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有一種方法可以用來更有效地處理這些對抗和磋商。有一個事件，可能是目前為止世人所知道的最高利益的談判，或許，通過這個事件來闡述這種方法是一種最為有效的方式。家長們通常會感覺到家庭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雖然在不久之前，他們感覺到的威脅並沒有那麼多。
1962年，約翰·肯尼迪總統曾面臨一次談判困境。此次談判困境中的一些重要方面與在日常生活中家長和青少年古怪行為之間的權力鬥爭有著相似之處。更重要的是，肯尼迪找到了突破談判困境的方法。談判困境出現在古巴導彈危機時期（與蘇聯的原子能平衡問題，歷史學家將其稱為史上對人類生存最大的威脅）。這次危機是一場經典的心理戰。俄羅斯不希望美國在土耳其擁有原子彈，因此，他們試圖將自己的導彈部署在古巴。肯尼迪認為，無論如何也不能允許俄羅斯這麼做。隨後，談判陷入了危險緊張的局面。
經過了9天焦灼的謀劃和磋商，談判出現了一絲希望。肯尼迪收到了一封看起來像是來自俄羅斯總統尼基塔·赫魯曉夫的私人信件，他提出了一個合理的解決方案，建議在通往核戰爭的道路上後退一步。然而，在美國還沒來得及給予回復的時候，第二封郵件來了，信中的言辭變得尖銳好戰，使美國除了採取軍事對抗之外幾乎別無選擇。
在收到第二封信之後，肯尼迪團隊心煩意亂，他們擔心已經失去和平解決的機會。後來，他們突然找到一個絕妙的回復辦法。為什麼不能只回復第一封信件中那些合理的建議和話語，而完全忽略第二封信件中的那些恐嚇和威脅呢？經過大量的論證，美國最終決定這樣做，不久之後，蘇聯政府收到了忽略第二封信件的回復。剩下的事情就是我們歷史裡所講的那樣了。
肯尼迪對待蘇聯的辦法為我們提供了經驗。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應該運用這些經驗來處理我們與青少年之間的關係。有時候，對青少年那些更成熟、更合理的方面作出回應，我們才能夠成功地進行互動，把青少年那些成熟的、合理的方面激發出來，雖然有時這些方面並不是很明顯。幸運的是，我們與青少年之間的爭論並沒有那麼高的風險，然而，解決的辦法卻是類似的。那麼，讓我們暫且放下歷史的經驗不談，回到生活中那些更平常的洗盤子時的爭論。我們的建議是，對青少年話語中那些小孩兒的成分不作回應，而對青少年話語中那些我們聽到的或者能夠推測出的更成熟、更合理的成分作出回應。我們需要對青少年話語中像「第一封信」那樣更合理的表述作出回應，即便我們實際上並沒有聽到這樣的表述。
因此，當我們聽到「為什麼你總是這麼嘮叨？你也不能什麼都管吧」的時候，我們應該嘗試著根據青少年的感受將這些話轉化成一些更像成年人的表述，「其實，我不想馬上去洗這些盤子，因為我現在情緒很糟糕」。
隨後，我們可以這樣回答：「你聽起來很痛苦，我能幫助你做些什麼來擺脫煩惱嗎？」
我們通常會發現這種回應會讓青少年的不滿以一種我們和他們似乎都能接受的方式表達出來。更好的是，我們通常可以用一種更加成熟的回應方式來結束對話：
「不，我討厭做這些家務事，我做了很多事情，我已經很累了」，這種洗盤子的對話通常會以一種讓人厭倦的方式結束。或許有時，我們可以幫助他們以一種更讓人喜愛的方式來結束對話。然而，在這種情形中，談話會進展得更加富有成效。青少年真正喜歡的是能夠受到成年人的待遇，隨意地交談，並且提高他們在談話中的地位，這樣才能使這個更讓人滿意的成熟的談話進行下去。
總的來說，人類是一種具有一定習性和模式的生物。如果我們為青少年呈現一種成熟的對話模式，他們就更有可能配合。肯尼迪總統似乎深諳這個道理。當然，這個技巧的另一方面是，承認父母也是這種具有一定習性和模式的生物。青少年父母的首要任務是，避免陷入青少年發起的那種孩子似的爭論模式之中。當我們與青少年對話時，讓他們「內在的成人」展現出來是至關重要的，但這未必總是那麼簡單。就這一點而言，我們反覆對青少年的父母強調：記住，那裡是一個成年人！一旦我們記住了這一點，我們與青少年通常隱藏著的「內在的成人」展開對話並努力讓其浮現出來，就會變得更加簡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