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禹錫（772—842年），字夢得，河南洛陽人，有人說他是中山靖王劉勝的後代，也有人說他是匈奴後代，兩種說法似乎都能給劉禹錫耿介的性格提供一個註腳：帝室之胄，多是傲岸不群的；馬背上民族的後裔，大概也應該是狂放不羈的。看來，劉禹錫在中唐獨樹一幟的性格不管怎麼說，大概都是源於家族遺傳吧。
貞元九年（793年），劉禹錫中進士，次年登鴻詞科，二十四歲又順利登吏部取士科，三登文科，享譽京華。劉禹錫二十九歲入仕，先後任節度使掌書記、主簿。貞元二十一年，王叔文領導的永貞革新似乎給江河日下的唐王朝打了一針強心劑，也給當時年輕氣盛豪情萬丈的劉禹錫柳宗元提供了一個施展抱負的機會。在這場短命的改革中，劉禹錫和柳宗元成為朝野矚目的政壇新星，可惜，永貞革新只維持了半年多，就被無情地撲滅。參與革新的大臣受到清算，柳宗元被貶為永州司馬，劉禹錫被貶為朗州（今湖南常德）司馬，這一貶，就是十一年。這一年，柳宗元三十二歲，劉禹錫三十四歲。
遷客騷人之思似乎是古代文人吟詠不變的主題。在貶所，柳宗元寫了不少淒愴悲涼、懷念故土的詩文。（見上章《獨釣寒江萬里愁》）劉禹錫也並非沒有這種痛徹骨髓的悲涼，他在《秋風引》中曾經寫道：
何處秋風至，蕭蕭送雁群。
朝來入庭樹，孤客最先聞。
中國古代的文人們在遭受貶謫的時候幾乎都會不約而同地想起屈原，這個被放逐江濱、行吟澤畔的詩人。劉禹錫也不例外。在朗州的日子裡，他模仿屈原《九歌》《離騷》寫了不少作品，「其吐辭多諷托遠」，想以此來感動權臣，換取一些同情或者憐憫，但是，在成王敗寇的政壇，是沒有憐憫這個詞的位置的。
元和十年（815年），命運好像終於對永貞革新的罪臣們睜開了久閉的雙眼，逐臣們的轉機似乎到來。他們接到詔書，讓他們回京。這幫在蠻荒偏遠之地待了十一年的罪人們毫不懷疑這將是他們改變命運的絕佳機會，柳宗元在回京路上就興致勃勃地寫下了「詔書許逐陽和至，驛路開花處處新」的詩句。
以戴罪之身等待朝廷發落，照理說應該諸事小心，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可是劉禹錫卻並不是這樣，當有人勸他此時應該去拜訪宰相武元衡，請求權貴恩典的時候，他毫不猶豫地拒絕了。不但如此，他在跟朋友們一起去遊覽京城的玄都觀賞桃花時，竟寫下了一首讓權臣十分不快的《戲贈看花諸君子》：
紫陌紅塵拂面來，
無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觀裡桃千樹，
儘是劉郎去後栽。
這首詩的諷刺意味實在太明顯了：玄都觀裡的桃樹，其實是暗指當時的權臣，而這些權臣們，很多都是在永貞革新裡靠著檢舉、揭發、告密、迫害起家的，當「劉郎去後」，這些大臣們就欣欣然登上了帝國的高位。這種諷刺即使是學養不高的士人也能清楚地看出來，更何況個個學識淵博的大唐帝國的大臣們呢？難道劉禹錫不知道此時的自己，態度決定一切？難道他不知道，權貴們此時召他們回京，無非是希望看到他們在自己腳下搖尾乞憐，在剝奪了他們的地位之後再剝奪掉他們的尊嚴，使他們真正成為體制的順民，成為權貴的棋子？
這一切，也許飽學的劉禹錫都知道，但是，天性中的耿介剛直使他無法放棄譏諷這一武器，這對受難者來說最後的武器。
結局是大家都料到的，劉禹錫的詩引起了權貴的一片嘩然，更在他們心中種下了深深的嫉恨，於是，滿懷希望回京的罪臣們再次被貶，柳宗元被貶為柳州刺史，劉禹錫被貶為播州刺史，在柳宗元的一再請求和宰相裴度的爭取下，劉禹錫被改貶連州刺史。
