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對青少年的擔心很容易被媒體煽動。大量的研究表明，大多數人對自己成為犯罪受害人的危險性估計大約是真實情況的10倍。毫無疑問，這是因為看了太多與犯罪有關的電視劇和電影。當涉及我們的青少年時，這種高估甚至更加離譜。例如，一個會讓孩子被陌生人搶走的幽靈，觸及到了大多數父母內心最深層的擔心。儘管在夜間的電視劇中很常見，但是這在真實生活中很少出現。每年，陌生人綁架孩子的真實概率小於1/40000，這幾乎只是出現在夜間的電視上。
期望保護孩子免於遭受大千世界的各種危險與讓孩子們為適應社會做好準備是對立的。如果我們的擔心不是基於這個基本的問題，那麼它只是一個反覆出現的刺激。為了避免真實的、極端的危險，我們會引發更多像巴雷特這樣俗套而又令人衰弱的問題。
例如，自1999年在科隆比納高中發生的可怕悲劇以來，父母們從來都沒有感到送孩子上學是這樣的恐怖。這種焦慮對學校的管理者來說更加難以承受，他們擔負著整個社區成千上萬孩子的安全。然而，仔細觀察一下現實就會發現，這種擔憂被誇大了。
在哥倫比亞槍擊案後不久，我應邀與當地學校的管理者訪談，當時他們正在考慮各種可以採取的安全措施。金屬探測器、訪客卡在幾個小時後奇跡般地脫銷了，結果導致沒有人願意出售或者將其送給別人。學生出入樓門時必須持有身份證，就像過去一樣。這些都是昂貴的，入侵的方式難免需要以其他幾乎不需要財政資源的方式進行抗爭。「然而，難道我們不應該採取各種手段來防止哥倫比亞槍擊案這樣的事情再次發生嗎？」一個校長曾經問我，「儘管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但如果這樣的事情發生在這裡，我們該怎麼辦呢？」
醫生和醫學倫理學家很多年前就已經知道了答案，在一個資源有限的世界裡，我們必須決定哪些是最需要防範的危險。我以簡單提問的形式向學校的管理者呈現了這個困境。依據過去10年我們國家那些非常艱難的經歷，如果不採取新的行動，當地學校發生槍擊案的可能性有多大？更具體一點，僅一個學生有50%的可能在學校被殺，這種概率多少年出現一次？5年，20年，還是50年？管理者的回答相差很大。
事實上，答案是2000年。
然而我們不想減少這種風險嗎？當然，但代價是什麼呢？考慮到是2000年，再次使用國家基準率，當地的學校系統將不僅失去一個學生，而是有300個學生自殺，更不用說數十萬人會永遠輟學、懷孕或者沉迷於毒品。將我們的青少年放到一個類似關閉著的病房而不是開放的學校，這其中的代價是什麼呢？他們會感覺受到了保護，還是會覺得成人的世界比他們意識到的更可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