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效禮
施蟄存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小說家、散文家、翻譯家和編輯家。他的風格獨具的文學創作，至今在海內外擁有廣大的知音，是中國現代文學和國際漢學研究中長盛不衰的熱點。他在高校任教後又成為一代名教授，在詞學、唐詩、金石碑刻研究和外國文學研究與翻譯方面取得眾所公認的傑出成就。
作為詞學名家和唐詩專家的施蟄存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十分注重古籍的整理、校點和學術研究資料的蒐輯、編纂。抗戰初期他在廈門大學講授《中國文學史》時，認為詞學盛於宋代而宋人論詞的專書不多，現在所能見到的僅張炎《詞源》為較有系統的詞學專著，沈伯時《樂府指迷》及陸輔之《詞旨》均簡約無多大價值。而宋代數量眾多的詩話、隨筆中論及詞學或詞之本事的資料卻彌足珍貴，於是他遍閱宋元詩話及隨筆八、九十種，錄得詞學資料五百餘條，編成《宋元詞話輯佚》一書。其後忙於教學和寫作、翻譯，無暇及此。上世紀五十年代末他利用在資料室工作的有利條件，就集中精力於詞學研究。經幾番周折，他進一步擴大搜輯範圍：上起唐五代，下迄近代，凡一切詞學書籍的序跋和著錄有得必抄，歷時四年共得一千數百篇，七、八十萬字，定名為《詞籍序跋萃編》，作為詞學理論和詞學發展史的研究資料，可謂洋洋大觀。這部珍貴的稿本在「文革」 中遭難歷劫後，他補苴罅漏重新整編，交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於一九九四年出版，此書從初創到交稿歷時二十多年，終於成為詞學研究者案頭必備的珍籍。
自五代後蜀趙崇祚所編《花間集》問世後，詞風靡麗穠艷蔚為大宗，流及後世。循花間詞風就詞史發展兩個最重要的歷史時期宋代和清代，各編一部《花間新集》，是施蟄存先生多年的心願。在《歷代詞籍序跋萃編》完成後，他日夕披覽，以《花間集》體例選定宋、清花間遺韻各十卷五百首，合為《花間新集》一書交浙江古籍出版社於一九九二年出版。宋、清《花間新集》對深入研究花間詞派和詞史發展規律具有極為重要的價值。
施先生主編的《詞學》「文獻」 欄刊登的詞學珍本秘籍大都是他的「北山樓」 藏書，他也很注重刊載或介紹港台和國外詞學研究論著及學術動態。明代文學殿軍、雲間派鉅子陳子龍的詩集，也經他整理、點校後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所整理、刊出的大量韻文珍本和學術研究文獻，使中國文學發展史的研究和教學工作者擴大了視野，深入其堂奧，而更易於掌握其內在發展規律。
「考證」 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研究方法，清代樸學家精於考證，取得了輝煌的學術成果。施蟄存先生在學術研究中經常運用考證的方法，謹嚴、縝密地辨偽存真，解決了許多含糊不清或久懸難決的疑題。多年來詞學研究者常以「詞又名長短句，又名詩餘」 ，來解釋詞的文學形式之名稱，這裡的所謂「又名」 ，時間概念和主從概念都很不明確。明代楊慎作《詞品》，把「詩餘」 解釋為詩體演變之餘派，從而又引起後代學者紛爭不已。施蟄存的《說「詩餘」 》一文，把「詩餘」 這個名詞的出現及其確切含義，放在中國文學發展的歷史長河及廣闊的社會文化背景中進行了科學的論證。他指出在北宋時，已有了詞為「詩人之餘事」 的概念，但還沒有出現「詩餘」 這個名詞。南宋初，有人編詩集，把詞作附在後面加上一個類目就稱為「詩餘」 ，於是才出現「詩餘」 這個名詞。但是，這時候「詩餘」 還不是詞的「又名」 ，直到明代張
