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和柳宗元命運相似，都是因為參加永貞革新而遭到迫害，柳宗元初貶邵州刺史，十一月加貶永州司馬，並規定「終身不得量移」。（量移：唐朝官制，指官員到一定年限根據政績陞官——筆者注）。劉禹錫、韋執誼、韓泰、陳諫、韓曄、凌准、程異亦同時被貶為遠州司馬，史稱「二王八司馬」。
元和十年（815年），命運好像終於對永貞革新的罪臣們睜開了久閉的雙眼，逐臣們的轉機似乎到來。他們接到詔書，讓他們回京。這幫在蠻荒偏遠之地待了十一年的罪人們毫不懷疑這將是他們改變命運的絕佳機會，柳宗元在回京路上就興致勃勃地寫下了「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的詩句。可是，滿懷希望回京的罪臣們再次被貶，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史，劉禹錫被貶為播州刺史。
此時，柳宗元想到，劉禹錫的母親年事已高，不可能跟著劉禹錫遠竄遐荒，如果劉禹錫真的被貶播州，母子很可能面臨永別。於是，柳宗元向朝廷上書說：
播州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吾不忍夢得之窮，無辭以白其大人，且萬無母子俱往理。
在現在看來，俠肝義膽的柳宗元無疑是把可能生的希望留給了好友劉禹錫，而把危機四伏的荒蠻之地留給了自己。這樣經過生死考驗的友誼，怎能不讓人欽佩！柳宗元的奏章上去之後，就連他們的政敵都為之感動，最後，劉禹錫終於被改貶連州。
柳宗元後來死在貶所。劉禹錫知道之後，主動為朋友操持喪事，並撫養柳宗元遺孀和孩子。不僅如此，劉禹錫還為好友刻印了文集，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劉禹錫，中國的文學史上很可能就不會有《黔之驢》，不會有《小石潭記》，不會有《捕蛇者說》這些流芳千古的文字，這對中國文學，對中國文化，該是多大的損失！
柳宗元死後，韓愈在為他寫的墓誌銘中感慨萬端：
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遊戲相征逐，詡詡強笑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比，反眼若不相識。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
的確，這樣的友誼，怎能不讓人敬重感慨呢？
漢代的翟公曾經說：「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現。」此話可為真誠友誼的最佳註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