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慶國
他的故國是敘利亞，在一個叫做卡薩賓的海濱村莊出生、成長。
他擁有黎巴嫩國籍，又常年定居巴黎——他自我放逐的地方。
他在詩中寫道：「他有多重身份，因為他只有一個國度：自由。」
他還說過：「我真正的祖國，是阿拉伯語。」
他的名字是阿里·艾哈邁德·賽義德·伊斯伯爾。
阿多尼斯也是他的名字。
阿里——阿多尼斯——1930年出生於一個貧困的農民之家。因為貧窮，他13歲時尚未進入學校讀書，但慶幸的是，父親雖是農民，血液裡卻繼承了阿拉伯民族對詩歌的熱愛。在父親的引領下，他進入了阿拉伯古典詩歌的奇妙世界。在學習、背誦古詩之餘，他的詩才也逐漸展露。1944年，當時的敘利亞總統前往阿里家鄉附近的塔爾圖斯城巡視，少年阿里有機會對總統吟誦了一首自己創作的愛國詩歌，總統大為賞識，並當場允諾由國家資助他就讀城裡的法國學校。阿里入學後苦讀法文，兩年後便能閱讀法國詩人的原文作品。隨後，他進入大學攻讀哲學，並開始以「阿多尼斯」（希臘神話中的美少年，敘利亞國王忒伊亞斯之子）為筆名發表詩作。大學畢業後，他進入敘利亞軍隊服役，其間因為曾加入過左翼政黨而入獄一年。1956年，發生了一件戲劇性的事情：他結束兵役後只身前往鄰國黎巴嫩謀生，剛進入黎巴嫩國境五分鐘，敘利亞便宣佈全國總動員，同埃及並肩作戰，抗擊發動蘇伊士運河戰爭的英、法、以三國。只不過短短幾分鐘的時間，敘利亞少了一名士兵，卻多了一位詩人。
在貝魯特，阿多尼斯結識了詩人優素福·哈勒，兩人意趣相投，共同創辦了在阿拉伯現代詩歌史上具有革命意義的雜誌《詩歌》，為阿拉伯先鋒派詩人提供陣地。此後，他又擔任另一份文學刊物《立場》的主編，並在黎巴嫩大學任教。作為詩人、學者、思想家的阿多尼斯，對貝魯特這個阿拉伯世界「政治的邊緣、文化的中心」情有獨鍾，並經申請獲得了黎巴嫩國籍。1973年，他以優異成績獲貝魯特聖約瑟大學博士學位，其旨在重寫阿拉伯思想史的博士論文《穩定與變化》分四卷出版後，在阿拉伯文化界引起震動。20世紀80年代，阿多尼斯旅居巴黎，並任西方多所大學客座教授。80年代以來，他曾榮獲布魯塞爾文學獎、土耳其希克梅特文學獎、馬其頓金冠詩歌獎、阿聯酋蘇爾坦·阿維斯詩歌獎、法國的讓·馬裡奧外國文學獎和馬克斯·雅各布外國圖書獎、意大利的諾尼諾詩歌獎和格林扎納·卡佛文學獎等國際大獎。近年來，他還一直是諾貝爾文學獎的熱門人選。
阿多尼斯是一位著作等身的詩人、思想家、文學理論家、翻譯家、畫家。除了極為豐富的詩歌創作外，他還著有十餘種文學評論與思想理論著作，編選過多部阿拉伯古代與現代詩集，並有十幾部譯作問世。近年來，阿多尼斯還嘗試涉足現代繪畫，在巴黎舉辦過個人畫展。他繪製的具有現代風格的抽像畫，常被用作自己詩集的封面和插圖。
阿多尼斯是阿拉伯詩歌現代化最積極的倡導者，他提出的一系列詩學見解，為阿拉伯新詩的發展奠定了理論基礎。在他看來，以新詩運動為標誌的阿拉伯詩歌現代化，關鍵並不在於形式的革新，而在於內容、語言的革新，在於看待人生、宇宙觀念的革新。因此，詩歌體現的不僅是文學與審美的問題，更是一個重大的文化問題，是一個「關乎人、存在、人道與文明的問題」。新詩首先應該代表一種新的觀念，「其核心是探尋與抗議：對各種可能性作探尋，對主流發出抗議」。新詩不能滿足於像浪漫主義詩人那樣抒發感情，而應體現全面、嶄新的文化觀，表達對人生、社會的全新認識。