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的興衰總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忽」。在末世時代，不僅國運不可避免地走下坡路，就連人的精神面貌都與以前完全不一樣。誰能相信被外戚凌辱得生不如死的漢代末世皇帝們竟是雄才大略的高祖、武帝的子孫？誰能相信飽食終日只會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竟然就是不可一世的努爾哈赤、皇太極的後代？唐代也是如此，創業之君們的英姿勃發已成陳跡，守成之君們的朝乾夕惕也離現實越來越遠，日漸衰亡的帝國就像一輛破舊不堪的牛車，日漸走近最後的終結。
晚唐的詠史詩，如李澤厚先生所說，更像是帝國衰亡的預言。衰世中的詩人們觀照歷史，往往不會有盛世詩人的過於飽滿的豪邁，也沒有後盛世詩人對未來的期待，而是自覺地拋棄了附麗於歷史之上的崇高冠冕，更自覺地透視到歷史的深處，觸摸到歷史的荒誕與可笑，感覺到那隱藏在歷史深處的濃黑的悲哀。杜牧就是這樣的詩人。
杜牧傳世的二百餘首詩中，最為人稱道的是他的詠史詩。後人評價杜牧詩歌，多言其風格俊爽，但是卻忽略了杜牧詩歌在思想上最重要的一個特點：角度獨特，思想深邃。杜牧詩歌往往能獨闢蹊徑，從常人不到之角度入手，一擊即切中要害，餘音裊裊，令人回味。如這首《題烏江亭》：
題烏江亭
勝敗兵家不可期，
包羞忍恥是男兒。
江東子弟多才俊，
捲土重來未可知。
受司馬遷的影響，後人多將項羽烏江自刎當成氣節尊嚴的崇高祭品供上神壇，就是晚杜牧三百多年的女詞人李清照也說「生當作人傑，死亦為鬼雄」。一個民族固然不能沒有氣節，但是在衰亡末世，詩人更關注的恐怕還是如何少談高調，多做實事。因此詩人借談項羽發議論，其目的也許是在告誡統治者：即使是面臨山窮水盡，也不能放棄希望，而應該忍辱包羞，盡力一搏。
杜牧詠史詩的角度新穎，還在於他不是像一般詩人一樣，拚命把自己拔到某個高度，站在奧林匹斯山上俯瞰歷史，而是喜歡選取一些「小」角度，劍走偏鋒，斜挑在前人看來是不可冒犯的歷史。於是，道貌岸然的典籍和史實被重新解構，更被賦予了更深層的含義。如魯迅先生從史書中讀出「吃人」二字一樣，杜牧從歷史中讀到的則是荒誕與悲涼。杜牧喜歡選取的這種「小」角度，就是女性。
過華清宮絕句
長安回望繡成堆，
山頂千門次第開。
一騎紅塵妃子笑，
無人知是荔枝來。
揭開高牆深宮的重重帷幔，隱去廟堂祭壇的神聖光環，詩人讓我們看到了一個荒誕而無奈的事實：專制制度之下，一個女人的口腹之慾竟然可以引起全國性的多米諾效應：嶺南人民的辛勤耕耘，驛站的「人馬韁僕於道」，（《新唐書》）朝廷大臣以為發生軍國大事的驚恐，平民百姓遭受的磨難，竟然只因為皇帝的愛妃想吃幾顆新鮮的荔枝！妃子一笑，帝王展顏，不由得讓人想到周幽王為搏褒姒一笑而烽火戲諸侯的典故。一般人認為，安史之亂是唐朝由盛世走向衰亡的分水嶺，但是這首區區二十八個字的小詩卻尖銳指出：從唐明皇為楊貴妃不惜耗費國家資源勞民傷財運送荔枝時開始，帝國就已經注定了敗亡的命運。
而接近末世的王朝，王公貴族們似乎也並不關心很快將到來的覆亡，仍然是其樂融融，歌舞昇平。
夜泊秦淮
煙籠寒水月籠紗，
夜泊秦淮近酒家。
商女不知亡國恨，
隔江猶唱《後庭花》。
有人說杜牧此詩是諷刺商女無知，詠唱亡國之音，這種說法顯然是荒謬的。作者從商女入手，只是因為從當時的情境著眼，這樣入手最為自然真實，而並非諷刺她們。商女沒有選擇曲目的自由，叫她們歌唱這些靡靡之音的，還不是酒家裡飽食終日的達官貴人？越是在末世，統治者越是喜歡粉飾太平：天下昇平，海內晏然，功過三王，德邁五帝。可是，富於憂患意識的詩人卻從這「盛世歌舞」中聽到了帝國的大廈傾倒時的巨響，聽到了無數百姓在亂離中無盡的哀號。在詩人看來，動人的歌聲就是草民的慘呼，飄舞的長袖就是蔽天的旌旗，杯中的美酒就是浸透大地的鮮血！
而我以為，杜牧詠史詩最直抵歷史的荒誕與悲涼的，莫過於這首《赤壁》。
赤 壁
折戟沉沙鐵未銷，
自將磨洗認前朝。
東風不與周郎便，
銅雀春深鎖二喬。
我一直以為，凡是號稱自己已經洞徹歷史發展規律，甚至自稱能決定歷史走向的觀點都是癡人說夢。統治者總是主張自己乃順天應人，不是將歷史作為一種客觀的存在予以尊重，而是將歷史作為一種自己意識形態的演習進行宣傳，再輔以對歷史的歪曲與篡改，於是，前代所有的歷史就成了為聖王掃開道路的清道夫。所有這一切，無非是想證明：歷史是有必然性的，這個必然性，就是我是萬古不變的統治者。