作詞譜，把他的書名題作《詩餘圖譜》，從此「詩餘」 才成為詞的「又名」 。而在宋人的觀念中，「詩餘」 的含義為詩人之餘事或餘興。這篇文章不過幾千字，卻勾畫了詞史發展的一個鮮明的輪廓。
詞學界和各種唐宋詞選本、鑒賞辭典，普遍以《長相思》「汴水流，泗水流」 等三首為白居易所作的唐詞。此三首詞始見於較為晚出的南宋黃昇所編《花庵詞選》，然北宋歐陽修《近體樂府》有《長相思》四首，其第三首即《花庵詞選》所錄白居易詞「深畫眉，淺畫眉」 一首。羅泌的校記說：「《尊前集》作唐無名氏，『空房獨守時』作『低頭雙淚垂』。」 按《尊前集》中收白居易詞二十六首，並無此《長相思》二首，又今本《尊前集》中也不收無名氏詞。如果不是羅泌有誤，則今本《尊前集》已非北宋原本，此事遂成千古疑案。近人顧學頡校點《白居易集》，將「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編入《白居易外集》，但詞學界研究或選讀白居易詞仍普遍以此詞為例。
施蟄存先生對向為詞學研究之薄弱環節的唐詞，也有多年的研究和深入的考證。他的《白居易詞辨》指出，歐陽修《近體樂府》「長相思」 第四首即《花庵詞選》所錄白居易詞「汴水流，泗水流」 一首。羅泌編校歐陽修詞甚謹慎，凡歐詞與《花間》、《尊前》、《陽春》諸集相混者均逐一拈出，然於此詞未作校記和辨其偽，可知羅泌以此詞確為歐陽修所作。從羅泌校語可知以上二首《長相思》詞非但北宋人編《尊前集》時尚未認為白居易作，即南宋慶元初重刊《近體樂府》，羅泌作校注、題跋時也未有白作之說。至五十年後之淳祐九年黃昇刻《花庵詞選》，於白詞獨取此二首，且評之曰：「二詞非後世作者所及。」 可知此二詞之謬托白作即在此五十年間。《白氏長慶集》有《聽彈湘妃怨》七絕一首：「玉軫朱弦瑟瑟徽，吳娃徵調奏湘妃。分明曲裡愁雲雨，似道蕭蕭郎不歸。」 此詞自注說：「江南新詞有云：『暮雨蕭蕭郎不歸。』」 又其《寄殷協律》結句為：「吳娘暮雨蕭蕭曲，自別江南更不聞。」 也自注江南吳二娘曲詞有「暮雨蕭蕭郎不歸」 句。可知當時江南盛傳吳二娘曲調，白居易尤賞「暮雨蕭蕭」 之境，故北歸後一再憶及。今所傳《長相思》詞第二首下片也有「暮雨蕭蕭郎不歸，空房獨守時」 之語，後人遂以之為白詞。明楊慎又以為此即吳二娘所作曲詞。其言似皆有理，故甚足惑人。施蟄存先生通過以上詳盡的考證後指出，實則歐陽修讀白居易詩於「暮雨蕭蕭」 句也心賞之，遂取以入小令。歐陽修《長相思》詞四首風格一致，最初並無雜糅之跡。因此所謂白作《長相思》三首並非唐詞，均應還諸歐陽修。他還指出近年問世的《全唐五代詞》收白居易詞三十七首，舊本所無而新增者均為齊言之詩，或用曲調名為題，或用唐人一般舞曲題，其詞仍是五七言歌詩，不能視之為詞。又一字至七字疊句詩，為六朝時已有之雜體詩，並非白居易創調，此書也誤依《詞譜》題為《一七令》著為詞格。
施蟄存先生對詞調及其演變也作過很多謹密有力的考證。世傳李白《菩薩蠻》、《憶秦娥》二詞的作者歸屬問題，是歷代詞學研究者聚訟紛紜的疑案。近年出版的很多詞選和唐宋詞鑒賞辭典，仍定為李白所作予以選入。施蟄存先生的《說〈憶秦娥〉》，考《憶秦娥》詞牌始見於馮延巳《陽春集》，宋人詞則以張先所作為最早，以後則蘇軾、向子