詩歌也不能滿足於像現實主義詩人那樣反映現實，而應該啟迪讀者，如火焰一樣為他們照亮新的天際。文學應與政治分開，不應淪為宣傳意識形態的工具。詩歌是一種最崇高的表達人的方式，應著力探索心靈、愛情、疑問、驚奇和死亡的領地。現代性並不在於時間的新近，而在於是否具有創新、突破的精神。詩歌現代化沒有止境，沒有界限，而是一個不斷變化、求索、超越、反思的歷程。要實現詩歌現代化，既應該借鑒西方現代思想與理論，又應該從阿拉伯文化、文學傳統中汲取養分。對傳統應該重估，尤其應發掘遭主流意識形態長期壓制、排斥的革新思想的價值。重估傳統應回歸到對經典文本本身的重讀，而不應依賴註釋家對文本的註釋與解讀。
阿多尼斯的詩歌屬陽春白雪，知音主要是文化水準較高的詩歌愛好者；他主張變革、創新的詩學理論雖具有革命性，但其影響也主要集中在文壇詩界。然而，他對阿拉伯政治、文化、社會作出的空前尖銳而深刻的批判，則對整個阿拉伯知識界產生了重大影響，也使他成為當今阿拉伯世界最具爭議的文化人之一。
祖國與民族不幸的現狀，是阿多尼斯憂傷與悲憤的根源。在他看來，阿拉伯民族有著輝煌的過去，豐富的遺產，其人力資源、戰略位置、物質財富均得天獨厚，歷史上也曾有過氣度恢宏的開放，致力於不同民族的和平共處。有了這些良好的條件，當代阿拉伯人完全應該在人類文明的建設中發揮獨特的歷史性作用，但可悲的是，阿拉伯的現實與之相反。在阿多尼斯看來：「今天的阿拉伯，是歷史上幾個黑暗時期——蒙古人洗劫巴格達，拜占庭的戰爭，安達盧西亞的淪陷，奧斯曼的殖民，巴勒斯坦的割讓——的延續。」為了揭示阿拉伯現實困境的根源，他不畏其艱，深入考察了阿拉伯思想與文化史。他在巨著《穩定與變化》中指出：阿拉伯思想史的主要特徵是「穩定」，這種穩定近乎「沉睡」，已成為妨礙阿拉伯人前進的桎梏；阿拉伯文化的真正價值在於其中長期受到排斥、處於邊緣的「變化」因素；以「變化」超越「穩定」，是阿拉伯文化的希望所在。他還深刻解剖了阿拉伯政治現實，揭示了阿拉伯文化、社會與政治中存在的諸多弊端，如：因循守舊思想嚴重，宗教蒙昧主義肆虐，專制、腐敗的政治文化盛行，反省與質疑的意識匱缺……阿多尼斯對傳統與現實的批判，往往思想尖銳，言辭激烈。譬如，對於阿拉伯世界的專制統治者，他這樣予以痛斥：
面臨著猶太復國主義的蠶食、帝國主義的凌辱與奴役，面對外來的野蠻，那些以另一種形式的野蠻對待自己人民的政府，那些不斷侵犯國民的權利，實行緊急狀態，建立特別法庭，肆意拘捕無辜，剝奪公民辦報、建黨、結社的自由，甚至剝奪他們言論和工作自由的政府，那些將自己的人民淹沒在腐敗、疾病、失業、文盲、飢餓、污染、沙漠化、水荒之中，拜倒在西方技術成就腳下的政府，如何能夠實現進步，抵抗外來的霸權主義？那些奴役自己人民的政府如何擺脫來自外部的奴役？那些不停地摧毀自己人民力量源泉的政府，憑什麼力量去和外敵鬥爭？
阿多尼斯思想中質疑傳統、抗拒權勢、批判時俗、憂國憂民的意識，既和紀伯倫、塔哈·侯賽因、馬哈福茲這些阿拉伯文學大師一脈相承，也和全人類的思想、文化精英遙相對接。阿多尼斯對阿拉伯社會文化的批判之尖銳和激烈，可以和魯迅對中國傳統社會文化的批判相提並論，兩者同樣具有振聾發聵、驚世駭俗的效應。正是這些激烈的批判與吶喊，在阿拉伯當代文化的死水中激起漪瀾，讓人們看到了阿拉伯文化變革與新生的希望。
