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北山樓校定斷腸詞一卷》序引
梅雨不住，樓居無俚。取四印齋刻況蕙風校補《斷腸詞》閱之，覺取捨之間未為精審，祛疑辨偽，復無判斷。因檢篋中諸書，重為校訂，寫定詞二十六闋。有一二詞在進退之間外，此皆無可疑矣。
朱淑真詞有《斷腸詞》一卷，見《直齋書錄》，久已亡逸。又有《斷腸詩集》十卷，宛陵魏端禮輯，錢塘鄭元佐注，此書未見刻本。
余嘗得東莞莫氏五十萬卷樓藏鈔本一殘帙，僅存第九、第十兩卷，後附崑山慎軒氏胡慕椿新增《斷腸詞》一卷，有跋云：「淑真詩集膾炙人口久矣，其詩餘僅見二闋於《草堂集》，又見一闋於十大曲中，何落落如晨星也。既獲《斷腸詞》一卷，凡十有六調，幸窺全豹矣。先輩拈出元夕詞，以為白璧微瑕，惜哉。」
觀此文似所獲即毛氏《雜俎》本，蓋「白璧微瑕」 語出自毛跋也。然檢校文字，復小有異同，或嘗用別本改定，此書卷尾有《紀略》一篇，文云：「淑真，浙中海寧人，文公侄女也。文章幽艷，才色娟麗，實閨閣所罕見者。因匹偶非倫，弗遂素志，賦《斷腸集》十卷以自解。臨安王唐佐為傳，以述其始末。吳中士大夫集其詩二百餘篇，宛陵魏仲恭為之序。」
此文遣辭未達，夫《斷腸集》十卷，即其詩二百餘篇也。仲恭，端禮字也。許鶴巢為況蕙風校本序云：「《斷腸詞》就《紀略》所著，原有十卷，至陳振孫《書錄解題》僅存一卷，片玉易碎，單行良難。」
此即為《紀略》所惑，以十卷本為詞集矣。王半塘跋云：「知佚詞尚復不少，又間有羼雜，安得魏端禮輯及稽瑞樓注本，重付校讎。」 因知半塘亦未嘗見魏輯十卷本，不知其為詩集也。
《紀略》稱淑真為海寧人，《四庫總目》據以著錄，又辨其非文公姪女。然朱竹垞《詞綜》云：「淑真，錢塘人。」 張泳川《詞林紀事》又云：「錢塘人，世居桃村。」 許邁孫刻《斷腸詞》於《西泠詞萃》，冠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逕改「海寧女子」 為「錢塘女子」 ，此皆不知其所本，安得王唐佐撰傳，詳其身世乎。
淑真詞固不能勝魏夫人、易安居士，然當時既有單行傳刻，亦嘗膾炙人口。今其本不傳，遺文零落，掇拾所得，僅此戔戔者。裒於一編，以存其書。昨歲余嘗校理唐女冠李秀蘭集，其志同也。
丁巳五月十日 施捨
（二）《北山樓詩》自序
余總角時，侍大人游寒山寺，見石刻《楓橋夜泊》詩，大人指授之，琅琅成誦，心竊好焉。年十二，大人授以詩古文辭，自杜甫《兵車行》、杜牧《阿房宮賦》始，遂漸進於文學。求書自習之，五六載間，盡玉溪、昌谷、李杜、元白而至於漢魏六朝，皆若可解悟，會心不遠；獨於當世名流，海藏、散原、石遺、晚翠諸家，則往往不能逆其志。自愧下才，學或未至，乃取東坡、山谷、宛陵、茶山諸集讀之，固未嘗不可解，因甚惑焉。
時散原方以江西宗匠主壇坫，末生後學咻之嚾之，不可一世。余三復其集，噤不敢言，所得者偶有句耳。南社諸君子則以江西詩為遺老文學，不足以任革命鼓吹，乃舉唐音以為幟。然自柳亞子以下皆規
龔定庵，才或未濟，徒見浮薄，宋且不至，何有於唐。遂棄詩不觀，轉而事新文學，偶亦作舊詩，皆擬古也。
抗戰軍興，流移滇閩，稍稍作韻語，寄情言志。然平生諷誦，博涉多方，古來詩人，各有影響。推敲之際，輒受繩約，終不能脫前人科臼。因知宗宋宗唐，徒費唇舌，邯鄲學步，孰為是非。於是放筆直書，惟求辭達。或一年止數詩，或經年無一詩，垂四十載，所作不逾三百，刪其十一，錄而存之，以識平生蹤跡，一時情感。覽之者當譏其凡庸總雜，不成家數；余亦自知其體氣不純，無當大雅。所自許者，無不可解之作耳，然欲使老嫗都解，則猶有愧於白傅也。
戊午人日北山施捨
（三）《陳子龍詩集》前言
明清之際，是一個歷史大動盪社會大變動的時期，各種矛盾錯綜複雜，甲申（1644）三月，農民軍攻克北京，明崇禎帝自殺。接著是清兵入關，李自成戰敗，建立不久的大順政權迅速瓦解。清兵南下時，江南人民抵抗之激烈，為史所僅見，致使階級矛盾退居次要地位，民族矛盾上升為主要矛盾。江南各地義師紛紛興起，許多愛國志士奮身參加抗清鬥爭。
那個時代，對每個人都是嚴峻的考驗，是屈膝投降，還是堅決抵抗，擺在面前是兩條道路，沒有第三條路可走。史可法、楊廷樞、侯峒曾、黃淳耀、夏允彝、黃道周、楊廷麟、萬元吉、張國維、吳易、吳應箕、楊文驄、張煌言、瞿式耜、張同敞等，走的是抵抗道路；錢謙益、王鐸之流則反之。陳子龍不負平素抱負，到此家國危急關頭，毅然挺身而出，義無反顧。他在《報夏考功書》中，以血淚斑斑的詞句，沉痛地向殉節的亡友吐訴自己矢志報國的心願。後來，他果然實踐了自己的諾言。
在血與火的鍛煉中，陳子龍寫下了大量氣壯山河的詩篇，充滿了挽救民族危亡的急切呼籲。可以說，在明清之際先後以身殉國的夏完淳、瞿式耜、張煌言等愛國詩人中，陳子龍的文采和氣節是他們中傑出的代表。
陳子龍，字臥子，一字懋中，又字人中，號軼符。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市松江縣）人。晚年自號大樽，易姓李。別號穎川明逸、於陵孟公。曾以出家為掩護，法名信衷。生於明萬曆三十六年（1608）六月初一日。崇禎十年丁丑進士，初仕紹興推官，擢兵科給事中。甲申六月，事福王於南都，連上諫疏，為權奸所嫉，乞終養去。南都淪亡，積極參與抗清復明活動。最後以聯絡吳勝兆等謀結兵太湖舉事，事敗被俘，抗志不屈，在被械送途中赴水殉國，表現了壯烈的民族氣節，時為明永歷元年（清順治四年，一六四七）五月十三日。
陳子龍出生於封建士族家庭，曾祖鉞，以任俠抗倭為鄉里所重。祖善謨，慷慨好義。父所聞，萬曆四十七年進士，居官不畏權閹，很有清望。子龍幼承家教，奮志讀書，博通經史，以風義自矢。十餘歲就有文譽，為父輩東林人士所器重。
崇禎初，他參加以張溥、張采為首的復社，又與夏允彝、徐孚遠、周立勳等結幾社，與復社相呼應。兩社都是東林的後勁，既是文學團體，又是政治團體，以復興絕學相期勉，以文章氣節相砥礪，堅持同魏忠賢餘黨作鬥爭，社友大多為愛國知識分子。崇禎十四年，復社主將張溥卒後，陳子龍實際上是兩社共戴的領袖。當時稱文章者，必稱兩社；稱兩社者，必稱雲間；稱雲間者，必推陳、夏。而陳子龍的詩文，尤其著稱於當時。
陳子龍的詩歌，早期曾受前後七子影響，傾向復古，窗課社稿，多摹擬古人之作。隨著政局劇變，他在三次入京之後，目睹當時朝政黑暗，權奸當道，天災人禍頻仍，人民不堪殘酷剝削，紛紛揭竿而起。而新興的後金，正日益強大，崇禎二年至九年期間，三度侵擾，馳突京畿，給明政權造成極大的威脅。陳子龍憂虞時事，尤多憂邊之作，在清兵侵擾，屬國淪亡，經、撫失策，邊將驕悍的情況下，對國家民族的安危不勝耽心。把深沉憤激的感情，念亂望治的意志，強烈的民族氣節，注入自己的詩作，在詩風上激起了深刻的變化。在《湘真閣稿》、《三子新詩》中，極多興會淋漓盡情傾吐的作品，形成了高邁雄渾、悲壯激昂的特有風格。
他痛恨權奸誤國、閹宦攬權，導致邊事日壞，忠貞之士，橫被摧殘。崇禎帝即位以後，魏忠賢雖被誅戮，其餘黨仍在，「宵人罵碧血，群閹艷華蟲」 的局面，並未徹底改變。他在《今年行》、《策勳府行》、《白靴校尉行》等詩篇中，對魏閹餘黨的鞭撻，不遺餘力。而崇禎一朝卻仍任用太監監軍貽誤戎機，造成多次軍事上的失利，作者痛心疾首地控訴了這一明代最大的弊政。
兩都傾覆之後，在嚴酷的民族鬥爭中，陳子龍不僅在詩歌裡慷慨激昂地申敘矢志報國的決心，熱情支持江南人民的鬥爭，且躬自投身於義旅。他生平聲氣相求、患難與共的師友，復社、幾社的同志，在鬥爭中紛紛蹈義赴難。杜登春的《社事本末》及其他志乘，多有詳細的記載。少數民族入主中原，在我國歷史上，並不止一次，而以明末慷慨死義的人士特多，這不能不和東林、復社、幾社的提倡民族氣節有關。