、毛滂均有所作。馮延巳所作為此調最初的格律，聲調尚未臻遒美，毛滂、張先所作為馮詞格律之發展。至蘇軾、向子所作，始與世傳李白詞格律相同。《憶秦娥》調名究起於何時，今不可考，馮延巳詞與調名無涉，非其創調自明，宋人緣題賦詞遂成此作。此詞上片所詠實為「秦娥憶」 而非「憶秦娥」 ，下片辭句氣象雖雄渾，然意義與上片不屬。李白時樂游原始闢為豪貴游宴之所，唐人詩詠樂游原甚多，均不作衰颯語。《憶秦娥》實為宋人樂游原懷古詞，此詞非先有詞而後有題，乃先有題而後有詞。施蟄存先生在考證《憶秦娥》詞調格律演變之跡後指出，此所謂李白詞者必不能出於張先、馮延巳以前，其為宋人所撰偽托李白所作已無可懷疑。他的《張志和及其漁父詞》和《船子和尚撥棹歌》，都就詞的初萌時期形式進行了論證，指出漁父詞、撥棹歌這種「七七三三七」 句法的詩是詞在初級發展階段上的形式，在詞史研究上有很重要的參考價值。《船子和尚撥棹歌》流傳較廣的只有六首，經他考證、整理後彙集全部三十九首問世。此外如《說〈楊柳枝〉、〈賀聖朝〉、〈太平時〉》、《唐詩宋詞中的六州曲》等文，詳盡地考證了詞調《楊柳枝》的歷史演變，指出歐陽修的《賀聖朝影》、賀方回的《太平時》是《花間集》中《楊柳枝》的繼承；黃庭堅、張子野、杜安世的《賀聖朝》是敦煌《楊柳枝》的繼承。六州大曲中，涼州曲、伊州曲、甘州曲、胡渭州曲、石州曲和氏州曲的發展脈絡，也經他考證後確鑿無誤地顯現出來。
「比較」 也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傳統研究方法，而「比較文學」 則專指跨越國界和語言界限的文學比較。施蟄存先生在學術研究中對這兩種比較都運用得很廣泛。前者如他在《讀溫飛卿詞札記》中把溫庭筠和李賀、李商隱相比較：
飛卿綺語實自李長吉詩中來。唐詩自陳子昂至韓愈已日趨平淡質直。長吉以幽峭昳麗振之，使天下耳目一新。李義山、溫飛卿承流而起，遂下開「西昆」 一派。飛卿復以此道施予曲子詞，風氣所被，西蜀、南唐並衍余緒，遂開「花間」 、「陽春」 一派。
向使世無溫飛卿，則唐詞猶為民間俚曲，不入文人之手。世無李長吉，則李義山未必能為《無題》、《錦瑟》之篇，溫飛卿亦未必能為《金荃》、《握蘭》之句，唐詞面目必不有《雲謠》、《花間》之縟麗。試取《雲謠集》以外之敦煌詞觀之，此中消息可以體會。故溫飛卿於唐五代詞實關係一代風會，而其運詞琢句之風格，又李長吉有所啟發之也。
又如他在《讀馮延巳詞札記》中把馮延巳和溫庭筠、韋莊相比較：
馮延巳詞自當以《鵲踏枝》十首、《採桑子》十三首、《虞美人》四首、《拋球樂》八首、《菩薩蠻》八首為最精湛之作。《鵲踏枝》「花外寒雞」 、「幾度鳳樓」 、「霜落小園」 ，《採桑子》「中庭雨過」 、「笙歌放散」 、「昭陽記得」 、「洞房深夜」 ，《虞美人》「碧波簾幕」 、「玉鉤鸞柱」 ，《菩薩蠻》「畫堂昨夜」 、「嬌鬟堆枕」 、「沉沉朱戶」 諸作尤為高境。其情深，其意遠，非溫庭筠、韋端己所能及，豈但吐屬之美而已。雖然，馮蒿庵以馮延巳詞比之於韓偓之詩，以為「其義一也」 ，此則竊恐未然。韓偓以《香奩》一集寓家國興亡之恫，君臣遭際之哀，是有意於比興者也。馮延巳則初無此情此志，其作詞也固未嘗別有懷抱，徒以其運思能深，造境能高，遂得通於比興之義，使讀者得以比物連類，以三隅反，彷彿若有言外意耳。
