應該怎樣說話，怎樣行動，做什麼，吃什麼，不能有所逾越。比方每天同桌進餐，他就注意孩子坐得是否端正，手肘靠在桌邊的姿勢，是否妨礙了同席的人，飯菜咀嚼，是否發出喪失禮貌的咀嚼聲。甚至因傅聰不愛吃青菜，專揀肉食，又不聽父親的警告，就罰他只吃白飯，不許吃菜。孩子學習語文，父親卻只准他使用鉛筆、蘸水鋼筆和毛筆，不許用當時在小學生中已經流行的自來水金筆。我不知道傅雷有這樣的禁例，有一次帶了傅聰到豫園去玩，給他買了一支較好的兒童金筆，不料一回家被父親發現沒收，說小孩子怎麼能用那樣的好筆，害得孩子傷心地哭了一場。我事後才知道這場風波，心裡覺得非常抱歉，對傅雷那樣管束孩子的方法，卻是很不以為然的。
同時傅聰也正是一個有特異氣質的孩子，他對愛好的事物常常會把全神都貫注進去，忘卻周圍的一切。有一次他獨自偷偷出門，在馬路邊蹓躂，觀望熙熙攘攘的市景，快樂得忘了神，走著走著，竟和路邊的電線桿子撞了一頭，額角上鼓起了一個包，鬧了一場小小的笑話。他按照父親的規定，每天上午下午，幾小時幾小時的練習彈琴，有時彈得十分睏倦，手指酸痛，也不敢鬆弛一下，只好勉勉強強地彈下去。但有時卻彈出了神，心頭不知到來了什麼靈感，忽然離開琴譜，奏出自己的調子來。在樓上工作的父親，從琴聲中覺察異樣，從樓梯上輕輕下來。傅聰見父親來了，嚇得什麼似的，連忙又回到琴譜上去。但這一次傅雷並不是來制止的，他叫孩子重複彈奏原來的自度曲，聽了一遍，又聽一遍，並親自用空白五線譜，把曲調記錄下來。說這是一曲很好的創作，還特地給起了一個題目，叫做《春天》。這件事我記得很清楚，一直到那回傅聰首次回國時，還問過他多少年來除了演奏之外，是不是還自己作曲。
傅聰少年時代在國內就鬧過一次流浪歷險記。一九四九年上海解放後，傅雷全家從昆明遷回上海，把傅聰單獨留在昆明繼續學習。但傅聰非常想家，一心回滬繼續學習音樂，竟然對父親所委託的朋友不告而別，沒有旅費，臨行前由一些同學友人主動幫他開了一個演奏會，募了一些錢。這件事使上海家中和昆明兩地鬧了一場虛驚。傅雷後來告訴我說：\"你看，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把帽子脫下翻過來，大家幫幫忙，這孩子就是這樣回上海來了。\"
有的人對幼童的教育，主張任其自然而因勢利導，像傅雷那樣的嚴格施教，我總覺得是有些\"殘酷\"。但是大器之成，有待雕琢，在傅聰的長大成材的道路上，我看到作為父親的傅雷所灌注的心血。在身邊的幼稚時代是這樣，在身處兩地，形同隔世的情勢下，也還是這樣。在這些書信中，我們不是看到傅雷為兒子嘔心瀝血所留下的斑斑血痕嗎?
人的自愛其子，也是一種自然的規律。人的生命總是有局限的，而人的事業卻永遠無盡，通過親生的兒女，延續自己的生命，也延續與發展一個人為社會、為祖國、為人類所能盡的力量。因此培育兒女也正是對社會、對祖國、對人類世界所應該盡的一項神聖的義務與責任。我們看傅雷怎樣培育他的孩子，也正和傅雷的對待其他一切一般，可看出傅雷是怎樣以高度負責的精神與心力，在對社會、祖國與人類世界盡自己的責任的。傅聰在異國飄流的生活中，從父親的這些書信中吸取了多麼豐富的精神養料，使他在海外孤兒似的處境裡，好像父母仍在他的身邊，時時給他指導、鼓勵與鞭策，使他有勇氣與力量，去戰勝各式各樣的魔障與阻力，踏上自己正當成長的道路。通過這些書信，不僅僅使傅聰與親人之間，建立了牢固的紐帶，也通過這一條紐帶，使傅聰與遠離的祖國牢牢地建立了心的結合。不管國內家庭所受到的殘酷遭遇，不管他自己所蒙受的惡名，他始終沒有背棄他的祖國，他不受祖國敵對者多方的威脅利誘，沒有說過或做過有損祖國尊嚴的言行。甚至在他的藝術巡禮中，也始終一貫，對與祖國採取敵對態度的國家的邀請，一律拒絕接受。直到一九七九年初次回國，到了香港，還有人替他擔心可能產生麻煩，勸他暫時不要回來，但他相信祖國，也相信祖國會原諒他青年時代的行動，而給他以信任。這種信賴祖國、熱愛祖國的精神，與傅雷在數萬里外給他殷切的愛國主義的教育，是不能分開的。
再看看這些書信的背景，傅雷是在怎樣的政治處境中寫出來的，更不能不使人不去想那一次令人痛心的政治運動，二十多年來給數以萬計的祖國優秀兒女所造成的慘運，是多麼的驚人，而今天終於普遍得到改正、昭雪，又是一個多麼得人心的政治措施。有許多人在那場災禍中被傷殘了，但有許多人卻由此受到特殊的、像鋼鐵受到烈火一樣的鍛煉，而更加顯露出他剛毅銳利的英精。在我最熟悉的戰友與好友中，有許多人是這樣的，在黨外的傅雷也是這樣，雖然我今天已再也見不到他們了，但在他們的後代中，以及更廣大的在十年浩劫中受過鍛煉的堅強奮發的青年中，我看見了他們。
我敘述這些回憶和感想，謹鄭重地向廣大讀者推薦這部好書。
一九八一年七月五日北京東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