除了對國家內憂外患痛哭陳詞、慷慨悲歌之外，即使是登臨山川、友朋酬贈，及反映民隱民瘼的作品，也表現了他熱愛祖國河山、共期忠貞赴難、關懷民生疾苦的胸懷。到後來雖明知復國大業難以實現，但忠貞不貳之情，愚公精衛之志，始終激盪在他的胸中，終身不渝。
陳子龍的詞，清代王士禛、鄒祗謨、沈雄等人，皆深為推許。其詞以《花間》、北宋的雅麗為歸，當明代詞學衰微之際，他和李雯、宋徵璧、宋徵輿、蔣平階等幾社名士皆致力為詞，形成雲間詞派，開清代三百年詞學中興之盛。他現存的詞，大多作於甲、乙以後，其弟子王沄為之輯入《焚餘草》中。王昶等人編輯全集時，又益以散見別本者數闋，匯成一卷。其中愴懷故國之作，沉哀淒麗，蘊藉極深。
陳子龍作為封建地主階級的士大夫，他當然反對農民起義，稱之為「寇」 、「盜」 。但他又是一個正直的知識分子，對明末農民起義的看法，也還有其客觀的一面。他認為當時農民起義有兩個主要原因：一是「民怒」 ，二是「民饑」 。《寄桐城方密之》詩中說：「民怒一朝發，裂帛張旌旗。中夜刑牛馬，縱火焚九逵。」 「民怒」 從何而來？顯然是由於朝廷橫徵暴斂，官吏貪污酷虐而起，積怨既深，就會如烈火之燎原，一發而不可遏止。在《感懷》詩中他說：「胡部徙庭秋上谷，饑民舉火夜平陽。」 指出秦、晉人民之所以造反是因為「饑」 。人民在暴政、災荒、豪門剝奪，重重迫害之下，饑不得食，流離死亡。當局不知體恤，捐餉征輸，有加無已。最後，人民忍無可忍，才揭竿而起，以暴力摧毀苛政。作者還在詩中寫出當時起義軍盛大的聲勢，像「中州旗絳天」 ，「鄂渚旌旗紅照天」 ，「江濱烽夜赤，城頭旗晝紅」 這些詩句，皆指起義軍而言。在《雜感》詩中，他感慨地描繪了「車馬空官渡，風煙滿豫州。黃巾連戶著，白骨無人收」 的景況。在和《馮侍御談晉中事有感》詩中，又寫下了「征輸青草盡，名號赤眉多」 、「荊棘交千里，風煙鎖百城」 等詩句，都是當時的實況。這些都說明儘管在他的思想上、作品上，有其階級的歷史的局限，但仍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
陳子龍的詩，無論當時或後世，一向都受到極高的評價。吳偉業稱他「負曠世逸才」 ，「詩特高華雄渾，睥睨一世」 。又說：
初與夏考功瑗公，周文學勒卣，徐孝廉
公同起，而李舒章特以詩故雁行，號「陳、李詩」 ，繼得轅文，號「三子詩」 ，然皆不及。……當是時，幾社名滿天下，臥子奕奕眼光，意氣籠罩千人，見者莫不辟易。登臨贈答，淋漓慷慨，雖百世後想見其人也。（《梅村詩話》）
吳偉業終於仕清，造成畢生的遺憾，雖然晚節異途，但對陳子龍卻極為欽佩，他的《賀新郎·病中有感》詞，有「故人慷慨多奇節」 之句，「故人」 即指陳、夏等人。
王士禛論詩，以為臥子七言律「沈雄瑰麗，近代作者未見其比，殆冠古之才。一時瑜、亮，獨有梅村耳」 （《香祖筆記》）。又說：
明末暨國初歌行約有三派，虞山源於少陵，時與蘇近；大樽源於東川（李頎），參以大復（何景明）；婁江源於元、白，工麗時或過之。（《分甘餘話》）
王士禛論子龍七律，與梅村所評略同。其論歌行，則就宗法而言。其實子龍歌行，出入盛唐諸家，形成自己的風格，並不專主東川。如朱雲子稱他「七古直兼高、岑、李頎之風軌，視長安、帝京更進一格」 （見《明詩綜》引）。朱笠亭也說：
七言古詩杜詩出以沈鬱，故善為頓挫；李詩出以飄逸，故善為縱橫。臥子兼而有之，其章法意境似杜，其色澤才氣似李。（《明詩鈔》）
轉益多師，正是陳子龍的長處。對於明代詩歌的看法，朱笠亭還有這樣一段話：
余鈔黃門詩以終明一代之運，劉、高開於前，西涯接武於繼，李、何、王、李振興於中，黃門撐持於後，此明詩之大概也。（《明詩鈔》）
朱笠亭這一評論，和一般論明詩者大略相同，都以為陳子龍是明代最後一個大詩人。明初的劉基、高啟兩家，成就雖高，在藝術上並沒有形成獨特的風格，在思想感情上，也沒有像陳子龍那樣憂虞國事一往情深。及至前後七子，大多只在形式上追求復古，他們的作品，在政治社會意義上遠不能和陳子龍相比擬。
綜上所述，可見陳子龍的詩較為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閃耀著愛國主義思想和崇高民族氣節的光輝，具有濃厚的時代氣息。他不僅為明代的傑出詩人，從某些方面看，也可說是杜甫以來的一位重要詩人。在崇禎、弘光兩朝中，幾乎每一次重大的政治事件，都在他的詩歌中有所反映。現存的詩歌，雖然是經過兵燹和長期禁錮後倖存的部分，但僅就這些詩來看，稱之為史詩，也並未過譽。
近代南社詩人，如陳去病、柳亞子等都推崇雲間。柳有詩云：「平生私淑雲間派，除卻湘真便玉樊。」 「湘真」 是指陳子龍的湘真閣，「玉樊」 是指夏完淳的《玉樊堂集》。當時南社詩人，多以陳子龍剛勁雄渾的詩風，鼓吹革命，在推翻清朝的鬥爭中，起了積極推動作用，這也可見陳子龍詩對後世的影響。
陳子龍的著作，當他在世的時候，曾刻有《岳起堂稿》、《采山堂稿》、《屬玉堂集》、《平露堂集》、《白雲草》、《湘真閣稿》、《安雅堂文稿》等數種。還有些詩文見於《幾社文選》、《陳李倡和集》、《三子新詩》。乙酉告歸以後，刻有《奏議》一卷。丁亥五月殉國，因家屋遭受抄索，遺著頗有損毀。其後則有其門人王沄收集其乙酉至丁亥的詩，輯為《焚餘草》（即《丙戌遺草》）。以上各種刻本或鈔本，均曾流布人間，但未有全集的編訂。
關於他的詩文的結集，見於紀載的約有三次：一是他殉節以後宋轅文（徵輿）的收存。據吳偉業《梅村詩話》說：「臥子殉國後，其友人宋轅文收其遺文，今並存。」 吳偉業與子龍交誼極深，轅文亦偉業之友，故偉業知其遺文尚存。但轅文早經仕清，趨捨異路，子龍詩文中極多觸清廷忌諱之處，轅文所收並未能彙編成集。轅文卒後，文網日嚴，屢興大獄，子龍遺文在禁忌極嚴的情況下，宋之後嗣，即使能為之藏匿，時日既久，亦難免殘缺佚散。至於陳子龍生前所刻的詩文集，人多深藏不敢出，且往往為輾轉傳鈔本，其中觸犯禁忌的字面，都被銷除塗毀，不可通讀。
一是子龍殉國後約三十年，其門人王沄的編集。王沄在康熙戊午（1678）獲得陳子龍的《寓山賦》，跋文中敘述他「謀與同志，裒采遺文，都為一集，漸有次序，而茲賦遭逢喪亂，篇目缺焉」 ，又云「晚獲茲賦，克成全集」 。可知王沄以畢生之力，搜集陳子龍的著作，編成了全集。不過王沄所輯，那時還不可能刊版流傳，只能秘藏於家。
在此之後，則有乾隆十三年至十四年間婁縣吳光裕的輯集。據王昶《陳忠裕公全集序》文中說：
乾隆丁卯、戊辰間，婁縣吳君光裕零星掇拾，或得之江湖書賈，或得之舊家僧捨，葉殘缺軼，以致章亡其句，句亡其字，字失偏旁點畫，積有多篇，授之剞劂。未幾，吳君客死，板亦散失。
吳光裕所刻，今已不傳。其時清政權雖已鞏固，但文網並未鬆弛，以後被焚燬的禁書更多，此刻當亦難免浩劫。
陳子龍遺文的明文解禁，是在乾隆四十一年《勝朝殉國諸臣錄》頒行，追諡忠裕之後。至此，許多熱心人士才打消了顧慮，為陳子龍遺作進行搜訪編纂。但這個工作，還得遵照乾隆帝的意旨，改易掉許多所謂「違礙字句」 。
現在流傳的《陳忠裕公全集》，是王昶編定的。開始於乾隆四十七年，成書於嘉慶八年。王昶在《全集》序文中敘述編輯經過頗詳，今不贅述。至於遺稿的來源，實以王沄所收藏纂輯者為多，再加以王昶自己和王希伊、王鴻逵、莊師洛、趙汝霖、何其偉等人所搜羅的部分，由王昶總纂，匯成全集，於嘉慶八年刻成。
又據《全集》何其偉跋文說：當時曾訪得《安雅堂文集》，因《全集》已先兩月鋟板付印，卷帙浩繁，未便分體增入。並說：「本集所遺，姑俟續刻以成全璧。」 可見這部《全集》，事實上還不是陳子龍的全部著作。