施蟄存先生對這種傳統的比較研究方法運用得如行雲流水般洗煉而頗具新意，往往直指古人用心之隱微曲折處，別具法眼，道人之未言。他既為聲譽卓著的外國文學研究權威和翻譯名家，自然會在詩詞研究中引入與外國文學及異域語言的比較。如他在《唐詩百話》中把李賀同英國天才詩人卻透頓和濟慈進行比較研究，把唐王梵志詩和古希臘的「說教詩銘」 （又稱「格言詩銘」 ）進行比較研究。施先生在《歷代詞選集敘錄》中指出，歐陽炯解釋《花間集》之命名殊不明曉，而他引唐韓愈《進學解》、《說文段注》、《聲類》和古希臘及今歐洲各國稱詩集為Anthologie，指出古今中外，以花喻詩，不謀而合，「《花間集》之取義，殆亦同然。」 此洵為博聞通人之解。
明辨是非，論點精湛有力，勝義迭出，也是施蟄存先生學術研究的特點。宋元至清，通行把「絕句」 稱為「截句」 ，以為「絕」 即「截」 ，絕句是從律詩截取一半而成。筆者在大學就學時，一位著名的唐詩權威也是這樣解釋絕句的。施蟄存先生在《唐詩絕句雜說》中引用中國古代文學形式發展的事實，指出絕句的形成早於律詩，「絕」 的意義是斷絕。「四句一絕」 是用四句詩來完成一個思想概念，古人稱為「立一意」 ，簡單的主題思想，四句就可以表達清楚，這就稱為一首絕句。從來文學史家都以為盛唐是唐詩的盛世，因而論及中唐詩，總說是由盛轉衰。施蟄存先生在《唐詩百話》中指出盛唐只是唐代政治、經濟的全盛時期，而不是詩的或文學的全盛時期。中唐五十多年詩人輩出，無論在繼承和發展兩方面都呈現群芳爭艷的繁榮氣象。他選盛唐詩人十六家，覺得已無可多選，留下來的已沒有大家。但他選中唐詩人二十五家，覺得還割愛了許多人。同樣是五十三年，即使以詩人的數量而論，也可見中唐詩壇盛於盛唐。他的這個論點獨特新穎但又有充分的事實根據，因而令人信服。
高適的《燕歌行》，唐詩選本中差不多都予選取，這首詩文字雖淺顯，解釋卻不容易，歷來頗多異見歧說，它的歷史事實、主題和結構、人物等一向沒有弄清楚。施蟄存先生引《舊唐書·張守珪傳》與本詩細按互證，指出本詩前半篇十六句是有感於張守珪瓜州戰功而作，主題為歌頌。高適作此詩時，張守珪已轉官為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河北節度副大使，因此詩序中稱「御史張公」 ，詩中地名都指幽州國防線。詩的後半篇十二句，高適表達了他對戰爭既肯定又憎厭的複雜感情，回到詩題本意。這樣條分縷析，就將千古之謎輕輕揭開。唐李頎的《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一詩的詩題，歷代至今的不少著名學者都不能理解，讀了破句。施蟄存先生把這個詩題點為：「聽董大彈胡笳，聲兼語弄，寄房給事。」 他指出「聲兼語弄」 是一句，用來形容董庭蘭的琴聲。「寄房給事」 是這首詩的作用，用這首詩來推薦董庭蘭，寓意都在最後四句中。「聲兼語弄」 是說董庭蘭彈奏《胡笳十八拍》，兼有「語」 、「弄」 即胡笳和琴的聲音。他的解釋可謂通暢清澈，為唐詩學者解決了一個深感棘手的難題。
《詞學》專刊是施先生實踐和發揚他的古典文學研究，尤其是詞學思想的平台，出版至今已被評為中國核心學術刊物，他主編的第一至十二輯最為廣大詞學研究者所摯愛。
《詞學》由施先生籌劃創辦於一九八一年，問世後迅即受到海內外詞學界和廣大詩詞愛好者的熱烈歡迎，創刊號等均曾多次重印。由於施先生在海內外文學界和學術界久已享有崇高聲望，詞學研究者均頗為踴躍地為《詞學》供稿，並以其論著和詞作在《詞學》發表為榮。在施先生邀請下，《詞學》編委會集中了其時海內外聲譽最為卓著的詞學名家。
