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1 再現墨家的千古悲情
文/黃蕉風（著名青年學者，墨家基督徒、墨學研究者。香港浸會大學電影學學士、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神學院博士、國際儒學課程培訓師）
近年來關於墨家元素的文化產品不少，《墨子攻略》和《秦時明月》是其中比較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而在我目之所及，高漁兄的新作——長篇都市懸念動作小說《墨殺》，是唯一一本以墨家文化元素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填補了當代墨家元素文化產品的空白，第一次使得墨家活化到了小說這種載體上，實在值得重點推薦和關注。
把《墨殺》放到中國墨學發展史的脈絡上觀看，可能更有利於明白高漁兄小說之於當前墨家在當代復興的重要意義。
相對於佔據中國傳統文化主流的儒家，讀者可能並不太瞭解在先秦和儒家並稱顯學的墨家學派。傳統意義上，統攝整個先秦至漢初的政治哲學乃儒、法、墨、道四家。自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之外的諸子學逐漸淪為旁支，不再具有主導政治話語權的地位。然而這並不代表儒家之外的文化傳統徹底消亡，它們有的以“民間”和“在野”的“體制外”形式繼續存在（如漢初墨俠）；有的走向士人內心深處，成為修身養性的不二法門（如魏晉玄學）；有的借殼上市“儒表法裡”；有的“內用黃老，外示儒術”（如嚴官酷吏與文景中興）。
墨家從先秦開始就是儒家最堅定的反對派和論敵。《墨子》中收錄《非儒》自不用說，以“孔丘”代“孔子”，更極盡諷刺挖苦之能事。儒家代表人物孟子談到墨家時，以“禽獸”相稱。“儒墨斗法”是中國兩千年歷史上時間最早、影響最深遠的學術論戰，是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爭鳴的前奏，墨家因故在儒術“獨尊”後遭打壓，終致淪為千年絕學。
民國知識分子胡適、梁啟超是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健將。胡適在《先秦名學史》《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重新發掘先秦名家、墨家的名實之辯，使得國人破除了中國傳統文化無邏輯思維的誤區；梁啟超則撰寫《墨子學案》《墨經校釋》《子墨子學說》《墨子之論理學》等墨學論著，開啟自清末樸學大師孫詒讓《墨子間詁》以來的“第二波墨學復興”浪潮。胡適、梁啟超弘揚墨學的一個潛在動機，是期望引入墨家“兼愛非攻，苦行濟世”的群體模範和墨翟“摩頂放踵以利天下”的偉大人格，以此改良國人長久形成的冷漠、自私、麻木、殘酷的民族劣根性和國民性格；以墨學中所展現的科技精神、邏輯精神、實證精神、犧牲精神來接引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學與人權。以上大概是墨家或者說墨子學說在近代中國的狀況。
最近這幾年，得益於中央大力推進傳統文化建設和國學復興的大浪潮，墨家元素文化產品開始進入人們的視野，無論是電影、電視、動畫、圖書還是其他各種周邊產品，日益豐富。比如，《墨攻》算是中國近年來唯一一部正面展示戰國時代墨家組織的古裝史詩電影。這部2006年拍攝的電影，通過銀幕，第一次讓中國的觀眾瞭解到“墨家”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劉德華飾演的墨家子弟革離，秉持墨家“兼愛”“非攻”的和平精神，隻身一人前往梁國幫助守城，打退趙國大軍，頗有乃祖師墨翟“止楚攻宋”的風範。不過，墨家歷史上是否真的建製成“軍”（即影片中所謂“墨家軍”），而墨家的守禦機關術真有如電影中如此出神入化，實未可知。除了大片必須具備的武打招式、戰爭場面、明星效應，墨家之於中國傳統文化的“異質性”，也是《墨攻》引起觀眾興趣的原因。