又《全集》、《凡例》引徐世禎所撰年譜云：「乙酉告歸後，刻有《奏議》一卷，訪之藏書家，絕無知者。」 案此即《兵垣奏議》二卷，尚倖存於世，光緒中，為松江張錫恭所藏，光緒二十三年松江知府陳聲遹為之刻於融齋精舍，此書今有石印本，其中較原刻缺失數篇。
現在我們標點的這部集子，即是《陳忠裕公全集》卷三至卷二十的詩和詩餘、詞餘部分，定名為《陳子龍詩集》，以別於校文中所稱的「全集本」 。卷末附錄《自述年譜》、《續年譜》、《明史》本傳、王沄《三世苦節記》、《越遊記》。各集原序文，陳子龍自己寫的《白雲草序》、《三子詩選序》，以及徐世禎《丙戌遺草序》、王昶《全集》序，另有諸家評論、哀悼詩、投贈詩，亦仍依《全集》列於各序之後。至於《全集》原輯注部分的考證、附錄，以至案語，當年王昶等人曾博采群書，搜羅掇拾，頗費心力，其中雖有一些取材欠妥的地方，但絕大部分，仍可為讀者提供重要的史料，今亦悉存其舊，以供參考。
由於陳氏著作的原刻本，亡佚者多，可以提供校勘的資料極少。經過上海古籍出版社向有關部門徵詢訪問，僅得《湘真閣稿》、《幾社文選》、《棣萼香詞》等數種。今即據此數書及《明詩綜》等選本，略加校核，恐疏誤之處猶多。
在點校的過程中，對全集中誤刊的字句，作了改正。其殘缺空白之處，多為清廷忌諱的詞語，凡確有依據的，則為之添補並註明出處，其一時尚無從覓得原本為之校補的，則仍存空格。陳子龍的著作，流傳於海內外公私藏書家者，尚可搜集。例如詩文則有《安雅堂文集》、《兵垣奏議》，詞則有《幽蘭草》、《棣萼香詞》，皆王昶所未曾采及。本書除據《棣萼香詞》補入散曲一套外，均未增補，待他日纂輯補編，以竟王昶、何其偉之志。
一九八二年七月
（四）《百尺樓詞》後記
右《百尺樓詞集》一冊，番禺陳慶森著。凡二十三頁，每半頁八行，行二十字，烏絲欄楷書，詞五十八闋，又附汪兆鏞、兆銓詞各一闋。卷首鈐三印：曰「百尺樓詩詞」 ，朱文；曰「仗酒祓清愁花銷英氣」 ，亦朱文；曰「夢闌時酒醒後思量著」 ，白文。卷尾亦鈐三印：曰「家在珠山玉海」 ，朱文；曰「陳慶森印」 ，白文；曰「諷佳」 ，朱文。此晚清粵中詞人陳慶森手書未刊稿本也。陳慶森，或作慶笙，原名樹鏞。字菶階，或署諷佳。廣東番禺人，受業於陳蘭甫之門，與梁鼎芬、汪兆鏞昆仲友善。光緒進士，曾官湖南知縣。慶森治經史，工詩詞。嘗撰《復古述聞》、《學禮述聞》、《文獻通考訂誤》諸書，未成而卒。惟《漢官答問》一卷，梁鼎芬為刊入《端溪叢書》。《百尺樓詞》一卷，未嘗刊行，亦無傳本。昔年龍榆生、葉遐庵訪其詞，僅得金縷曲詠雁來紅及翠樓吟二闋。香港余祖明編《近代粵詞搜逸》，亦未能多得。可知諸家均未見此本。余於一九五四年得此本於上海書肆，藏之三十年矣。懼其終或毀損不傳，因刊佈於《詞學》，為嶺南詞壇存一文獻。
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日
（五）《緝庵詞存》跋
緝庵仁棣壯歲在大學，好為詞，步趨稼軒湖海，大聲鏜
，有燕趙遊俠擊築悲歌之概。汀州別去，遂三十餘載，世事蒼黃，不通音問。
浩劫以後，忽復相逢，君已清臞垂老，意其憂患餘生，無復當年豪邁之氣。余方校點鄉先哲陳子龍集，乃邀君為助，而以檢閱迻錄之務，悉以委君，不意黃門激越閎亮之辭，乃大為君鼓龠。
日者出其近作詞稿，
誦一過，始知君風骨猶健，壯心未已。壬戌詞云：「慷慨湘真詩廿卷，馳驅湖海詞千闋。」 此非君善養其浩然之氣，能終始不渝其志不改其聲乎！余於此亦觀其人矣。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六日同學弟雲間施蟄存
（六）《花間新集》序
一九六一至一九六五年，是我熱中於詞學的時期。白天，在華東師範大學中文系資料室工作，在一些日常的本職任務之外，集中餘暇，抄錄歷代詞籍的序跋題記。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中，詞學的評論史料最少。雖然有唐圭璋同志以數十年的精力，編集了一部《詞話叢編》，但遺逸而未被注意的資料，還有不少。宋元以來，詞集刊本，亡佚者多，現存者少。尤其是清代詞集，知有刻本者，在一千種以上，但近年所常見者，不過四、五百種。歷代藏書家，都不重視詞集，把它們與小說、戲曲歸在一起，往往不著錄於藏書目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僅著錄了詞籍八十餘部。因此，我開始收集詞集，逐漸發現其序跋中有許多可供詞學研究的資料。於是隨得隨抄，宋元詞集中的序跋有見必錄，明清詞集中的序跋，則選抄其有詞學史料意義的。陸續抄得數十萬言，還有許多未見之書，尚待採訪。
晚上，在家裡，就讀詞。四、五年間，歷代詞集，不論選本或別集，到手就讀，隨時寫了些札記。對於此道，自以為可以說是入門了。我以為，唐五代的曲子詞，是俗文學。《雲謠集》是民間的俗文學，《花間集》是文人間的俗文學。這種文學作品的作用，是為歌女供應唱詞，內容是要適應當時的情況，要取悅於聽歌的對象。作者在寫作這種歌詞的過程中，儘管會不自覺地表現了自己的某些思想情緒，這是自然流露，不是意識到創作目的。因此，唐五代詞的創作方法，純是賦體，沒有比興。文人要言志載道，他就去做詩文。詞的地位，在民間是高雅的歌曲，在文人間是與詩人分疆域的抒情形式。從蘇東坡開始，詞變了質，成為詩的新興形式，因而出現了「詩餘」 這個名詞。又變了量，因而衍為引、近、慢詞。我們很難說，蘇東坡是唐五代詞的功臣呢，還是罪人？
基於這樣的認識，我在一九六三年，用《花間集》曲子詞的規格體制，選了一部宋人小令集，名曰《宋花間集》。一九六四年，又選了一部《清花間集》，使埋沒隱晦已久的《花間》傳統，在這兩個選本中再現它的風格。在歷代諸家的詞選中，這兩個選本，可以說是別開蹊徑的了。
這兩本選稿，我保存了二十多年，作為自己欣賞詞的一份私有財產，僅在少數友好中傳閱過，從來不想公開發表，因為怕它不合於當今的文學規格。去年，浙江古籍出版社的趙一生同志和王翼奇同志連袂來訪，得知我有此稿，他們表示願意為我印行，至少可以擴大讀者群，讓我聽聽各方面的意見。我感謝他們的好意，便同意把這部書稿印出來，為古典文學的讀者開闢一個視野，為我自己留下一個文學巡禮的蹤跡。雙方多少有些效益。當此發稿之時，詠唐人詩：「誰愛風流高格調，共憐時世儉梳妝。」 心裡還不免有些顧慮。這兩個選本，雖然夠不上「風流高格」 ，確也不是「時世梳妝」 ，為此，寫了這篇總序，向讀者說明我選編此書的淵源。
一九八七年四月二十日
（七）《花間新集》凡例
1 此書所選宋、清二代詞，皆余自出手眼，幾經進退而後寫定，絕不依傍舊有選本。凡有詞集傳世之詞家，皆從其全集中最錄。志在紹述《花間》，則選詞標準，自以《花間》祖集為歸。唐、五代時，惟有令曲，入宋始有引、近，衍及慢詞。故此編所選，亦專取小令。
2 《花間集》詞皆無題，讀其詞，即知其志，無需題目。此編所選，亦從先例。原有題者，亦削去之。若題畫之詞，酬答之作，去其題便不可解，詞雖佳妙，在所不取。然清詞有一二可錄者，仍附註原題。
3 北宋小令，《花間》遺韻未歇，諸家集中，佳作隨手可擷。南宋晚期，詞家多作慢詞，其令曲輒有散文氣，故余於南宋諸家，選之尤嚴。
4 清代詞家雖眾，然卓犖可傳者，不逮十一。余選清詞，閱詞集幾三百本，入錄者僅此數十人。滄海遺珠，在所不免。然一代高才，在人耳目間者，大致已入網羅。
5 清詞傳世，多賴諸家選本。道鹹以前，詞人別集刻本，已不易見。余既不從舊有選本取材，故標明所採詞集目於姓名之下。惟一二家未見集本，不得不取之選本，故付闕如。
6 清人煉字琢句，終不及唐宋人之工致。一篇之中，輒有蕪詞累句，刺人眼目。小令不過四、五十字，而一字重出，乃至二字、三字重出者，雖名家猶或不免。此為小疵，不掩其美，今為隨宜改易，並附註原文，請讀者參定之。