施先生將創辦、編纂《詞學》視作自己學術生命的一部分，與文學創作和學術研究同樣重視。他頗具創意而又周到地為《詞學》設計各個專欄和版式，精心撰寫《編輯體例》和《徵稿規約》。他不但頻頻多方向名家約稿，而且滿腔熱情地注重發現詞學研究新人，並不遺餘力地予以扶持、提攜。他審慎地為每輯《詞學》選定來稿，極為細緻地審讀修改全部稿件，編排目錄，並親自將目錄譯成英文。作為蜚聲國際、年高德劭的一代文豪，他不避瑣細地為每篇文稿訂正疏漏，註明繁簡體，標上字號，計算字數，選擇圖版，並頗為認真地閱改校樣。他甚至在醫院動大手術後的住院期間，還審改、編纂《詞學》稿件，並抱病為作者重抄字跡不清的文稿。《詞學》「詞苑」 欄發表的詞作均經他改潤重抄。
施先生主編詞學，以揭示中國詞史發展之淵源、進程和探討歷代詞論之衍變、深化，以及全面客觀地評騭歷代詞人為宗旨。於詞學最為繁榮的宋朝和「詞學中興」 的清朝之外，他也頗為重視唐五代詞、金元明詞，以及近現代詞與當代詞的研究、探討。施先生還著意填補詞學研究的空白，他以《詞學》為平台，開創現代詞學目錄學和版本學研究。他將自己數十年來節衣縮食苦心蒐集的「北山樓詞籍珍藏」 ，整理校輯後在《詞學》「文獻」 欄公之於世，使與詞有關的各種珍本秘籍得以為廣大詞學研究者閱讀，開創了現代詞學文獻學，也進一步充實了中國詞學史的研究。
施先生博古通今，學貫中西，他極為重視中外學術文化的交流，他的學術視野遠涉世界各國。他襟懷博大，以海納百川的恢宏氣度，將詞學融入於比較文學研究之中。他在《編輯體例》中即設計了「轉載」 等欄目，使《詞學》能及時轉載海外報刊上重要的詞學論著。自創刊號起，《詞學》每輯都有歐美與亞洲各國詞學家的論文，以及詞學活動信息，他更把《詞學》第九輯編為「海外詞學研究專輯」 。在他與《詞學》推動下，共有五屆國際詞學研討會在我國上海、澳門、台北，以及美國和新加坡召開，促使詞學在美國、加拿大、日本、新加坡等國，與我國大陸和港、澳、台成為「顯學」 。
施先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主編的《現代》，被海內外學術界一致公認為中國期刊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最具創意、最為成功的綜合性刊物與現代派文學的標識，數十年來成為中國期刊史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的熱點課題。他所主編的《詞學》也早已成為廣大詞學研究者必讀的學術專刊，被譽為「中國詞學界的一面旗幟」 、「我國最具獨特品位和風格的學術期刊」 。《詞學》和《現代》必將成為輝耀於我國現代期刊史和現代文學史上的璀璨雙璧。
施先生的《詞學名詞釋義》於一九八八年由中華書局出版後，日本宋詞研究會在其會刊《風絮》於二五年三月創刊號至二九年三月第五期，陸續譯成日文並加上詳盡註釋後連載，並於二九年三月由東京汲古書院出版日文註釋版。《唐詩百話》繼在台灣出版繁體字版後，又被美國耶魯大學用作研究生漢學教材，並譯成英文。施先生的詩學、詞學思想與體系博大精深、氣象萬千。尤為難能可貴的是他在文學研究上一貫融匯中外古今理論，在世界文學的大背景下，隨著中國文學的發展與其實踐深相契合，與時俱進，融入國際文壇的發展潮流。