杜牧在江邊揀到了赤壁之戰時留下的武器，若是常人，不過是緬懷先人功業，以此勉勵自己，天才如蘇軾者，竟也未能脫此窠臼。而杜牧卻一反常人思維，第三句看似不經意，卻揭示出了歷史發展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偶然。
如果沒有那場重要性高於萬事之上的東風，赤壁之戰的結果肯定會被改寫。原來，被冠以統一、割據、侵略、保衛、殘暴、仁慈等各種名目的戰爭，其結果竟然只是取決於一次大氣運動引起的風向變化！而勝者，自可在成王敗寇的潛規則下為已經過往的歷史附著上自己的光輝，用虛偽的必然消滅歷史的偶然。因此，勝者永遠是聖明，其偉大甚至在他出生之前就由天注定，其勝利在對決之前已經是歷史的必然。這種話語，無非是為了讓庶民們相信：自己是神授之君，地位不可動搖罷了。
而詩的末句則更像是一個黑色幽默。讓我們先來看看《三國演義》中的一段話：
孔明曰：「愚有一計：並不勞牽羊擔酒，納土獻印；亦不須親自渡江；只須遣一介之使，扁舟送兩個人到江上。操一得此兩人，百萬之眾，皆卸甲卷旗而退矣。」瑜曰：「用何二人，可退操兵？」孔明曰：「江東去此兩人，如大木飄一葉，太倉減一粟耳；而操得之，必大喜而去。」瑜又問：「果用何二人？」孔明曰：「亮居隆中時，即聞操於漳河新造一台，名曰銅雀，極其壯麗；廣選天下美女以實其中。操本好色之徒，久聞江東喬公有二女，長曰大喬，次曰小喬，有沉魚落雁之容，閉月羞花之貌。操曾發誓曰：吾一願掃平四海，以成帝業；一願得江東二喬，置之銅雀台，以樂晚年，雖死無恨矣。今雖引百萬之眾，虎視江南，其實為此二女也。將軍何不去尋喬公，以千金買此二女，差人送與曹操，操得二女，稱心滿意，必班師矣。此范蠡獻西施之計，何不速為之？」瑜曰：「操欲得二喬，有何證驗？」孔明曰：「曹操幼子曹植，字子建，下筆成文。操嘗命作一賦，名曰《銅雀台賦》。賦中之意，單道他家合為天子，誓取二喬。」瑜曰：「此賦公能記否？」孔明曰：「吾愛其文華美，嘗竊記之。」瑜曰：「試請一誦。」孔明即時誦《銅雀台賦》云：……
周瑜聽罷，勃然大怒，離座指北而罵曰：「老賊欺吾太甚！」
——《三國演義》第四十四回
孔明何嘗不知道，大喬是孫策的夫人，而小喬是周瑜的愛妻，臥龍之所以故意以此激怒周瑜，是因為他對人性看得很清楚：什麼國家利益，百姓安危，不過是權位者供奉著的一個牌位而已，千萬生靈塗炭，遠不及自己的蠅頭小利受損，千萬婦女落難，也不及自己的女人微微一嗔。
如果說《三國演義》是小說家言，不可全信的話，司馬光《資治通鑒》裡面也有一段引人深思的敘述。當孫權接到曹操的戰書，詢問臣下是戰是降時，張昭等人極力主降。孫權計議未定，出去上廁所，魯肅跟上來，正是他下面這番話，直接擊中了孫權心中最隱秘的部位：現在我可以投降曹操，您不能。為什麼？如果我投降曹操，曹操必然讓我回到故里，根據我的名聲和地位，再怎麼也會給我個小官做。整天乘著牛車，帶著手下，與士人交往，積累功勞慢慢往上爬，最後也會做個州郡刺史什麼的。您投降曹操，結局會怎麼樣呢？「今肅可迎操耳，如將軍則不可也。何以言之？今肅迎操，操當以肅還付鄉黨，品其名位，猶不失下曹從事，乘犢車，從隸卒，交遊士林，累官故不失州郡也，將軍迎操，欲安所歸乎？」
孫權聽了這話之後十分感動，對魯肅說：你把問題分析得很透徹，正合我意。你真是上天派來輔佐我的啊！「今君廓開大計，正與孤同，此天以卿賜孤也」，（《資治通鑒·赤壁之戰》）最後下定了聯劉抗曹的決心。
原來，孫權打仗不過是為了避免失去自己的地位，周瑜打仗不過是怕「銅雀春深鎖二喬」，「衝冠一怒」可以為名位，為紅顏，卻絕不是為了草民百姓。回顧歷史，武帝發兵攻大宛，不過是為了取得幾匹千里馬，對外戰爭的節節勝利，不過是「空見蒲桃入漢家」。而帝王們不可為外人道的這些慾望，卻總是被披上國家、民族、正義、公理等神聖的外衣，罩上勇敢、犧牲、無畏、奉獻等炫目的光環，而在這外衣和光環下面，隱藏不住的卻是千千萬萬草民們的呻吟呼號，千千萬萬百姓的妻離子散，家破人亡。
這樣的歷史，難道不是荒誕的歷史？這樣的荒誕，下面掩藏的難道不是深深的悲涼？杜牧是一個詩人，但是也是一個最清醒的史學家。因為，只有正視歷史的偶然，才是真正尊重了歷史的客觀；承認歷史的荒誕，才是真正觸摸到了歷史的荒誕與殘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