7 宋詞諸家，評論既多，品第大致可定。清詞諸家，多獲一時之譽，而後人臧否不一。余選清詞，得細讀諸家詞集，復參考前人詞話評論，於諸家造詣得失，略有管見，附志於後，亦有異於前賢定評者，請備一說。
8 詞調斷句，當依樂律。本書標點，但用三種符號：「，」 為散句，「。」 為韻句，「、」 為逗處。惟換韻處無法再用第二種符號，讀者宜自參之。
9 此書體例，悉依《花間》原集，每卷錄詞五十首，共十卷，凡五百首。詞人次序，略依時代為先後。原集無詞人小傳，今以詞人小傳二種為附錄，以便讀者。
一九八七年四月
（八）《山禽餘響》後記
邵瑞彭，字次公，浙江淳安人，以文學名，尤工於詞，宗《花間》、北宋，出入清真、白石。任河南大學教授多年，有詞《楊荷集》行於世。晚年《和元遺山鷓鴣天》詞四十五首，鏤版方竣，未及多刷，而版毀於戰事，時為一九三六年也。
越二載，次公病逝，享年五十。其門人汴梁武慕姚藏試刷硃印一本，一九七九年錄副見惠。今慕姚亦物故，中冊詞運，頓感寂寞。因此全稿發表於此，以存中冊文獻。若其要眇之思，寄之於詞者，其曰諸鄭箋，余猶愧未敢發明之也。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日
（九）《晚晴閣詩存》序
吾識富君壽蓀，逾一紀矣。君初來訪時，方校點《清詩話續編》，既訖功，又選注《千首唐人絕句》，數年之間，寢饋於詩，來就吾談，亦多論詩。君於唐詩有獨詣，每出新解，發前人所未發。吾常為之愕然，尋思之，其言亦良是，於焉知君之深於詩也。
近年來，吾已病廢，不良於行。君亦垂垂老矣，居處既遠，遂疏蹤跡。今年閏五之朔，君忽降敝廬，出一卷曰《晚晴閣詩存》，囑為之序。吾不敢拂其誠，姑諾之，納其卷，待盥誦而為之言。會酷暑，經月無涼意，昏昏然文思不屬，而君之詩則讀之三過矣。
吾觀君之詩，皆寓其身世感喟，即流連光景，亦未嘗無所寄。文辭宛轉典雅，出之自然，不假修飾，此唐詩也。君致力於唐詩數十年，其為詩，安得不為唐乎。
夫興觀群怨，非才情無以達其志，非學養無以成其義，君之詩，才情出於性分，學養則李杜、王孟、元白諸公之教也。質以此卷，吾言殆不謬乎？遂書之，聊為序引。
一九九年歲次庚午六月伏盡 施蟄存
（一）《詞籍序跋萃編》序引
一九六年秋收後，我從嘉定向農民學習回來，被安置在中文系資料室工作。資料室工作任務不多，原有的兩位職員已可以應付了。但當時安置在資料室的教師卻有三四人。我建議編一些教學參考資料，免得閒著無事。於是各人分工或合作，編了一批大大小小的參考資料。
我偶然想到，在古典文學領域中，關於詞的理論和評品，最少現成的參考資料。古人著作如《詩品》、《文心雕龍》、《文鏡秘府論》，都還講不到詞。宋人詞論著作也只有簡短的《詞源》、《樂府指迷》等三四種。元、明以降，詞話之類的書，也遠不及詩話之多。
因此，我想到，在各種詞集的序跋題記中，可以搜集到不少關於詞的評論的史料，如果把它們輯為一編，對詞學的研究工作，不無用處。於是我決心抄錄唐、宋以來詞籍的序跋。漸漸地擴大範圍，凡論詞雜詠、討論詞學的書信乃至詞壇點將錄之類，也順便一併采錄。
用了兩年的工作時間，居然抄得了約六十萬字。把我自己所有的詞籍、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所藏的詞籍、上海圖書館所藏的一部分詞籍，都采錄到了。在當時的情況下，我不可能見到許多屬於善本的詞籍，也無從見到一些冷僻罕見的詞籍，因此，這部書稿還不能說是盡得玄珠，可能還有更重要的資料未及采入。
這部書稿，在資料室中存放了二十年，直到一九八零年以後，文化昭蘇，各種打入冷宮的人與物，開始有了重見天日的可能。資料室負責同志檢出這部書稿來還給我，希望我可以找到出版的機會。恰巧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工作的華東師大畢業生季壽榮同學一九八六年來上海組稿，我談起這一份書稿，問他有沒有可能由他們印行。季壽榮同學一口答應回北京去和領導人商量。
他回去不久，就來信說：他們的出版社可以考慮印行這部書稿，希望先把全稿寄去，待審閱後再作決定。於是我就檢出這部塵封多年的原稿，一看，不禁失色。原來這些原稿紙都酥脆了，一碰即碎。當年抄寫的時候，正值「三年自然災害」 ，沒有好紙，用的都是粗糙的劣質土紙；又沒有好墨水，用的都是容易褪色的劣質墨水。經過二十多個寒暑，紙都霉腐了，墨色也淡化了。這樣的原稿，怎麼能送到排字車間去排版呢？於是，中文系主任齊森華同志為我做了一件義事：他發動高年級的中文系學生，分別把幾十萬字的原稿重抄了一份，使我很快就可以把全稿送交出版社。全稿原先分為十卷：第一至八卷都是詞籍序跋，第九、十卷是關於詞論的雜文、雜詠。原來定名為《詞學文錄》。在重抄時，我刪去了最後二卷，一則是為了節約一些篇幅，二則是使這部書稿內容專一，全部是歷代詞籍的序跋題記。因此，我把書名改為《詞籍序跋萃編》。
這是一部冷門書，需要使用的人不多，全書字數又不少，作為文化商品，它不是一部可獲利的出版物。它在出版社已擱了幾年，它無法納入當今的出版計劃。最近，出版社忽然來信，說此稿已在排版，不久即可印行。這個消息出我意外，十分感謝出版社的熱心贊助。
這部書稿，編成已三年，經由許多人重抄，難免有失誤處，現在已無法取得原書逐一覆核。我自己又已衰朽，無力再度審閱校稿。一切應該在交付出版以前做好的工作，我都沒有時間和精力自己做。負責審校此稿的出版社編審楊鐵嬰同志費了幾年的時間，為我做了這許多苛細麻煩的工作。現在終將出版，我非常感激，在此致謝。
此書雖以我的名義出版，但是，如果沒有當年資料室的工作同人和齊森華同志及許多中文系學生的關心和協助，這部書稿也很可能終於成為一堆廢紙，我也必須在這裡向他們道謝。
一九九三年九月二十日
（一一）《詞學名詞釋義》引言
唐詩宋詞，我在十六七歲時即已愛好，經常諷誦，有時也學做幾首絕句或小令。但幾十年來，一直把它們作為陶情遣興的文學欣賞讀物，並不認為它們值得費功夫去研究。因此，在我早年的觀念裡，詩詞不是一門學問。
一九六年代，忽然對詞有新的愛好。發了一陣高熱，讀了許多詞集。分類編了詞籍的目錄，給許多詞集做了校勘。慢慢地感覺到詞的園地裡，也還有不少值得研究的問題，於是才開始以鑽研學術的方法和感情去讀詞集。
我的第一道研究工序就是弄清楚許多與詞有關的名詞術語的準確意義。我發現有些詞語，自宋元以來，雖然有許多人在文章中用到，但反映出來的現象，似乎各人對這個詞語的瞭解都不相同。例如「換頭」 這個名詞，有人用來指詞的下片第一句，句法與上片第一句不同的。也有人以為只要是下片第一句，不管句法與上片第一句同不同，都叫換頭。也有人以為每首詞的整個下片都是換頭。也有人以上片的結束句為換頭。這樣，就有必要弄弄清楚，到底什麼是換頭。
我用了一點考證功夫，把幾十個詞學名詞整理了一下，以求得正確的概念。這裡收集了曾在《文史知識》和《文藝理論研究》發表過的二十五篇，先印一個單行本，供學者參考。
詞是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文學形式。詞的名詞，往往和音樂有關。反之，有些音樂名詞，也是研究或欣賞詞的人所應當知道的。例如張炎《詞源》所提到的宮調、律呂、謳曲旨要等，其中有許多名詞，既是音樂名詞，也是詞學名詞。但是，由於詞樂失傳已久，這些名詞的正確概念，不易考察。我對於古代音樂，完全外行，對於這一類的名詞，沒有能力進行探索，只好有待於古樂研究者的幫助。現在，這本小書裡所解釋的，僅是詞的一般欣賞者所需要瞭解的一些常見名詞。在所謂「詞學名詞」 中，只是一部分而已。