劉柳參加的永貞革新的重要內容之一是限制宦官專權，雖然改革是短命的，但是後來唐代歷史的發展令人驚異地證明了他們眼光的遠大。革新失敗之後，唐憲宗借助宦官勢力上台，後者權力更加膨脹，就在劉禹錫再次被貶五年之後，820年，唐憲宗在宮中暴死。對外宣稱是服食金丹中毒死亡，但是史家多認為唐憲宗是被宦官陳弘志毒死的。於是，在再次被貶十餘年後，劉禹錫終於又回到了朝思暮想的京城。大和元年（827年），劉禹錫回到洛陽，次年回朝任主客郎中。有了前一次禍從口出的教訓，照理說劉禹錫應該變得更加謹慎小心了，不管怎樣說，畢竟他此時已經不是年少氣盛的青年，而是五十五歲的老人了。可是，回到京城的劉禹錫似乎並沒有汲取年輕時候的教訓，他又一次來到了十多年前遊覽過的玄都觀，觀裡的桃樹不知在什麼時候已被砍伐乾淨，庭中只剩下滿庭的青菜和莊稼，劉禹錫，這個五十五歲的倔強老人，又拿起了筆，寫下了一首《再游玄都觀絕句》：
百畝園中半是苔，
桃花淨盡菜花開。
種桃道士歸何處？
前度劉郎又再來！
詩人似乎還怕別人讀不懂自己詩中的譏諷之意，還專門在詩序中寫道：我最初一次被貶謫，一貶就是十年，回到京城的時候，看到玄都觀桃花美麗如霞。十四年之後，我又來了，桃樹一棵都沒有了，只剩下燕麥青菜之類在春風中搖晃了。於是我寫下這首詩，等待以後再來遊玩。「始謫十年，還輦下，道士種桃，其盛若霞。又十四年來，無復一存，惟兔葵燕麥動搖春風耳，因題茲二十八字，以俟後游。」
《唐才子傳》說這首詩寫出之後，「權近聞者，益薄其行」，《舊唐書》也說「人嘉其才而薄其行」，甚至後人也有評價說劉禹錫刻薄不厚道。但是，如果「行」就是遭遇打擊之後搖尾乞憐俯首求饒，劉禹錫無疑是「無行」的。兩首桃花詩，沒有隱晦的暗示，沒有自怨自艾的香草美人，一句「前度劉郎又再來」簡直是赤裸裸的挑戰，毫無掩飾的宣言，這無疑是在向權貴們宣告：你們可以奪去我的地位，可以奪去我的金錢，甚至奪去我的生命，但是你無法奪去我的尊嚴！無法奪去我的驕傲！如果這就叫「無行」的話，只能說，中國文人像劉禹錫這樣「無行」的實在太少了，我們常見的是「皇恩浩蕩，天王聖明」，常見的是被滿門抄斬之後還叩謝天恩，常見的是一有風吹草動就趕快認罪，甚至以告密賣友作為贖罪的砝碼，即使沒有這些，也要在被貶之後極力渲染自己的悲慘與可憐，以換取一點廉價的同情。
劉禹錫被貶之後，不是沒有痛苦，也不是沒有悲涼，但是他天性中的桀驁不馴還是驅使他舉起詩歌的長矛向那個不可一世的風車進攻，即使被碰得頭破血流也絕不退縮。甚至到了晚年，他還寫了《子劉子傳》，表明了在這場貫穿他後半生的政治爭鬥中，他的態度始終未變。這種倔強，這種不妥協，在中國文人中間的確是罕見的。在這場戰鬥中，已經無所謂勝負，因為詩人展示的是作為一個有骨氣有膽氣的文人深埋於內心和靈魂中的力量，這種力量，就是作為人的不可磨滅的尊嚴。於是，我似乎明白，劉禹錫為什麼被白居易稱為「詩豪」了，其實，劉禹錫不僅是詩中之豪，更是文人之豪，人中之豪！
所以，無怪於當秋天已經成為中國文人固定的抒發傷感悲涼情懷的對象時，劉禹錫卻能寫出那首讓人驚歎不已的《秋詞》了：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勝春朝。
晴空一鶴排雲上，
便引詩情到碧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