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中國歷史的審視，聚訟最烈而誤解最深者，是對中國原生文明的認知。
任何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原生文明生成期。原生文明，是一個民族的精神根基。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在她由涓涓溪流匯成澎湃江河的歷史中，必然有一段沉澱、凝聚、昇華、成熟的樞紐期。這個時代所形成的文明與傳統，如同一個人的生命基因，將永遠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影響或決定一個人的生命軌跡。這種如同生命基因一樣的民族傳統，便是一個民族的原生文明。各個民族對其原生文明的深刻反思，從來都是各個民族在各個時代發揮創造力的精神資源寶庫。
原生文明是民族精神的堅實根基，是高端文明的永恆基因。
中國的原生文明成就期，是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
春秋生發！戰國綻放！秦帝國則以華夏族群五百餘年的激盪大爭所共同錘煉的文明成果為根基，對這一時代的種種社會文明形式，進行了系統的梳理總結，大規模地創建了適合我們民族且領先於鐵器時代的新文明形態。從此，我們這個十里不同俗、隔山不同音的博散族群，開始有了我們統一的文字，有了統一的生產方式，有了種種具有最大共同性的生活方式，有了統一穩定的國家形式。具體文明形式的聚合一統，形成了我們民族的整體生存方式，形成了我們民族的整體文明，形成了我們獨有的歷史傳統。從總體上說，中國的原生文明時代，是我們這個民族的文明智慧大爆炸時代，其時代精神堅剛強毅，其生命狀態惕厲奮發，其創造智慧博大深遠，其文明業績震古爍今。唯其如此，原生文明時代是我們民族的文明聖土。我們有最充足的理由，對那個時代保持最高的敬意。這既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認知能力，也是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良知。
可是，由於種種我們說到或沒有說到的歷史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對我們的原生文明時代產生了普遍而深重的誤解。我們無須怨天尤人，那是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的失望。我們無須以批判清算的簡單方式了結歷史，那是對我們這個偉大民族歷史智慧的褻瀆。事已如此，任何固執，任何褊狹，任何自卑，任何狂躁，都無助於我們的文明腳步。我們應當客觀，應當冷靜，應該耐心，應該細緻，應該有胸襟，應該有能力，非如此，不能勘透我們的文明歷史，不能找到內核所在。
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基本點之一，是對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的總體認知。
從整體上否定一個時代，不可能對這個時代的文明創造作出肯定性評價。
兩千餘年來，對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總體評判，一直存在著巨大的爭議。漸漸成為主流的歷史意識認為：那是一個崇尚譎詐與陰謀的暴力時代，是王化敗壞道德淪落的時代，是只有赤·裸裸利益爭奪而仁義道德蕩然無存的時代。唯其如此，那個時代的君王是驕奢淫逸的罪魁禍首，士人是追逐功名利祿而毫無節操之徒，民眾則是世風大壞利慾熏心爭奪不休，人際交往充滿著背信棄義，廟堂官場充斥著權謀傾軋，邦國戰爭瀰漫著血腥殺戮。一言以蔽之，那是一個恐怖的時代，一個不堪的時代。翻開史書，此類評判比比皆是，其用語之怨毒，其渲染之濃烈，直教人心驚肉跳。
另一種始終不佔據主流位置的歷史意識，則持相反觀念：那是一個「求變圖存」的時代，是一個五千年歷史中最富「巨變」的時代，是一個樸實高貴的時代，是一個創造新政新制的時代，是一個聖賢迭出原典林立的時代，是一個「士」階層擁有最獨立自由人格的時代。是故，從三國時代開始，便有了「書不讀秦漢以下」的先秦崇拜說，雖然遠非主流，然卻成為我族一種珍視原生文明的精神根基。