一九八六年二月十日
（一二）《宋元詞話》序引
五言詩興於漢，漸盛於魏晉，而詩評始見於宋之《雕龍》、梁之《詩品》。七言詩大盛於唐，宋人始作詩話評品之。詞盛於宋，而宋人罕作詞話之書。可知文學新型，必待其全盛以後，始有評論。
宋人論詞之作，今可見者，惟《苕溪漁隱叢話》有「詞話」 數卷，皆集錄諸家筆記中零星文字，未為一家之言。王灼《碧雞漫志》、吳曾《能改齋漫錄》、魏慶之《詩人玉屑》、周草窗《浩然齋雅談》諸書，皆有詞學議論，要皆非專著。惟北宋時楊湜作《古今詞話》，實為宋人詞話之先河。惜哉，其書久已亡佚。
抗日戰爭期間，我在長汀廈門大學任教職，盡讀其圖書館中所藏宋元人筆記雜著，抄出兩份資料：其一為有關金石碑版文物者，擬勒為一書，名《金石遺聞》。其二為有關詞學之評論瑣記，亦為一書，名曰《宋元詞話》。
此二稿久儲篋中，欲待補錄閩中未見之書，雖知其不可能囊括無遺，亦希望毋使之失於眉目間。待之四十餘年，人事匆匆，此事竟無暇措手。前年，小友陳如江來，道及詞話，乃出此稿示之。如江欣然，願為增補，遂以全稿授之。如江以兩歲之功，補搜我未及之書百餘家，錄得詞話近千則，此書遂差可付印。宋人論詞，散見於小說者，如此之多，亦始料所不及也。
今此稿將由上海書店出版社印行問世，可以為唐圭璋《詞話叢編》之補編，非有如江為助，我不能成此書也。書其始末於此，以謝如江。是為序。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一三）《宋詞經典》前言
兩宋詞壇，名家鉅子如眾星爭輝，佳篇秀句似百花爭艷，時至今日，它仍散發著誘人的魅力，給讀者以妙不可言的美感享受。可以說在中國詩歌藝術發展史上，唯宋詞才能與唐詩相敵，正如楊慎所言：「宋人作詩與唐遠，作詞不愧唐人。」 （《詞品》）
一
詞是合樂之作，是可以歌唱的，它所依賴的音樂是燕樂（宴樂），所以它的興起，可以追溯到隋唐之際。當時由於中原的統一，國勢的強盛，經濟的繁榮，商業的發展，一方面促進了中外交流與民族之間的融合，致使西域音樂大量輸入；另一方面促進了城市興盛與市民階層的形成，致使里巷之曲廣泛繁衍。在西域音樂與里巷之曲的互相滲透、融合中，便形成了新樂——燕樂。這種新型的音樂再經都市遊樂場所的流傳，很快風行起來。《舊唐書·音樂志》載：「自開元已來，歌者雜用胡夷，里巷之曲。」 可見當時社會上已以燕樂為時尚。宋沈括在《夢溪筆談》中說：「唐天寶十三載，始詔法曲與胡部合奏，自此樂奏全失古法，以先王之樂為雅樂，前世新聲為清樂，合胡部者為宴樂。」 由此，燕樂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為了配合燕樂的演唱，樂工、歌伎們常按樂譜的節拍填寫歌辭，於是錯落有致的長短句式的曲子詞逐漸興起。詞又稱「倚聲」 、「長短句」 也就是這個原因。
詞首先盛行於民間。光緒二十六年（1900），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圓菉無意中打開被封閉近千年的藏經洞，使得我們能夠看到詞的最初形態。王重民根據敦煌藏卷整理出一百六十餘首民間曲子詞。這些作品約產生於盛唐至五代的二百餘年間，反映的社會生活內容已較為廣泛。
隨著民間曲子詞的興起，文人們逐漸接受並喜愛上了這一新型的抒情詩體，也開始了倚聲填詞的嘗試。中唐之際，劉長卿、戴叔倫、韋應物、王建、劉禹錫、白居易等創作出了大量長短句式的詞，從而標誌文人詞的正式確立。但他們的作品，在體式上還是以五七言句為主，在格調上還未完全脫去民歌風味，故只能稱為「詩客曲子詞」 。
詞發展到晚唐溫庭筠手中，無論是內容還是形式，均已形成詞境，從而開創了「別是一家」 的詞風。
五代之際，西蜀君臣耽於逸樂，作詞沿襲飛卿蹊徑，多寫男女艷情，遂開香軟綺靡花間一派，韋莊、歐陽炯等便是代表。而南唐因時時遭到周師威脅、國勢岌岌，故無論君臣，在作歌詞時均有意無意地流露出濃重的傷感情緒，給人以身世感慨的聯想。尤其是後主李煜，由於飽嘗了國亡身辱之不幸，促成了他從「以詞娛樂」 到「以詞言志」 的轉變。
綜觀唐五代詞，雖由於文人的染指，詞逐漸從民間走向文學領域，並獲得初步發展，但畢竟體式尚未完備，風格還顯單一。隨著趙宋王朝的建立，「中原息兵，汴京繁庶，歌台舞榭，競賭新聲」 （宋翔鳳《樂府餘論》），詞終於進入了它的空前繁榮興盛時期。
二
從公元九六年趙匡胤奪取政權至公元一一二七年金兵攻陷汴京，北宋共有一百六十七年的歷史。北宋詞壇以仁宗末年（1063）為界，可以分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的著名詞人有晏殊、張先、柳永、歐陽修、晏幾道等；後期的著名詞人有蘇軾、秦觀、賀鑄、晁補之、周邦彥等。
宋初的詞，大體承襲著晚唐五代的餘波，內容多系描寫男女愛情生活與抒發個人閒適意緒。其中范仲淹頗值一提，他的詞不僅洗盡了宮體與倡風，推動了詞人從歌詠妓情到歌詠人生的風會轉移，而且還具有婉約與豪放兩種情調，奠定了宋詞發展的兩種基本風格。
進入仁宗朝（1023—1063），大批詞人開始湧現，他們各具丰神的藝術特色，形成了詞壇繁榮的局面。
晏殊被稱為「北宋倚聲家初祖」 （馮煦《蒿庵論詞》），其詞表現出兩個方面的特色，一是有一種嫻靜幽美的風度。這種風度的形成與他顯達的身世有著密切的關係。他少年得志，一生如意，長期過著雍容安逸的生活，因而抒起情來總是那麼的溫雅閒婉，給人以無窮的詩意。二是有一種情中有思的境界。這種境界的形成與他曠達的懷抱有著密切的關係。曠達的懷抱使他在感情上既能入乎其中，又能出乎其外。入乎其中故能感之，出乎其外故能悟之，而一旦有所感悟，則眼界必然高遠，思致必然深沉，使千載之下的讀者猶能引起共鳴。
歐陽修是位肩任文統道統的一代儒宗，對於填詞也頗在行。他的詞儘管未脫晚唐五代「艷科」 範疇，但他還是力求表現廣闊的社會生活內容的，如抒發感慨，贈別答友，詠史弔古等。其詞風或是深婉摯厚，或是疏宕明快，前者上承馮延巳而下開秦觀一派，後者上承民間詞而下啟蘇軾一派，因此他在詞史中的承先啟後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
如果說北宋前期詞壇晏、歐的令詞提高了詞的韻味，推進了詞的典雅化的話，那麼柳永的慢詞則擴大了詞的容量，豐富了詞的表現力。柳永是詞壇第一個傾畢生之力於慢詞創作的詞人。為了適應當時日趨複雜的社會生活以及日益繁富的音律曲調的需要，他一方面「變舊聲，作新聲」 ，將舊調翻新，由小令、中調衍為慢詞；另一方面「奏新曲，譜新詞」 ，自己創製了大量新調慢詞。根據清人毛先舒的分類（即五十八字之內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為中調，九十一字以外為長調），則《樂章集》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是長調。而與其同時的詞人晏殊、歐陽修、張先超過八十字的詞分別只有三首、十二首、十八首。可以說，在柳永之前，詞大抵只是一些抒發一時感興的小令，而到了他的手裡，便促進了長調的成熟，奠定了慢詞的體制，使得小令所難以表達的複雜內容，能夠利用較長的篇幅，多變的句式，繁複的聲情作充分的鋪敘形容。朱彝尊曾說：「詞至北宋而大。」 （王國維《人間詞話刪稿》引）這個「大」 字，便是由柳永開拓的。
