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傳入中國是在西漢末期，到唐代，佛教的發展達到鼎盛階段。唐代國教本為道教，武則天稱帝后，為了與李唐勢力抗衡而大力扶植佛教。允許禪宗北宗領袖神秀肩輿上殿，親加跪禮，供奉於長安內道場。還下令「鑄浮屠，立廟塔，役無虛歲」，造成舉國上下崇佛的局面。
武後之後的中宗、肅宗、代宗等皇帝仍崇佛不止，佛教發展到極盛。
佛教的興盛使很多崇尚儒道的大臣感到了威脅，武德七年，大臣傅奕就上書高祖，說佛經使中國人「不忠不孝」「游手好食」，認為佛教主張的佈施和食素其實是愚民們的貪婪虛妄之想。（「佈施一錢，希萬倍之報；持齋一日，冀百日之糧」）還一針見血地指出，佛教的興盛，是「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功」，要求禁止佛教的傳播。（《舊唐書》卷七十九本傳）
中唐之後，由於「國家歷經內戰，徭役日重，人民多借寺院為逃避之所，寺院又趁均田制度之破壞，擴充莊園，驅使奴婢，並和貴族勢力相勾結，避免賦稅……在經濟上和國家的利益矛盾日深」。（中國佛教協會編《中國佛教》）
與此同時，統治階級利用佛教中飽私囊者也比比皆是。王維的弟弟、德宗時的宰相王縉就利用職權，唆使五台山幾十個和尚「分行郡縣，聚眾講說，以求貨利」。（屈小強著《白馬東來》）
面對佛教的興盛，以儒家衛道士自居的韓愈深感憂慮。元和十四年（819年），憲宗聽說鳳翔法門寺有護國真身塔，塔內有佛祖釋迦牟尼指骨舍利一節，每三十年和尚就將舍利請出供養，並說能致「歲豐人泰」。這年正月，憲宗派太監杜英奇等三十人到法門寺，將佛骨迎到宮內供養。在崇佛風氣的影響下，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人小民，紛紛施捨財物，以表虔誠，沒有財物的，甚至自殘身體以示禮敬。「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有竭產充施者，有燃香臂頂供養者」。（《唐語林》）
在這舉國一片念佛聲中，韓愈站出來了，在皇帝崇佛，舉國癡醉的氣氛中，韓愈應該不會不知道自己這樣做的後果，但是，他還是站在儒家的立場上，尖刻地說：「佛本夷狄之人，與中國言語不通，衣服殊制。口不道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行，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甚至說佛骨是「枯朽之骨，凶穢之餘」，應該「投諸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這些話在崇信佛教的皇帝看來，何止是大逆不道！而韓愈更讓皇帝惱怒的是，他奏章裡居然說從東漢明帝以來，好佛的皇帝大多是短命的，好容易有一個在位比較長的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可是死得也太難看——被叛將侯景餓死在台城。於是得出結論：「佛不足信，亦可知矣。」（《舊唐書》卷一百六十《韓愈傳》）
憲宗看到奏疏之後大怒，把韓愈的奏疏拿給大臣們看，並要治韓愈死罪。宰相裴度、崔群說情，憲宗說：「韓愈說我崇佛太過，我還可以容忍，但是他說東漢之後信佛的皇帝大多短命，怎能如此狂妄？」於是堅持要處死韓愈，最後，還是在朝廷大臣們的勸諫下，免除了死罪，將韓愈貶到潮州當刺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