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亂不僅是唐代政治社會的分水嶺，也是很多唐代人，包括唐代詩人人生的分水嶺。戰亂前，他們被召集在帝國高高飄揚的旌旗下，暢飲時代和人生的瓊漿，用酒神的光輝照亮自己的前路。戰亂之後的很多詩人則發生了明顯的轉變：
剛從安史之亂戰爭的恐懼中走出來的人，驚魂未定，很自然會採用低調來看待生活，把立身處事的大原則從心上摘下來掛在身上，以便要用時能用上，又不致墜得人心動過緩。這是八世紀末士大夫的普遍心態。
——《唐之韻》
韋應物就是這樣的詩人。
韋應物，長安人。出身豪門大族，從小頗有紈褲之風。從天寶十載（751年）至天寶末，韋應物以三衛郎官職為玄宗近侍，常出入宮闈，扈從游幸。這段時間的韋應物，應該是驕橫跋扈，頗有些魔氣的。在他晚年回憶這段生活的詩中這樣寫道：「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裡中橫，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詩人毫不隱諱年輕時，仗著皇帝恩寵，多為不法的劣跡：袒護罪犯，操縱賭局，調戲良家婦女，已近乎無惡不作了，由於他是皇帝近侍，即使犯罪，官府也拿他沒有辦法。（「司隸不敢捕，立在白玉墀」）此時的韋應物，根本是沒有工夫讀書的，「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盛世造就了天才，也造就了許多浮浪子弟，韋應物應該就是這種浮浪子弟中間的一個，如果不是安史之亂，也許，他還會這樣一直混賬下去，直到末日。
安史之亂爆發，玄宗逃到蜀地，韋應物流落失職，玄宗去世之後，他更是明白，自己的幸福生活到頭了。「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此時的詩人，剛好十八歲。十八歲開始折節讀書的韋應物在不長的時間裡，竟然就以詩名為時人所重，後人評價他說：「獨（韋）應物馳驟建安以還，各有風韻，自成一家之體，清深雅麗，雖詩人之盛，亦罕其倫，甚為時論所右。」（《唐才子傳》）
代宗廣德至德宗貞元年間，韋應物先後為洛陽丞、京兆府功曹參軍、鄂縣令、比部員外郎、滁州和江州刺史、左司郎中、蘇州刺史，所以後人經常稱他為韋江州、韋左司或韋蘇州。從耀武揚威的皇帝侍衛轉而成為一方百姓的地方官，韋應物的變化是巨大的，大概是貼近民間疾苦的原因，他早年的暴戾之氣蕩然無存，取而代之的是對百姓深深的同情和對自身的警醒。韋應物老來疾病纏身想歸隱田園，又想到治下有百姓流亡，自己失職，有愧於朝廷俸祿，「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錢。」早期號歌大呼的酒神精神已經失去了蹤影，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日神精神開始浮出水面。
但是，韋應物又不是一個純粹意義上的官僚，他把陶淵明作為自己的效仿對象，作詩「效陶體」，做人也要「慕陶」甚至「等陶」，因此，有人認為，唐代詩人中，只有韋應物才是陶淵明的嫡傳弟子。因此，韋應物成為中唐山水田園詩派著名詩人也就不足為奇了。
韋應物的山水田園詩，後人評價是景致優美，感受深細，清新自然而饒有生意，他的詩作中最為後人稱道的，應該就是這首《滁州西澗》了。
滁州西澗
獨憐幽草澗邊生，
上有黃鸝深樹鳴。
春潮帶雨晚來急，
野渡無人舟自橫。
宗白華先生說：「藝術心靈的誕生，在人生忘我的一剎那，即美學上所謂『靜照』。靜照的起點在於空諸一切，心無掛礙，和世務暫時絕緣。這時一點覺心，靜觀萬象，萬象如在鏡中，光明瑩潔，而各得其所。」（《美學散步》）此時的詩人，猝然遭遇的就是這樣的境界吧？春日的澗邊，青草蒼蒼，頭頂黃鸝鳴叫，樹葉深密，能聞其聲而不見其影。一切似乎都孕育著蓬勃的生機，這婉轉的鳥鳴，更為這山水增添了一絲清涼和靜謐。詩人靜觀萬象，一切都那樣明澈那樣清靜。詩人徘徊在這澗邊幽草之旁，澗頂深樹之下，樂而忘歸，不覺暮色漸起。此時颯颯風來，瀟瀟水起，春雨纏綿，春潮湧動，奔放而不狂野，湍急中流動著生機。遙望對岸，渡口無人，孤舟橫斜，自然安適，隨波容與。此時的詩人，漫步於山水之間，徜徉於溪澗之旁，詩歌自然空靈，全無煙火氣，早年的「魔」氣更是毫無蹤影，取而代之的，是字裡行間恬淡安適的飄飄欲仙之氣。詩人何以至此？宗白華先生一語為我們道破玄機：「精神的淡泊，是藝術空靈化的基本條件。」（《美學散步》）原來，當詩人忘卻了世事的煩擾，以空明的覺心容納萬境的時候，萬境就染上了人的性靈。靈氣往來，物象呈現出了詩人靈魂的生命，於是，美感就此誕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