詞興起於歌筵舞席，所詠多綺靡之情，北宋前期，雖經范仲淹、歐陽修、王安石等人努力，詞境已逐漸拓寬，然畢竟沒有引起根本的轉變。北宋後期，蘇軾「以詩為詞」 的變革，則詞真正突破了狹隘的兒女艷科，而成為士大夫們抒寫懷抱、議論古今的工具。我們從其詞集《東坡樂府》的三百餘首詞中可以發現，詞這一內容貧弱的領域已呈現出一派絢麗的色彩，其中有抒發報國立功的抱負，有敘寫仕途多舛的怨憤，有詠歎羈旅行役的愁思，有寄寓政治失意的情懷，有吟唱傾蓋如故的友情，有刻畫憤世嫉俗的性格，有緬懷英雄豪傑的戰功，有描繪農村生活的情景，有抒寫時代人生的感興，有表現憂樂兩忘的胸襟。可以說，無論是詠物言情、紀游贈答，還是懷古發論、談禪說理；無論是感時傷事、送別悼亡，還是田園風光、身世友情，他均能自由地用詞來吟唱，正如劉熙載所說：「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 （《藝概》）蘇軾這些多姿多彩作品的出現，詞壇面目為之一新，並為詞開闢了一個寬廣的天地。可以這樣認為，詞至蘇軾，詞境始大，詞格始高，詞體始尊，取得了與詩文同等的地位。
隨著詞境的拓大，原來慣用的那種溫婉紆巧的柔筆已不能適應抒情言志的要求，因此，蘇軾又突越了前人的局限，開創了一種與傳統曲子詞迥然不同的風貌，即雄邁豪放的風格。如《念奴嬌》（大江東去），通過對赤壁宏偉壯麗景色的描繪和古代英雄豪傑的緬懷，表達了濟世報國的豪情。全詞想像豐富、氣魄雄偉、境界闊大，一掃香軟柔靡的妮子態，開啟了慷慨豪邁的南宋愛國詞的先河。王灼所謂東坡詞「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 （《碧雞漫志》），則明確道出了蘇詞對於詞風轉變的意義。
蘇軾的兩個門生對詞風的演進也起了推動作用。一是秦觀，他遠師晚唐五代，近承晏柳諸家，形成了自己情辭兼勝的獨特風格，彌補了柳永在慢詞的鋪敘展衍中帶來的淺俗發露之不足，把婉約詞推向了一個新的藝術高度，從而「近開美成，導其先路」 （陳廷焯《白雨齋詞話》）。一是晁補之，其詞風直逼蘇軾，然所不同的是東坡於豪放中顯出灑脫，而他則於豪放中帶有沉鬱。從蘇辛豪放詞看，東坡多超曠豪邁之作，稼軒多沉著悲壯之作，因此，晁氏的這種藝術風格，上承蘇軾而下啟辛棄疾，促進了豪放詞在意境方面的更為深厚的拓展。
周邦彥是北宋詞壇的集大成者，他對詞的貢獻主要在三個方面，一是音律。周詞在音律上已不像前人那麼隨意，而是分寸節度，深契微芒。所制諸詞，調有定句，句有定字，不獨嚴分平仄，即仄聲上、去、入三聲亦不容相混，所以邵瑞彭曾言：「詩律莫細乎杜，詞律莫細乎周。」 （《周詞訂律序》）後世填詞者莫不將其詞作奉為準繩，用其調者，「按譜填腔，不敢稍失尺寸」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二是章法。過去柳永採用的層層推進的鋪敘技巧，在長期運用中，已越來越難適應表達日益豐富的感情，常常顯出單調與直露的缺點。周邦彥則在柳詞的基礎上，引進了古詩的許多繁複錯綜的寫作技巧，諸如起承開合，伏應轉接，頓挫逆挽，從而使詞具有了一種騰挪跌宕、深婉渾厚的法度規模。三是語言。周詞的語言有兩個特點，一為選詞下字精於鍛煉，不肯隨便亂用，因而一字一句都能令人回味；二為用前人詩語不是取現成句子而是善於融化，因而既增添了詞的典雅味，又使詞別繞蘊藉。
就周詞在宋詞發展中的地位來說，可以「承先啟後」 四字概括。從承先看，其詞有柳永的淺近靈動而無其詞語的俚俗，有蘇軾的開闔動盪而無其音律的不諧，有秦觀的情辭兼勝而無其風骨的纖弱。就啟後看，由於周詞「下字運意，皆有法度」 （沈義父《樂府指迷》），示後人以作詞門徑，故姜夔、史達祖、吳文英、王沂孫、張炎、周密等人皆奉其為典範，從而形成了南宋詞壇的醇雅詞派。
三
從公元一一二七年趙構即位於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至公元一二七九年陸秀夫抱幼帝趙昺投海而死，南宋共有一百五十二年的歷史。南宋詞壇可相應分成三個時期。第一時期為整個高宗朝（1127—1162），著名詞人有李清照、張元幹、張孝祥。第二時期包括孝、光、寧宗三朝（1163—1224），著名詞人有陸游、辛棄疾、陳亮、劉過、姜夔、史達祖。第三時期從理宗到宋亡（1225—1279），著名詞人有劉克莊、吳文英、劉辰翁、周密、王沂孫、張炎。
靖康之亂，將趙宋帝國劃分了北南兩個時代，一些橫跨承平的北宋末年與動盪的南宋初年的詞人，在創作中也呈現出這種時代的變異。如李清照詞，以南渡為界分前後兩期，前期多寫閨房情意，風格纏綿婉轉，後期則轉為傷時感舊，風格淒涼哀若。又如葉夢得詞，寫於北宋的作品以婉麗為主，寫於南宋的作品則時出雄傑。而向子諲更是將自己南渡以後的作品編為《江南新詞》，將北宋亡前的作品編為《江北舊詞》，表明了鮮明的時代意識。
南宋前期詞壇，以張元幹、張孝祥詞最顯特色。面對靖康之亂後的民族苦難與國家屈辱，當時詞壇主要表現出的是哀愁之感，悲恨之情，而二張則獨振憤慨激昂之聲。他們的憤激詞，具有別人所缺乏的兩個內蘊，一是他們的矛頭不僅僅是針對異族入侵者的暴行，也同時是針對本朝投降派的醜行，有著積極的現實意義；二是他們的詞不像那些哀愁之感、悲恨之情，多從個人身世出發，而是源自於強烈的愛國情思與鮮明的政治傾向。如張元幹的《賀新郎》（夢繞神州路）、張孝祥的《六州歌頭》（長淮望斷），均強烈地反映出國難時代愛國志士的民族意識。從詞的發展史看，他們承蘇軾豪放雄壯詞風而來，又注入了時代的政治風雲，在南宋詞壇最先高舉起慷慨豪邁愛國詞的大旗，從而為陸游、辛棄疾、陳亮等詞人導引了一條新的大道。
南宋中期，孝宗與金簽訂了「隆興和議」 後，數十年間，已無大的戰事。據《夢粱錄》等書記載，當時臨安的繁華富麗以及節日的熱鬧遊樂場面，要遠勝於北宋的汴京。在這種情勢下，以辛棄疾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依然以恢復兼濟為己任，冷靜地面對當時政治現實，以詞為武器，進行著憤激的呼喊。以姜夔為代表的一部分士大夫文人，雖還不至於完全忘懷國事，但創作範圍基本上局限在個人生活的圈子裡，或自傷身世，或流連光景，或詠物酬唱。南宋中期詞壇因此形成了豪放與典雅兩種詞風各自分流的格局。
辛棄疾一生作詞六百餘首，為宋代詞人中作詞最多的一個。在他之前，東坡詞雖做到「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 ，然由於受到所處時代的局限及本人思想的制約，只能是比較廣泛地反映出士大夫的生活面貌。辛棄疾則不同，他處於宋室南渡、國家分裂的年代，強烈的報國之情，使得他的詞多撫時感事的言志之作。因此，他在詞中所表現的英雄報國之懷與英雄失志之情，正反映出時代的追求與失望，民族的熱情與悲憤。在藝術表現手法上，辛詞也有突破，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通過大量用典，以加深和擴展作品的內在容量；二是引進古文手段，以豐富詞的藝術表現力，使之能夠容納更廣泛的題材，抒寫更複雜的情感。他的才情，他的魄力，使得他作詞完全擺脫了羈絆，進入了自由的境界。可以說題材內容之廣泛，思想感情之豐厚，反映現實之深刻，兩宋詞壇無人可與辛詞相比。
辛棄疾為人豪爽，有燕趙俠義之風，加之他有過一段金戈鐵馬的英雄經歷，並始終把拯救國家與民族作為自己的畢生事業，所以他在將自己的生性氣節與主要的創作精力投注於詞後，也造就了他獨樹一幟的沉雄豪壯的詞風，成為「上掩東坡，下括劉、陸」 的「詞壇第一開闢手」 （陳廷焯《雲韶集》）。與其同時或稍後的陸游、陳亮、劉過、韓元吉、楊炎正、戴復古、黃機、劉克莊、吳潛、陳人傑及宋末元初的劉辰翁、文天祥、劉將孫、汪元量等皆宜接受其影響，豪放詞因此而「異軍特起，能於剪紅刻翠之外，屹然別立一宗」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稼軒詞提要》），取得了與婉約詞雙峰並峙的地位。