與後人的兩種歷史評判相對比，身處該時代的「時人」，對自己的時代有著特殊清醒的評判。代表著社會普遍心聲的《詩經》，對這個時代的大象描繪多有這樣的句子：禮崩樂壞，瓦釜雷鳴；高岸為谷，深谷為陵；燁燁雷電，不寧不令；山陵卒崩，百川沸騰。等等等等，不一而足。而名士學子的評價，最具代表性的有兩則，一則是晏子對春秋時期社會精神的描述：「凡有血氣，皆有爭心。」一則是韓非子對戰國風貌的大概括：「大爭之世，多事之時。」在百家爭鳴而蓬勃共生的諸子百家中，對自己所處時代持總體否定的評判者，不能說沒有，實在是極少。最典型者，大約只能說是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家，對那時的「禮崩樂壞」持有極其悲觀的看法。
總體上說，當時的社會意識對自己的時代已經有了清醒的認知：這個時代一邊是淪落，一邊是崛起，有腐朽沒落的陰暗，更有進取創新的光明，其主導潮流無疑是雷電燁燁的大創造精神。客觀地說，任何一個時代，都有足以構成普遍性問題的具體弊端。原生文明時代，也同樣有種種社會弊端。有巨大的貧富差別，有深重的社會災難，有民眾的飢餓，有官吏的腐敗，有難以計數的陰謀，有連綿不斷的戰爭等等。舉凡社會基本問題，在那個時代都有。若僅僅注重於具體的陰暗與苦難，從而以因為有此等陰暗而否定一個時代所創造的文明，應該說，這不是文明歷史的評判視野。作為一種文明審視所應具有的歷史意識，我們應該看到的基本方面是：這個時代的總體生存方式、總體生命狀態及其獨有的創造力，這個時代解決種種社會矛盾的基本方式是否具有進步性，其創造的文明成果是否經得起歷史的驗證，是否足以構成一個民族的精神根基。捨此而孜孜於種種具體陰暗的搜求羅列，將完全可能導向歷史虛無主義，而悲劇性地否定整個人類歷史開掘創造的存在意義。無論如何，這是不可取的方向。
審視中國原生文明的基本點之二，是對秦文明的界定與性質認定。
這是當代史學界生發的新問題：秦文明是落後文明，還是先進文明？
這是一個典型的歷史價值觀問題，也是一個當代歷史意識湧現出的新的基本問題。多有歷史學家與學人之論著認為：秦統一中國，是「落後文明征服先進文明」的一個例證。這一認識包含的基本價值觀是：秦文明是落後文明，而當時的山東六國是先進文明。進入二十一世紀後，這種評判仍然出現在歷史學界。這個命題的內涵具有諸多混亂，實在是一個堪稱「臆斷」的評判。然則，因為這一評判牽涉出對原生文明審視的一系列基本事實的認定，故而在事實上成為最基本的問題。這個問題的實質，是對秦文明歷史性質的總體認定，其必然牽涉的基本方面有三則：
一則，何謂秦文明？引起兩千餘年爭論不休的秦文明，究竟是指商鞅變法之前的早秦文明，還是指商鞅變法之後的新秦文明？若指前者，落後無疑。然在事實上，早秦文明卻絕非後人爭論的秦文明，大約也不會是此等理念持有者所謂的秦文明。若指後者，則顯然有違歷史事實——在歷代評判言論中，沒有人將早秦文明作為否定對象，而只明確地否定戰國秦文明與帝國秦文明。同時，也有違高端文明時代的普遍共識——當代歷史認知中的秦文明，沒有人理解為早秦文明。這裡的混亂是：說者將商鞅變法之前的秦文明與商鞅變法之後的秦文明不作區分，囫圇地以秦人族群發源地為根基，將早秦文明看做戰國秦文明與帝國秦文明，又一體認定為落後文明。
我們需要強調的一個基本認知是：凡是涉及秦文明評判的歷史論著或民間認定，人們所說的「秦文明」，一定是變法之後的戰國秦文明與一統華夏後的帝國秦文明，而不是早秦文明。若將這兩個時期的秦文明都看做「落後文明」，而將這兩個時期的山東六國文明看做「先進文明」，那就是明白無誤地脫離了高端文明時代的基本歷史價值觀，不是這裡要澄清的問題了。
二則，秦人族群起源。這個問題之所以基本，在於它是秦為「落後文明」這一論斷的根基。秦人究竟起源於東方華夏，還是本來就是西方戎狄？在當代中國民族史學界有爭論，在當代歷史學界也有爭論。然則，在此前的中國歷史上卻大不相同：隋唐之前基本無爭論，隋唐時期始有「秦人起自西戎」說出現。從問題本身說，《史記》明確記載了秦人族群的起源與遷徙，明確認定：秦人是大禹時代的主要治水部族之一，始祖首領是大業、大費（一說伯益）；商滅夏的鳴條之戰，商人與秦人結盟，秦人尚是參戰主力之一；殷商中後期，秦部族成為鎮守西陲的軍旅部族，蜚廉、惡來是其首領；西周之世，秦人不願臣服周室，流落西部戎狄區域，後漸漸歸附臣服於周；西週末期的鎬京之亂，周平王敦請秦人勤王救周，秦始成為東周的開國諸侯。認真分析史料，秦人族群的歷史足跡並不混亂，司馬遷的記載很清楚，甚或連秦族的分支演變都大體一一列出了。
