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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擬人生

維克多·弗蘭克爾,真實地描述了他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得出了令人振奮的結論,他認為人類幾乎可以應對任何困難,並從中找到或創造意義感。他的法則也同樣適用於像奧斯汀這樣的青少年,可以為奧斯汀這樣的問題提供另一種解釋。弗蘭克爾看著他的獄友,他意識到,誰會或不會活下來,除了一些明顯的物理因素之外,不是取決於囚犯面臨多困難的情境,而是取決於一個囚犯是否能夠賦予他的痛苦某些意義。那些曾有人需要照顧或有任務需要完成的人,迫切地希望生存下來;其他人,缺乏這種意義感,即使他們開始有更好的狀態,但最終還是會消亡。在當前青少年生活的世界中,這樣的意義或更廣泛的目標是缺乏的,為別人(甚至是自己)做些事情的機會是微乎其微的。大衛·維特爾想幫助別人,卻受到了身體上的束縛。然而,大多數像奧斯汀、佩裡和埃倫這樣的青少年,不一定比大衛做的事情更多。如果弗蘭克爾是正確的,如果「意義感」是人類的基本需求,那麼,我們已經把這些青少年放在了一個非常困難的局面之中。他們自我感覺不好就並不奇怪了。

現在,乍一看,大多數青少年缺少有意義的角色這一觀點,雖然可能適合於描述那些躺在床上或者玩網絡遊戲的青少年,但這種觀點似乎是對那些想進入一流大學的壓力超大、時間表排滿的青少年的一種諷刺。這裡的關鍵詞是有意義。青春期泡沫的一個基本方面是,從成績到足球場,到西班牙語俱樂部,再到應對同伴的需求,雖然有才華的孩子在這些領域能夠取得成功,但在更廣闊的世界裡,這幾乎都是有點空洞和沒有意義的。青少年被教導要在乎這些任務,甚至為了完成任務而承擔壓力。但在更廣闊的世界裡,大多數青少年感受到,這些任務與幫助他人之間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我們發現,一個簡單的思維實驗可以幫助我們理解這一想法:想像一下,如果成年人不是每天做自己日常的工作,而是被告知,他們所做的只是這些工作的模擬,那麼成年人的工作積極性和滿意度都會發生變化。教師給記錄他們行為的攝像機上課,水管工只是進行模擬漏水的工作,律師只是在為模擬案例辯護,外科醫生只是在給模擬的假人治病。這些模擬的「工作」將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地繼續,每隔幾個月只有五六個評分等級作為評價這一過程的指標。評分等級高的重要意義是什麼?多年以後,評分等級高與一些相對不確定的職業選擇之間的聯繫將會變得很鬆散。

當我們詢問在這樣的情境下人們的動機會如何改變時,大多數人的答案很直接:「我不會真正在乎我所做的」,「我為什麼要工作」或「我猜我會繼續下去,但我覺得這似乎毫無意義、很乏味」。顯然,這些正是我們從青少年那裡聽到的他們對學校作業的描述。

從「真實」的經驗來看,我們經常以為未來10年或者更久以後的工作角色做準備的名義,讓青少年做一些模擬工作,而不是本質上有意義的工作。許多青少年,像奧斯汀一樣,他們只是在迫使自己越過面前的障礙,而沒有熱情或精力讓這一段生活變得有所不同。但是,其他一些青少年,像大衛·維特爾一樣,最終會決定盡其所能,不計長時間的代價付出,走出自己的泡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