姜夔與辛棄疾同時而稍晚，互相間曾有過唱和。他一生往來於蘇、杭、揚、淮的名流公卿、雅士騷人之間，過著清客的生活。與上層社會既富貴又高雅的生活情趣相適應，他形成了自己清空騷雅的詞風，因而我們讀其詞會有以下幾個明顯的感覺，一是詞境超塵脫俗，清冷空靈，令人神觀飛越；二是感念時世，不作慷慨激昂的呼喊，抒寫戀情，與脂粉氣、妮子態完全絕緣；三是採用江西詩法來謀篇佈局，造字煉句，用筆中時時透出清勁峭拔之氣。無怪乎王國維要說：「古今詞人格調之高，無如白石。」 （《人間詞話》）。
姜夔所處的詞壇基本上籠罩在兩種詞風之中，一是以辛棄疾為首的雄健馳驟的詞風，一是以周邦彥為代表的婉約曼妙的詞風。前者大聲鏜鞳，不免流於粗豪叫囂，後者富艷典麗，不免流於靡俗軟媚。白石自標清空騷雅之一格，避免了兩家弊病，從而使宋詞進一步歸於圓熟。這種詞風由於在當時有追求風雅的社會風尚為基礎，所以很快形成一個醇雅詞派，並崛起於南宋詞壇。以姜夔為宗者，有張輯、盧祖皋、高觀國、史達祖、吳文英、蔣捷、王沂孫、張炎、周密、陳允平等。其影響所及，直至清代浙派。當然，白石詞的弊病也是明顯的。從內容看，其詞雖能反映出故國山河之感，但因一直在風雅的圈子裡生活，與同時代的豪放詞人相比，內容還是顯得相當的貧弱。後之學姜者，更是落到空虛之中，從而造成了南宋詞壇「白石立而詞之國土蹙矣」 （陳洵《海綃說詞》）之不幸。
南宋後期詞壇主要呈現出兩種傾向，一是以劉克莊、陳人傑、劉辰翁、文天祥為代表，繼辛詞之後勁，作詞主題鮮明，情感強烈；一是以吳文英、王沂孫、周密、張炎為代表，持姜詞之衣缽，作詞意致綿邈，聲情美麗。從辛派後繼者的情況看，雖是愛國之作，但與辛詞所表達的思想感情已不盡相同。辛棄疾所處的南宋中期，政治基本穩定，經濟逐漸繁榮，北上抗金、收復中原的條件初步成熟，故其詞多慷慨激昂之聲。而劉克莊等人所處的南宋後期，比金更強大的敵人——蒙古貴族統治集團已崛起於漠北，在攻金的同時也開始威脅南宋，國內因奸臣賈似道當權，政治黑暗腐敗，復興之事已屬渺茫，故他們作詞在高喊「男兒西北有神州」 的同時，更多的是憂憤悲涼之音。宋元易代，陵谷變遷，劉辰翁等人開始轉向多借時序抒發悲感，厲鶚所謂「送春苦調劉須溪」 （《論詞絕句》），說的雖是劉辰翁，則也道出了當時詞壇內容多系「送春」 ，感情多系「苦調」 的特點。在藝術上辛詞的後繼者基本沒有脫出倣傚的窠臼，雖不失慷慨豪放之氣，但粗豪叫囂、走腔落調、過於散文化的毛病逐漸顯露，正如仇遠所云：其時「腐儒村叟，酒邊豪興，引紙揮筆，動以東坡、稼軒、龍洲自況。極其至四字《沁園春》、五字《水調》、七字《鷓鴣天》、《步蟾宮》，拊幾擊缶，同聲附和，如梵吹、如步虛，不知宮調為何物。令老伶俊倡，面稱好而背竊笑，是豈足與言詞哉」 （《詞源疏證原跋》引）。這種現象的發生，正如馮煦所指出：「非稼軒之咎，而不善學者之咎也。」 （《蒿庵論詞》）
至於持姜詞之衣缽者，作詞大都苦心經營，如吳文英就曾論詞云：「蓋音律欲其協，不協則成長短之詩；下字欲其雅，不雅則近乎纏令之體；用字不可太露，露則直突而無深長之味；發意不可太高，高則狂怪而失柔婉之意。」 （見《樂府指迷》）這種求協、欲雅、怕露、避怪的創作主張，固然使其作品字面妍麗，結構綿密，境界幽邃，但也同時露出晦澀堆垛的弊病，令人難測其中之所有。王沂孫詞也是如此，他擅長以曲折隱約之筆，寄寓深沉的故國之思與身世之感，在意境上雖不乏「深」 、「厚」 的一面，然時有「專寄托不出」 的毛病，要理解與欣賞，非得用心揣摩不可。而同時周密、張炎的詞風則頗流麗疏爽，但他們的作品都詞才有餘而詞心不足，正如周濟所說：「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 （《介存齋論詞雜著》）「不肯換意」 ，乃是因為感情單薄，題材狹窄，因此即是想換意，也是無意可換。他們的詞不是沒有故國之思，也不是沒有身世之感，但往往是軟弱的，傷感的，甚至是頹唐的，缺乏深廣的思想內容。如張炎的《月下笛》詞，題序中雖註明了「動《黍離》之感」 ，但作品裡卻沒有什麼現實生活的反映，更多的是對殘破的舊夢的追念。由於感情跳不出個人生活的狹小圈子，故立意不高，取韻不遠，常常只能以磨礱雕琢，裝頭裝腳，逐韻湊成。這種只求文辭聲情，不在意境上用力的弊病，也是南宋後期醇雅派詞人的一個共同現象。所以，隨著張炎的落魄而死，宋詞也就結束了它的輝煌生命。
四
本書共收兩宋一百家詞人的三百二十首詞作，與浩如煙海的全宋詞相比，只是以蠡測海。我們的編選原則，一是盡可能兼顧到在不同階段對詞的發展起過重要作用的流派和代表性詞人；二是既把握住大家，也不偏廢有佳構的小家，力求歷代傳誦的名篇不致遺漏。儘管整個宋代詞壇的創作風貌難以在本書中全面體現，但讀者至少可從一斑窺全貌，在欣賞名篇佳作的同時，對宋詞演進的大體走向有一個概略的瞭解。
每一首詞都是一個世界，都是詞人開闢的一塊天地。面對這麼一個豐富的世界，美妙的天地，我們在每首詞的「解題」 中盡可能地根據作者創作的年月、地點、際遇、心境、意圖及慘淡經營的匠心作一番簡明扼要的闡釋剖析。所釋所析雖參考各家著述，但亦屬一家之言，因此疏漏錯誤在所難免，懇盼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由施蟄存審訂選目，陳如江負責具體編務。除編者外，徐培均、鄧喬彬、趙山林、羅立剛、吉明周也參與了部分篇目的撰寫。
施蟄存 陳如江
一九九六年八月
（一四）《姚鵷雛詩續集》序
雲間姚先生雄伯既謝世，其女明華、婿楊紀璋、次女玉華抱守其遺文，辛苦弗墜。越十年，寫印其《蒼雪詞》三卷，既已流播人口，又十餘載，繕寫其手定《恬養簃詩》五卷成。繼十餘載，《紅豆簃詩》五卷及《恬養簃詩剩墨》三卷成，是為先生詩之續集。待付印，索余一言為序。
余受知于先生幾三十載，然會合不常，晤對承教之緣尤罕，何足以知先生，又何足以序先生之詩哉。
先生未弱冠，以詩文說部鳴於時。柳亞子創南社，先生羽翼之，紹東林、幾復之緒風，鼓吹革命，意氣甚盛。辛亥鼎革，入仕金陵，浮沉郎署者三十年。抗戰軍興，流移湘黔巴蜀者又十年。家國興亡之感，朋尊聚散之跡，一以著於詩。遇歸鄉里，將以發其經世之略，為桑梓布新政。俄而嬰疾，遽損其壽，功績未就，而懷抱具見於詩，誦其詩者，足以知先生之為人矣。
往者余居昆明時，先生自渝州惠書，謂方刊定其集，且言：「少日作詩，步趨散原、石遺，好為硬語，既而從南社諸君子為唐音，境界漸得開朗，及間關入蜀，得山川之助，遂法自然，效元遺山放筆為直幹，至是而詩乃為自家生活。」
先生作詩五十載，不甚收拾，多散亡者。此《恬養簃詩》五卷，存詩才千四百首，其刊落者，於早歲詩尤甚。印以先生晚年放筆之說，亦可以知先生之為詩矣。
夫文載道，詩言志，詩文皆心聲也。先生中年以後，貞介謙退，不偶俗，罕交遊，而名重於士林，士之知先生者，皆誦其詩文而得之。
今先生往矣，嘉言懿行，耳目不可得而接，然詩文猶存，雖百世之下，後生小子猶得以知先生，此其女若婿之所以亟亟於傳其遺著也。
嗚乎，孝思不匱，有足尚已。余荒傖下才，文不足為先生重，既不可辭，爰以所知聞于先生者書之，聊或有助於後生之誦斯編者。若先生之道與志，余安足以發其大哉！
甲子上元鄉後學施捨蟄存拜序
辛巳雲間中學施捨蟄存再拜序
（以下未出版）
（一五）題《南閣遺集》後