春秋之世，秦國尚不強大，故以「蠻夷」指斥秦國者不是沒有，然實在極少。即或有，也並非起源確指之意，而僅僅表示一種輕蔑。戰國之世，秦國在變法之後強大，指斥秦人為「蠻夷」者遂驟然增多。然就其實質論，如同「虎狼說」一樣，都是洩憤罵辭，而非認真確指。在中國歷史上，此等基於邦國族群仇恨而生出的相互攻訐現象多多。最早者，便有周族罵商族為「戎殷」、「蠢戎」；其後的南北朝人，又相互罵為「北虜」、「島夷」；春秋戰國時，中原渚侯則罵楚為「荊蠻」、秦為「戎狄」等等。若以此等言辭作為族群起源之評判依據，殊非偏執哉！唯其如此，西漢之世為秦立史，秦人的起源與遷徙歷史，根本不是疑點。司馬遷作史的原則是「信則存信，疑則存疑」。對一個西漢持否定評判的先代族群，若有如此重大的「非我族類」的事實，豈能不如實記載？姑且不說事實，即或是疑點，司馬遷也必會如實記載下「人或曰」之類的話語，以期引起人們注意。然，《史記》中卻從未見此等跡象。顯然，秦人是否中原族群，直至西漢並無大的爭論。其後直至隋代，也沒有大的爭論。秦人族群被「認定」為西部戎狄，僅僅只是起自唐代。如前所引，《隋書》中方有「秦人起自西戎」之說。分析歷史，這顯然是唐人的政治需要：以秦族起源類比於起自北周胡族的隋，影射隋之短命如秦而已。此歷史惡習也，並無基於事實的公正探究立場，不當為憑。
秦族起源問題之爭論，恰恰是在當代濫觴了。歷史學家蒙文通於上世紀六十年代提出「秦人戎狄」說，並以《秦之社會》及《秦為戎族考》論證，推定秦族群與驪山戎皆為「犬戎」。之後，隨即出現了「秦人東來」說，以衛聚賢、黃文弼等的《中國民族的來源》、《秦為東方民族考》為代表，認定秦人為中原族群。後一論說，自不待言。以蒙氏「秦人戎狄」說而論，實則是依據史書中的種種零星言論推演而成。這種推演，曾被近年故去的著名秦史專家馬非百先生批評為：「蒙氏以此為據，殊屬偏執。」
作為學術研究，學人持何觀點，原本無可厚非。我們要說的是：原本不是問題的秦人族群起源，何以突然竟成了問題。僅僅是那些上古史書中的星星點點的攻訐言論起作用麼？果真如此，《史記》中對楚族也有「荊蠻」「南蠻」之說，更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的攻訐，如何楚人起源不成其為問題，從來沒有引起過大規模的爭論？當「落後文明」說與「秦為戎狄」說聯結起來的時候，我們的歷史意識中潛藏的一種既定的東西才彰顯出來：「落後文明」說以「秦為戎狄」說為依據，「秦為戎狄」說則為「落後文明」說尋找族群根基。雖然，「秦為戎狄」說與「落後文明」說，都並未成為普遍認知，但多有學者在高端文明時代依然重複並維護一個古老的荒謬定式，足見我們這個民族對文明歷史的審視，將會有多麼艱難！
三則，秦部族果真西戎部族，又當如何？在高端文明時代，將族群起源地看做判定文明先進或落後的根據，未免太過墮入西方史學的舊定式了。西方歷史意識曾以羅馬征服希臘為例證，生發出一種理念：落後文明征服先進文明，在歷史上多有發生。就羅馬與希臘而言，當時的羅馬族群是落後文明無疑，羅馬征服希臘也是純粹的武力吞併，體現了「落後文明征服先進文明」的典型方式。然則，將這一理念延伸為某種定式，認為一個特定族群的早期狀態便是其永久的文明定性依據，顯然是荒誕的。由此而將秦文明與征服希臘的落後羅馬文明等同，同樣是荒誕的。
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歷史價值觀是：無論秦人是否戎狄，都不能因此而否認秦國在深徹變法之後，在兩次文明大創造後形成新文明形態的歷史事實。戰國秦創造出了戰時法治國家的新文明形態，滅六國之後秦更創造出了新的大一統國家的文明形態。這一歷史事實說明：就基於文明內涵的歷史定性而言，一個民族的文明先進與否，與其族群發源地及早期狀態並無必然性關係。在文明史評判的意義上，族群發源地完全可忽略不計。若認定族群早期落後，其文明便必然永遠落後，秦人即或全面變法移風易俗自我更新國家強大，依舊還是落後文明。果真如此，豈非製造出一種荒謬絕倫的「歷史血統論」——民族生成永久地決定其文明性質！
誠如此，歷史的發展何在，民族的奮進有何價值？
從高端文明時代應當具有的文明視野出發，這一觀念已經為諸多先秦史及秦漢史研究家所拋棄了。然則，它依然是一種堂堂見諸多種論著的流行理念。最基本的文明性質判定，本來是高端文明時代審視原生文明時代最應該獲得普遍認知的第一問題。實則恰恰不然，我們這個高端文明時代依然存在著「秦為落後文明，山東六國為先進文明」的認定。歷史學界尚且如此，遑論民眾之普遍認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