阿多尼斯自20世紀50年代開始發表詩作，其詩集有《最初的詩篇》（1957）、《風中的樹葉》（1958）、《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1961）、《隨日夜的領地而變化遷徙》（1965）、《戲劇與鏡子》（1968）、《灰與花之間的時間》（1970）、《這是我的名字》（1971）、《複數形式的單數》（1975）、《長詩五首》（1979）、《對應與初始》（1979）、《圍困》（1985）、《行進在物質地圖上的慾望》（1987）、《紀念朦朧與清晰的事物》（1988）、《第二套字母》（1994）、《書：昨天、空間、現在》（三卷，1995-2002）、《風的作品之目錄》（1998）、《身體之初，大海之末》（2003）、《預言吧，盲人！》（2003）、《女人身體上撕裂的歷史》（2007）、《安靜，哈姆雷特：你能嗅到奧菲莉婭的瘋狂》（2008）、《出售星辰之書的書商》（2008）等。
在詩歌創作中，阿多尼斯踐行著自己極具革命意義的詩歌理論和文化思想。詩人阿多尼斯是一位態度鮮明的叛逆者，他毫不諱言地宣稱：「我是鬼魅的主人。」「我生活在火與瘟疫之間/在一本傳授秘密和墮落的書本裡。」「我是個背叛者，我向被詛咒的道路/出賣我的生命，/我是背叛的主宰。」對於傳統的價值觀，他是一位辛辣的嘲諷者：「什麼是通行的道德？/——蠟燭，快要熄滅在令人窒息的洞穴裡。」「什麼是絕對？/大腦來了月經。」對於世俗的觀念，他是一位徹底的顛覆者：「罪過：對自由的另一種讚美。」「你與你的時代作對嗎？/那麼，你走在一條通往更深、更美境界的路上。」他以歌唱來抗拒壓迫與恐懼：「我由於恐懼而歌唱/我由於被壓迫的反抗而歌唱。」他以譏諷表達了對暴君的蔑視：「給老鼠一根皮鞭/它會像暴君那樣趾高氣揚/老鼠的子宮裡擠著一頭羊和一隻狼。」他對這個世界的抗爭，顯示著百折不撓的倔強和信念：「世界讓我遍體鱗傷，/但傷口長出的卻是翅膀。」他心甘情願，要做西西弗那樣落難者的同道：「我發誓為西西弗分擔/那塊沉默的山巖/……我發誓要和西西弗同在。」在詩中，他驕傲地宣告自己的卓爾不群：「今天，我有自己的語言，有我自己的疆域、土地和稟賦。」他也毫不掩飾張揚的個性和大寫的自我：「我讓自己登基，/做風的君王。」「一切都在我的眼底，從旅程的第一步起。」
阿多尼斯的叛逆，在某種程度上，固然源自一個生命力、創造力極其旺盛的詩人內心的躁動，但無疑，它更源自詩人對自己所處的國家、民族乃至這個時代境況的失望。在阿拉伯文化中，詩歌一向被視為「阿拉伯人的文獻」，意即詩歌是詩人所處時代的忠實反映。在這一意義上，阿多尼斯的詩歌，也可以被視為「當代阿拉伯人的文獻」，是瞭解當代阿拉伯社會一個不可或缺的窗口。詩人阿多尼斯為祖國蒙受的苦難而傷懷：「在這個災難織就、鮮血鑄成的時代，/每天都有一個顫抖的身體在太陽面前醒來，/它的名字是——祖國。」也為詩人自身不被祖國所容而喟歎：「詩人啊，你的祖國，/就是你必定被逐而離去的地方。」他還為整個阿拉伯民族的不幸與落伍而憂戚、悲憤：「阿拉伯的大地是憂傷的，/她的憂傷是語言額頭的皺紋。」「時光，在阿拉伯社會停止了工作，/儘管如此，看來只有它還在工作。」他在詩中描繪了一系列阿拉伯城市的頹敗景象：「試著去注視T城的白晝，/你發現的只會是黑夜。」「在名叫Z城的器皿裡，/生長著叫做『殺戮』的永不凋謝的植物。」「只有極少數的人能夠否認：/在G城，二十世紀之後來臨的，/是公元十世紀。」在富有理想主義色彩的詩人眼裡，甚至人類社會的20世紀也遠非一個值得讚美的世紀，而是一個光怪陸離、詭異可怖的時代：
