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我們會對幾乎不可能的事情如此擔心？兩位獲得諾貝爾獎的心理學家，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和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他們在研究人的大腦如何加工信息時闡明了解開這個謎題的關鍵。我們現在看來他們的研究似乎很簡單，雖然這在當時足以讓他們獲得諾貝爾獎。他們創造了「可獲得性啟發」一詞來形容他們所觀察到的內容。
人類不像計算機，不會用數學的精度來估計可能性，而是使用啟髮式的速記方法來進行估計。這些方法對於處理有一定規律性的事件是很有效的。看起來，如果我們意識到一個非常罕見的事件隨時隨地發生，我們的頭腦就可能會極大地高估了這個事件再次發生的概率。不管實際情況是什麼，我們考慮得越多，我們意識中就越會覺得它很可能發生。
有線新聞台24小時不斷播報發生在青少年身上的可怕而又罕見的悲劇，把這個與可獲得性啟髮結合起來，父母能夠在晚上睡著覺的話簡直就是一個奇跡。50年前，如果愛達荷州的一個小鎮發生了一起綁架或兒童謀殺案件，在這個區域之外的人都很少知道。從理論上講，父母有可能知道綁架案，但是由於沒有廣播反覆報道綁架案件所造成的可獲得性啟發，因此我們並沒有給予這種事件更多關注。但是現在，這些事件的細節會在有線新聞廣播網上反覆播報，結果導致我們在一種擔心的文化背景中教養我們的孩子。父母過於高估了那些可怕卻罕見事件的風險，儘管人們更大地低估也更少地宣傳發生在家中的危險。
我們看佩裡的父母，在第1章中，他們描述了自己那個成績好但得了厭食症的兒子。他們堅持認為在一個「獨立」的地方打網球可能非常危險。即便適當的體育鍛煉對治療佩裡的焦慮症狀、緩解他的壓力有令人驚奇的效果。佩裡厭食症的嚴重程度已經接近10%的死亡率，更加諷刺的是，佩裡的父母此時卻更擔心僅有1/40000概率的在學校對著牆打網球而被綁架。1/40000比1/10。顯然，學會抑制我們的擔心和教養本能是需要付出代價的。然而，即便我們這些研究和分析青少年所面臨的風險的人，也可能會陷入這種原始的擔心之中。令人擔心的另外一方面是，教養悖論還可能會影響到我們的法律和公共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