一九四二年，余在長汀廈門大學。暑假時，張蓀簃自邵武來，欲泛汀江去潮陽省親。波路險惡，又無便船，余勸其且住，遂留止焉。晤談數日，以詩相酬答，因賞其才，遂為介紹與校長薩木棟。薩公欣然延攬之，余遂得與蓀簃共事者二年餘。每逢空襲警報，中文系師生輒趨蒼玉洞，踞巖穴間，議論上下古今，蓀簃亦與焉。抗戰勝利後，余去三元江蘇學院，翌年，歸上海，蓀簃亦適台灣，自此不復相見。一九八年，海峽兩岸消息可通，余輒訪問蓀簃蹤跡，乃無知者。後得閱港中出版《近代粵詞搜逸》，始知其已逝於新加坡，為之掩卷歎悼。近知台中友人，收拾其遺文，將為刊行。此盛德事，聞之欽佩。因錄余昔年贈蓀簃詩凡五首，願附之卷尾，以志萍因。蓀簃年少於余，余以弱妹視之。蓀簃來書，亦輒以余為兄。豈意其盛年不壽，先我下世，余竟得撫其遺集，亦可哀已。
一九八九年九月二十五日 北山 施蟄存
（一六）《勁草書屋詩詞鈔》序
傳曰：「詩言志。」 韓文公曰：「文以載道。」 自有此言，後人惑焉，以為志道異義，詩文殊途。非也。無其志，安得有道？道發於志，志一而道成。有道之士必有志之士也。雖然，經世則為文以載道，燕居則賦詩以言志。此詩文之時用異，非志道之為兩端也。
李廣同志生錫山嵇氏，祖若父，皆為名儒。廣承其家學，詩古文辭，鹹得深造。顧蒿目時艱，不屑以儒冠老，乃投筆從戎，效終軍之請纓，變姓名曰李廣。於是中散輟述志之詩，將軍著射虎之名。軍書旁午，草檄露布，凡所撰述，皆經世之文，宣革命之道。吟詠餘事，非其時矣。
暨時平世清，解甲歸馬，方將出其治平之策，經綸庶政，未幾而四凶構亂，橫被拂逆。遂賦閒居，反其初服。燕居多暇，風雅來親，歌詩淵淵，得其時會。善哉，廣之詩曰：「自古詩言志，多年未作詩。狂飆從地起，揮筆此其時。」 豈非修辭之能立其誠者乎？
十載以還，廣作詩詞逾千首。一九八四年，刊其所作，為《勁草書屋詩鈔》。越二年，出其續集。今又得數百篇，將合而刊之，為巨帙。授稿於余，囑為序之。余不敢辭，薰沐而讀之。余與廣，初相識，讀其詩，盡得其勳業懷抱，交遊蹤跡，遂若舊交，斯可謂以詩相知者。此詩史也，豈獨言志而已哉！廣亦嘗自謂：「作詩非為言志，乃曠懷自遣，既為紀事，又為遣興，歌詠風物。」 可知其懸格之高，不以言志自局，止於為詩人也。然而廣又自號為「詩友」 ，不亦過謙乎？於此編，可以觀其志，亦仰其道矣。
一九八九年元旦 施蟄存敬序
（一七）《雲水樓集》序
江陰陳君以光，居鄉里，訓童蒙，知命守道，樂業安生，沖虛恬漠，君子儒也。平居雅好韻語，月榭燈窗，吟哦不輒。積二十載，得數百篇，丙丁之際，一夕焚如。既歷浩劫，絃歌復作，十稔以還，又得數百首，區為二集，曰《育苗詩詞》，樂業守道之作也；曰《清淮詞屑》，安生知命之作也。
今年春，君持其集來，屬論定，兼乞序言。會餘事冗，謝未遑。君堅要之，遂留其稿，約歲闌報命。今歲將闌矣，不可不踐諾，乃出其集讀之。文辭多未工，初不以為佳。三復讀之，忽若有得。君有《人生吟》云：「人生百歲期，物化觀非久。傳說悵然多，十中佔八九。宜將不斷施，始識未嘗有。敗則戒灰心，得亦莫誇口。功成氣高揚，防渠還失手。但記高明言，深思常自守。」 此詩亦何讓寒山、梵志？
又有《滿庭芳》詞「賦戊午年終得獎」 云：「西席揮毫，南州得句，感今世界祥和。首先敢發，豪放古今歌。不像從前那樣，行不得、苦也哥哥。天翻覆，城鄉建設，成果這般多。科研教育好，人才培養，景運來呵。喜學期將盡，得獎歡呼。真是開天闢地，從來未、起舞婆娑。休相問，歌為誰唱，淮子笑開河。」 此以白話入詞，而不失格，亦自有其雋妙。
君之所作，大抵皆如是。凡樂業守道之作，有夫子浴沂之志；安生知命之作，有淵明田園之趣。言志表德，非古之詩人乎？世有詩甚工而所言非詩人之志者，則亦庸俗人之辭耳。君之所撰，詩人之辭也，安得於文字章句象內求之？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山 施捨
（一八）北山樓鈔本《還軒詞》跋
維陽有女詞人丁懷楓，余未嘗聞其名。周子美為師範大學同事，其為丁君油印詞稿，余亦竟未知，子美亦未為余言丁君事。近日杭州胡宛春欲問丁君消息，囑詢之子美，子美始為余道丁君身世，且言丁君尚在皖中，為典書史，今年亦七十餘矣。余欲從子美假讀其集，則當時僅印數十冊，悉以贈同好，今無存矣。遂馳書復宛春，且求借其藏本。越三日，宛春寄書來，蓋即子美所貽者。余展誦終卷，驚其才情高雅，藻翰精醇；琢句遣辭，謹守宋賢法度；制題序引，亦雋潔古峭，不落明清凡語，知其人於文學有深詣也。並世閨閣詞流，余所知者，有曉珠、桐花二呂，碧湘、翠樓二陳，湘潭李祁，鹽官沈子苾，潮陽張蓀簃，俱擅倚聲，卓爾成家。然以還軒三卷當之，即以文采論，亦足以奪幟摩壘。況其賦情之芳馨悱惻，有過於諸大家者。此則辭逐魂銷，聲為情變，非翰墨功已。昔譚復堂謂鹹同兵燹，成就一蔣鹿潭，余亦以為抗日之戰，成就一還軒矣。若其遭逢喪亂，顛沛流離，又與漱玉無殊，讀其詞者，豈能不悲其遇？漱玉，古人矣；還軒猶在，百劫餘生，寄跡皖中，隱於柱下，水遠山長，余亦無緣識之。因手錄一本，資暇日諷誦，寄我心儀。
乙卯十一月 雲間施捨蟄存書
（一九）《海天樓吟草》跋
歲戊午，余始識李君寶森於陳丈兼與齋中，其後時或晤言，投分遂密。君維揚世家子，早歲從其鄉名士程善之、陳含光游，敏慧魁其曹，為詩文，驚老宿。弱冠來上海，治申韓學；既而為律師，創實業，經綸世務，以發家利國，不復用文辭鳴。解放以後，意興雲上，參加民主黨派，羽翼社會主義，邦國大計，莫不積極響應，黽勉從事；雖罹十年浩劫，其志不渝也。余識君時，君方復其童心，雅好吟詠。夫人許氏海秀，善繪事，尤工花卉，每一幀成，君必為題以詩若詞；合投贈漫與之作，積漸遂得數百章。君嘗欲最錄之，以付剞劂，就教於海內外師友。既成編，要余為序，余不敢辭，逡巡未成，而君遽以胃疾卒，彌留之際，猶拳拳以此編為念。嗚呼！可哀也已。君性情中人，處闤闠間，亦文史涵泳，超然有以自舉，間為韻語，以遣興適志，不事雕鎪而清疏有致。今海秀夫人為印其遺編成，余覽之，文華宛在，而聲容既邈，不能無黃壚腹痛之感。兼丈既序於卷端，乃疏記余與君交誼始末及此編因緣，書於後，竊比於延陵掛劍之義。
壬戌六月五日 施捨蟄存
（二）姚昆田《流霞集》序
金山姚氏、高氏，望族也。世為婚，代有賢達。晚清光、宣之際，姚石子、高天梅，以詩古文辭名噪於江南，友吳江柳亞子共舉南社於蘇淞間，攻桐城江西之文風，礪華夏漢唐之士氣，維新革故，恢恢乎有東林幾、復之盛焉。
餘生也晚，天梅先生又早世，未及承教，石子先生常往來淞滬間，乃亦竟未接清輝。每念五茸前輩風流，不勝其景仰。姚君昆田，石子先生之嗣君也。好學能文如石子，憂國恤民亦如石子，玉樹芝蘭，先德之儀型宛在。余喜得而同在友生之列，亦既二十載矣。君早歲肄業於光華大學，既精於業，亦勇於從事愛國運動。解放後，從政北京，在周總理辦公室工作，抗美援朝軍興，君請纓荷戈在廖承志麾下。一九五八年為小人所嫉，誣為右派，遂為逐客，任中學教師於晉南，凡二十年。
君襟懷夷曠，不以困厄介意，皋比餘間，輒為詩詞以遣興樂志，每來上海，輒袖一捲造敝廬求正，余以是知其才情亦足以跨灶也。比歲以來，君在上海任對外宣傳之職。以為詞語視文章尤易感人，乃一意填詞，寄感語抒情於令慢之間，傳之彼岸，豈非魚雁之雅言，宣傳之高致乎？余每於報端讀其詞，輒歎為語妙。
今者，君集其對台灣所作詞一百二十闋為《流霞集》，將付剞氏，以存鴻爪，問序於余。余於詞未嘗專攻，老來始好之，亦遣興樂志而已，莫能言其得失，何敢序君之集哉？然喜其克紹箕裘，為鄉里光，乃以余所知於君者，書之卷端，為讀是集者知人論世之資雲。
壬戌十月 雲間施捨蟄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