棺材覆蓋著兒童的臉龐
書本
書寫在烏鴉的內臟
野獸舉著一朵花在踱步
岩石
在狂人的兩肺間呼吸
這
這就是二十世紀。
在抨擊現實時總有一副金剛怒目、桀驁不馴姿態的阿多尼斯，還往往超越阿拉伯的時空，站在全人類的高度俯瞰人生萬象。死亡與生命、希望與絕望、光明與黑暗、愛情與肉慾這些古今詩歌的永恆主題，也構成了阿多尼斯反覆詠歎的主調。得益於深厚的阿拉伯文化根基和西方文化的滋養，以及飽經滄桑的生活經歷和充盈靈動的天賦詩才，阿多尼斯對千百年來東西方文人騷客反覆吟詠的那些主題作出新的詮釋，賦予新的意象。他在詩中呈現的人生觀、世界觀，其底色是灰暗、冷峻的：「黑暗是包圍四周的暴君。」「時光是風，/自死亡的方向吹來。」「懷著厭倦的落魄/我每時每刻都在/填平希望的湖泊。」然而，灰暗的底色下卻透射出希望的光芒，死亡的沉寂中也有著生命的脈動：「跪曲著，黑暗降生了；/挺立著，光明降生了。」「死亡來自背後，/即使它看上去來自前方：/前方只屬於生命。」「絕望長著手指，/但它只能抓住/死去的蝴蝶。」這些看似信手拈來的美麗短章，在阿多尼斯的詩作中俯拾皆是，其中蘊涵的神韻與智慧、信念與意識，是古今相通、東西合璧的結晶，達到了超凡脫俗、深長雋永的境界，足以讓讀者在玩味、聯想之餘，感悟人生的啟迪。
阿多尼斯的詩作中自然也不乏情詩。按照阿拉伯文化的傳統，在靈與肉、愛情與身體這樣的二元對立中，肉與身體總是受到貶抑的一元。阿多尼斯的詩歌卻要為身體和肉慾正名，他用美麗的詞語謳歌身體：「詞語的天空/容納不下身體的絢麗。」甚至以這樣既直露又含蓄、堪稱奇思妙想的詩句讚美身體：「什麼是肚臍眼？/兩個天堂之間的中途。」即便是在耄耋之年創作的情詩集《身體之初，大海之末》中，他依然以無懼世俗的「少年狂」的筆觸寫道：「為什麼，我們不把身體/獻給它乖戾的慾念/無論它被人怎樣摹描？」他的情詩還分明流露出某種揮之不去的滄桑感，因而既超越了卿卿我我的俗趣，也擺脫了玩世不恭的粗鄙，愛情的書寫中平添幾分屬於生命與時間的力度和蒼涼：「我該如何形容我們的愛情/被這個時代的皺紋收納的愛情？」愛情，也從男女戀情上升到人的存在意義的高度：
無論愛情是神靈
是遊戲，還是一場偶然
只有在愛情裡，我們歲月的荒蕪
才能找到蔭蔽
阿拉伯社會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宗教氣息濃厚的社會，因此，阿多尼斯也和阿拉伯現代文學的巨匠們一樣，對宗教、對人與神的關係給予格外的關注。雖然他來自一個宗教文化占主導地位的社會，但他卻在詩歌中高舉人的旗幟，挑戰瀰漫於阿拉伯社會的神本主義和宗教保守主義。在他早期創作的著名詩集《大馬士革的米赫亞爾之歌》中，他懷著「全知全覺者的困惑」，拒絕在上帝和魔鬼之間作出似乎是顯而易見的選擇：
我不選擇上帝，也不選擇魔鬼，
兩者都是牆，
都會將我的雙眼蒙上。
難道我要用一堵牆去換另一堵牆？
我的困惑是照明者的困惑，
是全知全覺者的困惑……
他還發出這樣的豪言：「我在上帝和魔鬼的上方跨越/我的道路/比神靈和魔鬼的道路更為遙遠。」他以驚人的勇氣，在東方的阿拉伯遙相呼應尼采「上帝死了」的宣言：「我把瞎眼的石頭神和七日之神/更換成死去的神靈。」「如果沒有創造神靈我們會死/如果沒有誅殺神靈我們會死。」
