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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率低下

在某些方面,青少年與成人社會的隔離開始於在19世紀末對青少年實行的大眾教育運動。這一運動要求青少年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在學校,相應地,減少了與周圍成年人進行密集互動的時間。隨著學校青少年數量的增加,學校本身也在發生變化。教育從學生和教師在一間教室裡一年又一年地進行磨合能夠建立長期的關係,到現在數千名學生的流水線,每個老師每天通常要擔負著150~200名學生的教育任務。這是對教師積極性的一種證明,教師在這種條件下甚至還能夠熟悉所有學生的名字。顯然,在這種中學教育系統下,青少年會花較少的時間與成年人進行密切互動。文化觀察員托馬斯·海因(Thomas Hine)曾這樣表示:「如果沒有高中,也就沒有青少年。」儘管青春期概念的發展與那些把青少年從成年人世界隔離出來的教育變化相平行。

青少年教育運動朝著提高效率的方向發展,這在很大程度上進一步減少了「管理」特定數量青少年的成年人的數量。我們不是要求青少年與成年人緊密合作、互相學習和幫助甚至玩耍,而是把青少年送到俱樂部、團隊、教會團體和營地。在那裡,青少年與成熟成年人的比例往往大於15︰1(如,大多數運動隊),在花費昂貴的夏令營中這個比率甚至上升為80︰1,領隊在某種程度上是年齡較大的青少年。這些做法不僅減少了青少年扮演有意義成人角色的機會,也幾乎切斷了與所有成年人的親密互動,而在這樣的互動中,青少年可能學會很多。可以肯定的是,這個過程有它的效率,但其塑造出來的青少年群體是社會中最高度隔離的群體之一——年齡上的隔離。從事外包以提高效率的企業,從試驗和錯誤中已經明白了這其中的一個缺點,如此簡化的社會互動潛在地消除了細微的、非正式的人際互動,而這樣的互動對職工參與和適應新的文化習俗而言是至關重要的。呼叫中心運營商並不十分瞭解(或不關心)遠程企業僱主的目的。同樣地,許多美國的青少年,也可能像是從南極洲打來電話,詢問他們所經歷或欣賞的成年人的文化和價值觀。

甚至在校外,青少年與成年人的分離也已經出現。這不是因為那些願意承擔指導角色的成年人已經消失,而是因為社會結構減少了這種接觸。由於大家庭已經形成了地域上的分散,相關的成年人,每一個家庭的「娜娜」或「鮑勃叔叔」,很少有機會與青少年進行互動,以至於他們的角色退化為客人和友情客串。同樣,在典型的青少年工作場所中,真正的成年人(不僅僅是19歲的監管者)已經成了瀕危物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