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從那年冬天開始有了長大的自覺的。經歷得多了，懂得多了，埋在心裡的事多了，所謂成熟也就是要承擔這些罷了。
不僅是我，那個時代大家都學會了承擔。之前奔跑著的人們，已經開始氣喘吁吁，有些人沖在了最前面，而那些徘徊在後面的人，連他們的身影都看不到了。秦叔叔的生意越做越大，他在北京買了十幾處的門臉房，還在城外誠開了近千平的專賣。我們家也買了房，是我爸單位的指標，天通苑的經濟適用房。
我們家現在的房子最初是以給單位交房租的方式租住的，後來說只要一次性交個幾萬塊錢，產權就歸個人，我媽算來算去，覺得還是租起來值，按照現有的租金，租一輩子也用不了幾萬塊。但後來房價突然就漲上來，周圍的同事紛紛買房，我媽才忙不迭地跟著交了錢，而那時已經比最初的價格高很多了，我媽拍著胸脯說幸虧沒一直犯傻。城裡的老房子也漲了，拆遷了一大批之後，老北京都搬到了五環外，而餘下的那些院子就格外珍貴起來，我奶奶家的小院據說有人報了幾百萬，雖然沒賣，但還是讓我們全家歡欣鼓舞，奶奶一再說，落實政策那會兒把房子給跑下來算是跑對了。他們又提起我當初哭鬧著死活不讓小船哥他們搬走的事，這我也認了，對現在的我來說，在北京城裡核心地界上有一處自己家的房產，顯然比我那縹緲久遠的初戀重要多了。
最辛苦的還是小船哥，李阿姨的病完全拖垮了他們家，他格外用功，每年都拿一等獎學金，保研是沒問題的，交流到國外去都有可能，但他還在猶豫，是繼續唸書，還是趕緊工作來貼補家用。而這些疾苦永遠離楊澄和王瑩很遠，他們什麼都不用擔心，也不用多麼努力，卻不管做什麼都來得比我們輕鬆，而這就是我們面對的生活。有時候真的不能相信，我們居然是生活在同一世界同一國家同一城市的一群人。
楊澄的小圈子我始終進入不了，有時聽楊澄和王瑩聊起誰家倒騰了件什麼事，誰家出了件什麼事，很多我覺得高高在上遙不可及的事被他們輕描淡寫地就說出來了。他們總比我們先知道很多消息，那年非典就是，12月份的時候楊澄就跟我說小心別感冒，廣東那邊有很厲害的病毒，已經死了人了。他還給了我兩盒板藍根，我沒當回事地扔在了宿舍裡，根本想不到這東西將會多麼珍貴。
秦川到順義上學之後，就往我們學校來得少一些了，不過他還是固定每週都會出現，比回家都要勤。姚阿姨嚴格控制了他的經濟來源，但是他和秦茜合夥投資大龍的Dino西餅店已經開始源源不斷地賺錢了，大龍儼然一副老闆的模樣，忙得不亦樂乎，但他起碼會有兩天到食堂來，隨便我點什麼，都親自做給我吃，而且不用劃飯卡。
王瑩和楊澄都是在家比在學校時間久的人，有時秦川來了，王瑩也不在，他就陪我在教室上課，或是去圖書館自習，哪怕什麼都不做，只是呼呼大睡，也會跟我待上那麼一會兒。有時我記著筆記，一扭頭看到他的睡顏，內心就會悄悄充盈起來。陽光中的微塵、橫線格的筆記本、沉睡中的少年、窸窸窣窣的課堂、反著光的黑板，就是我大學時代最美好的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