不過，阿多尼斯也並非上帝或神靈概念的絕對排斥者。在他眼裡，神學意義上的上帝是可疑的，但審美意義上的上帝卻是存在的，值得人們去認識、發現：
什麼是美？
一種形式，
你在它後面會發現奧秘，
有時還會發現上帝。
阿多尼斯的詩歌還深受伊斯蘭文化遺產中的蘇非神秘主義影響，他的許多詩作就其詞語、典故、隱喻、意境而言，都具有濃厚的伊斯蘭神秘主義色彩，猶如隱現在一層神秘而奇妙的迷霧之中。如果說阿多尼斯的詩作也具有神秘主義的特點，那麼正如他所言，那是一種「剝離了神靈的神秘主義」。
阿多尼斯還經常借詩歌表達對詩學與寫作的見解。他的詩作體現出令人驚歎的想像力。他認為：「想像力在詩歌中是橋樑，/在愛情中是森林。」他是一位擅用隱喻的大師。在他看來，隱喻「是一次遷移，/在烈火與烈火之間/在死亡與死亡之間。」隱喻還猶如「在詞語的胸中/撲閃的翅膀」。他這樣看待語言的朦朧之美：「詞語——/只有在朦朧的懷抱裡/才會綻放蓓蕾。」他為人們眼裡難以理解的朦朧詩人辯護：
你只能朦朧地理解他，
可他是多麼清晰：
意義的太陽，有時，
會被牆的陰影遮擋。
他還認為，偉大的詩人總是關注現實並能夠洞察現實的：「詩人不會有洞察幽冥的眼力，/如果他沒有洞察現實的眼光。」詩人創作，是為了表達內心的願望：「寫吧。不要寫！詩人啊——/除非是為了在詞語的巢房裡/種下願望的叢林。」不過，這種願望不是無病呻吟，而是突破桎梏、追求解放：
我沒有慾望，
去含著淚水
用長吁短歎，
使我的詩歌變得淒婉，
然後哭泣，哭泣。
我的慾望
是自始至終
成為一個陌生人，叛逆者，
將詞語從詞語的桎梏中解放。
然而，詩歌又不具有任何功利性的目的：「什麼是詩歌？/遠航的船隻/沒有碼頭。」詩歌更與政治無緣：「政治是詩歌眼裡的草秸。」
詩歌屬於心靈，超越時空：「詩歌，/是注入你肺腑的金丹，/永遠來自另一個時光。」詩歌的魅力在於：「其中沒有父權，沒有遊戲，脫離事務，沒有緣由與規則，/既超越時間，又囿於時間。」因此，詩歌甚至不聽從邏輯和理性的擺佈：
曾經
邏輯倚靠著一根斷杖，
在我手中入睡，
詩歌卻歡舞著不眠。
為何而寫作？為什麼成為詩人？對於每位詩人都會面臨的此類問題，阿多尼斯如此作答：「我寫作，是為了/讓唯一能澆灌我內心的泉水繼續流淌。」「寫作吧：/這是最佳的方式，/讓你閱讀自己，聆聽世界。」雖然詩人長年寄居他鄉，並甘願以精神上的流放者自居，但在他心目中，真正的流放地卻「只有在寫作中、尤其在詩歌中才能找到」。因為：「城市在瓦解，大地是塵埃的列車/只有詩歌，知道迎娶這片天空。」雖然他很清楚這是一個「背叛了詩歌」的時代和社會，但詩人對自己、對詩歌卻依然有足夠的自信，他以一位「死去的詩人」的口吻，向不可一世的君王進行挑釁：
你逝去了，你的王權逝去了，你的大軍逝去了。
我依然故我，
我在每個清晨再生。
……
你會看到我的詩歌
成為光的君王，你是我的一道光線，
在我的詞語裡熾燃。
這裡，我們依稀可辨他最為心儀的詩壇前輩，阿拔斯朝大詩人穆太奈比的身影，那位堪稱「阿拉伯的李白」的偉大詩人曾留下這樣被世代傳誦的豪語：
我與慷慨同義，
我是詩歌的上帝！
我是敵人的毒劑，
我讓忌妒者妒忌。
顯然，對於昔日的「詩王」穆太奈比和今天「風與光的君王」阿多尼斯而言，詩歌都是至高無上的，它幾乎意味著存在本身。無論時序如何變遷，只要生命存在，詩歌就不會終結，因為在阿多尼斯看來：
詩歌終結的時代，不過是另一種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