電影《墨攻》改編自日本同名漫畫，小說《墨攻》獲得過中島敦紀念獎。電影只改編到漫畫的一半，後一半已經涉及墨家三分、西入秦國等史實，關於墨家後學的還原也有模有樣。不過酒見賢一安排的革離的結局，是離開中國，東渡日本，成為日本“忍者”的始祖。這就有點大和民族的自戀傾向了。
又如動畫片《秦時明月》，是根據台灣作家溫世仁的同名武俠小說改編的動畫片，在國內擁有眾多粉絲，筆者也是其中一個。《秦時明月》是從荊軻刺秦一直演繹到楚漢相爭。主人公荊天明是荊軻之子，後來繼承墨家鉅子大位，與青年項羽並肩作戰，直至推翻暴秦。在《秦時明月》中，諸子百家不再僅是舞文弄墨的學術流派，而是各具特異功夫的武術宗門，撒豆成兵、奇門遁甲、粉墨登場，百家爭鳴被演繹成華山論劍。《秦時明月》當然是武俠作品，而在這其中最具任俠氣質的又屬墨家組織，墨家佔據了整部動畫最核心的位置。特別是《秦時明月·諸子百家》這季的動畫播出之後，帶動了不少動漫少年在線上線下自發組成“墨家”的粉絲團，掀起了一波“墨家熱”；而這其中不少人又由於動漫而開始接觸墨家思想，這不能不說是動漫對當代墨學的一個貢獻。
而高漁兄寫的故事，是“當代墨者”或者“墨家在當代”的故事。小說的背景構設在當代，富有時代氣息，使得讀者不致對幾千年前的墨家有距離感；小說題材採用破案刑偵的理路，又能引起讀者興趣，便於讀者理解，將冷峻而神秘的墨者形象立體化、形象化、新鮮化、活潑化。《墨殺》中的墨者，在現實生活中亦有自己的職務和本分，但絕非是指《墨殺》中的刑偵破案只是憑墨家元素“借殼上市”，比如作為墨家鉅子的徐震是警隊英雄，其懲惡揚善、疾惡如仇的性格本來就符合先秦墨家“執法王”的角色；以類似西方天主教“七宗罪”的形式帶出的“墨學十論”如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等，亦可算嚴絲合縫於墨家的倫理價值觀，頗具中國特色。在我看來，《墨殺》最吸引人的地方，不僅僅在於作者描繪的破案刑偵手段之高妙，正邪兩方角力之驚險，而在於他將我們置於一個典型的倫理辯難之中——“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正義如果要用非正義的手段去達成，到底還是不是正義？程序正義和實質正義的兩難如何解決？這是先秦墨家以及其他諸子在當時也汲汲思考，而今人類亦都無法完全尋得整全答案的難題。在學術上，墨家學者總在問一個問題：究竟“兼愛”有沒有預設“自愛”？在《墨殺》中徐震為子贖罪而自擔刑責走向死路，無疑是不自愛的，卻又成全了父愛、大愛——以如此決絕和壯烈的姿態完滿墨家道德，恰是莊子評價墨子的“墨子尚能獨任，奈天下何”的千古悲情。所以相比《秦時明月》《墨攻》等其他墨家元素作品，高漁兄的《墨殺》無疑是倫理的，也是具有深度的。即便《墨殺》是都市懸念小說，其題中之意亦在橫亙千古不絕如縷的墨子精神裡，而非神話傳奇中的墨家機鋒巧辯。
墨家思想最寶貴的部分，是他們“劍及履及”、止戰非攻的和平精神。因為神神怪怪的東西，任何朝代都可以有，不需要上溯到先秦。我更願意當今的中國觀眾和讀者，在看到新形式的墨家元素文化產品的時候，不唯只是被墨家的武功或者玄幻所吸引，而是能感受到那為正義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氣概。墨家元素的文化產品，在以後的中國，只會越來越多。無論我們將墨家包裝成“任俠的宗師”還是“黑社會的始祖”都無所謂，關鍵是能不能把墨家的兼愛非攻的精神表現出來。中國現在號稱崛起了，崛起的中國人不再需要李約瑟、湯因比等人給我們開出的用來振興民族文化的“槍藥”。眼下要做的，乃實實在在地回到兩千多年前墨翟踽踽獨行之路——“兼愛、非攻、尚賢、尚同、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