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那天，北京下了好些天的雨停了，天晴得終於有了盛夏的樣子。
院子裡紫色的喇叭花都開了，串紅也已經能吸出蜜來，棗樹和槐樹遮住一片陰涼，蟬聲一陣一陣的。天空中有蜻蜓飛過，時而還有幾隻黑白花的天牛。
乘涼的老人們聚在一起，老奶奶推著小竹車，哄著孫子和孫女，老爺爺一邊搖著蒲扇一邊下著象棋。他們從不觀棋不語，常常為了跳馬或是支士而爭論不休。小賣部裡掛出冰鎮北冰洋汽水的牌子，小販在白色的小木箱上蓋一層棉被，裡面有奶油雪糕，也有小豆冰棍。
胡同裡的孩子成堆，男孩們玩彈球、拍畫兒，也有抓蟋蟀的，放在玻璃罐頭瓶裡養起來，罐子上面要糊一層紙，用皮筋捆緊，再扎幾個小孔透氣。他們會給蟋蟀起名字，什麼「常勝將軍」「山大王」，再把它們放在一起讓它們鬥。女孩們玩跳皮筋，缺人抻筋就把皮筋綁在電線桿上。她們也「跳房子」，拿碎紅磚或是家裡裁衣服用的滑石在地上畫線，小沙包都是碎布拼的，灰乎乎的看不出原本的顏色。
雖然出了胡同西口就是繁華的東單大街，但在胡同裡面絲毫感覺不到喧囂，偶爾才有幾輛自行車騎過，不是永久就是鳳凰，都是黑色的，連車把上的鈴都一樣。也難怪，不只自行車，那時家家過的日子都差不多。北京的變化尚還細不可聞，也許誰說一句話，這座城便可一模一樣起來。
然而就在我生日那天，發生了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我們院東屋的辛偉哥被警察抓走了，說他與西大院那個外號叫猴子的男孩一起在女廁所外面耍流氓。他們早晨偷看了女廁所，還沖裡面的人吹口哨，說不三不四的話。辛偉哥的弟弟辛原在一旁覺得不好意思，喊他們倆走，辛偉哥嫌他煩，不但不聽他的，還踹了他一腳。辛原一個人哭著回家，正巧碰見居委會的趙主任出來倒尿盆，辛原順口向他告了狀。趙主任臉沉下來，哄了他幾句，也不倒尿盆了，急匆匆地轉身就走。
中午，警察就來院裡抓人了，說他們犯了流氓罪。
有人犯罪了，這可一下炸了窩。正巧趕上禮拜天，大人小孩全出來看。辛偉哥平時是院子裡最調皮、最神氣的男孩，可那天嚇得腿都站不直了，18歲的大小伙子，被人硬是從屋裡架了出來，一邊走一邊哭，又喊媽又喊奶奶，「嗚嗚」地也聽不清說了些什麼。
警察來那會兒，辛原正在院門口跟一幫小孩玩「我們都是木頭人，一不許說話二不許動」。他就真像木頭人一樣，一動不動地站在院牆邊上，看著小夥伴們都跑過去瞧熱鬧，看著他哥被警察拖走，看著他奶奶坐在地上大哭，看著院子被一層又一層的人圍住，把他徹底圍在了外面。
在我後來的印象裡，辛原哥一直不愛說話，總低著頭，跟他打招呼，他都不看你的眼睛。有人說就是因為辛偉哥被抓，他被唬住了，所以一下變成了不說話的悶葫蘆。可我想，他也許從那天起，就再沒有從木頭人變回來。
辛偉哥被抓進去沒多久就判了刑，因為他在裡面交代曾經一起聚眾看黃色錄像，所以判了流氓罪，15年。猴子情況更嚴重，他那時有個女朋友，就是那天在女廁所裡的女孩，調查發現他們發生過不正當的男女關係，被判了死刑。執行死刑之前，法院的人還來收了7毛錢的子彈費，據說他那個女朋友也因為這事喝敵敵畏自殺了。
他們運氣不好，趕上「嚴打」，為一個惡作劇搭進了一輩子。大人說這就是命。這個命字，既是生命的命，也是命運的命。
當然了，這些我一點都不記得，我才剛剛出生，因為辛偉哥的事，大家都把老謝家新添了一個叫謝喬的小丫頭給徹底忘了，以至於院裡還有人以為我是立秋以後才出生的呢。
只有我的小船哥清清楚楚地記得我，這些都是他講給我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