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初次見到山姆（薩曼莎更喜歡被這麼稱呼）時，她已經17歲了，但她看起來更年輕一些。在那個年齡階段，我們有著非常不同的生活經歷。那時的我從耶魯大學研究生院畢業，並且獲得了哈佛大學的博士後獎學金。而她卻在一年之內更換了12處住所，包括寄養家庭、教養院、避難所、醫院和拘留所，她從這些地方逃了出來或者說是被趕了出來。這種現實上的不匹配讓我瞬間意識到，我正處於一種非常不利的條件下。
過來見我，這必然不是山姆的主意。山姆來見我之前在避難所居住了5個月，避難所要求其全體居民每週至少要做一次個別咨詢。來見我之前，山姆一直用不睡覺的方式對這一要求表示拒絕、提出抗議。在此期間，山姆痛苦地看到其他居民通過調適得到了成長，迅速地獲得了越來越多基本的生活權利，而這些權利正是山姆渴望得到的。在之前的5個月裡，從打電話到看電視，山姆幾乎做了所有可以做的事情，後來她終於屈服了，過來找我。但是，我很快發現，她的屈服僅僅是戰術性的。
「你好，山姆。你能簡單跟我說說是什麼促使你過來找我的嗎？」
「因為他們讓我來的。」她頭也不抬含糊地嘟囔著，我幾乎聽不到她的聲音。
「他們是用什麼辦法讓你來的呢？」
「他們剝奪我所有的權利。」她回答道，這次的回答伴隨著更多的力量和憤怒。
面對一個經歷了如此大的動盪，而且毫無疑問有很多事情時時放在心上的青少年，治療的開端並沒有那麼可怕。但遺憾的是，這個合適的開端將是我對山姆產生影響的最佳時間，這僅僅只有幾周的時間。不久之後，對於自己所有的煩惱和不幸，山姆突然沉默不言了。而且，比我之前和之後遇到的任何患者保持沉默的時間都要長。作為一名臨床醫學家，我當然覺得山姆的表現是一種挑戰，但這也從根本上反映出一個關於青少年的更普遍教訓，這將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