美國哈佛大學李歐梵教授說：「我有時候對我的學生們說：我們一大堆學者，集其全部精力研究西方現代文學，恐怕還比不上三十年代的一位年輕人——施蟄存先生……」 （《慶祝施蟄存先生百歲華誕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他尊重傳統，也十分注重發揚傳統，然而卻不固守傳統，故步自封，甚至抱殘守缺。他在致耶魯大學孫康宜教授信中說：「一九七八年以後，中國古代文學批評盛極一時，《文心雕龍》因此成為顯學，我對此現象很不滿意。我覺得，無論對古代文學或對現代的創作文學，都不宜再用舊的批評尺度，應當吸收西方文論，重新評價古代文學，用西方文論來衡量文學創作。但是，此間青年一代都沒有西方文學批評史的素養，有些人懂一點，卻不會運用於批評實踐……對外國學者，要求聽聽他們的研究方法，以各種文學批評理論來運用於詞學研究的經驗和實踐。」 （見《北山散文集》第四輯，下同。）
施先生曾精闢透徹地揭示「北宋人把詞仍看作曲子詞，故李清照譏蘇東坡之詞，不能付歌唱。到了南宋晚期只有一個姜白石還考究詞的音樂性，其他詩人都只是按句法填詞，比蘇東坡更為句讀不葺了。元明以後，詞已不是曲子詞，只能說是古代的白話詩了。」 （《致周陶富》）施先生對詩詞格律與音韻有精湛的研究，但他卻向詞律研究者周玉魁指出：「我以為詞律不必鑽研，沒有意義了。一切文學起源於民間，原來無格律，到文人手裡就會有格律。有了格律，民間就不受束縛，再創造更自由的體式。唐有律詩，而後民間有曲子詞。宋詞有了格律，民間就產生了南戲和北雜劇，這是明顯的例子。不過詞在宋人律還不嚴，萬氏《詞律》所斤斤較量的『又一體』。其實是多一個襯字或減少一個字，宋人並不以為是二體。有些詞中的『衍文』，可能恰是襯字。我們不必去為宋詞定譜式，所以我說不必研究詞律。」 他還進一步揭示說：「我甚至以為，詞字平仄也不必定死。宋人作詞即付歌女，她如果覺得不便唱，她會變仄為平的。去上問題也是如此，她會以上聲唱成去聲的。只要聽今天的歌曲，歌者所唱皆異於我們平時所讀，可見斤斤於平仄，也沒意思。所以我不主張今天再考訂詞律。」 施先生洪鐘大呂般的讜論，對那些至今仍酸腐地固守以詞之婉約派、格律派為正宗的詞學研究者和寫作者來說，無異是石破天驚般的棒喝！「筆墨當隨時代」 ，「唯陳言之務去」 ，固守婉約千年不變只能促使詞學的發展和詞的創作走向衰落和滅亡。對於施先生「與時俱進」 的詞學發展觀，有「一代詞宗」 之稱的夏承燾教授是深為贊同的，他在施先生於一九八三年十一月在華東師範大學主持召開的我國第一次詞學討論會上說：「建國三十多年來，在黨的雙百方針指導下，詞學工作者通過辛勤的勞動，撰寫了不少研究有成果的論文，創作了不少反映新的時代精神，反映詞人生活、思想、情趣的詞篇，這都是值得欣慰和慶賀的。解放以後，詞隨著時代的步伐向前發展，顯示了它的新姿態。我在拙著《瞿冉論詞絕句》中有一首題為《詞壇新境》的小詩，曾表示了這個意見。詩云：『蘭畹花間百輩詞，千年流派我然疑。吟壇拭目看新境，九域雞聲唱曉時。』」 。
施先生於一九九三年榮獲上海文學藝術獎的最高獎項「傑出貢獻獎」 時，以《唐詩百話》等傑作被稱譽為「百科全書式的學者」 ，著名學者龔鵬程教授也稱之為「北錢南施」 。施先生的詩學與詞學思想是無盡的寶藏，必將賦予詩學和詞學以新的生命，引導新世紀的詩詞研究和詩詞創作走向改革和創新的途程，從而更廣泛地傳播於莘莘學子和千家萬戶。
二一二年五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