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呈吳郎
堂前撲棗任西鄰，無食無兒一婦人。
不為困窮寧有此？只緣恐懼轉須親。
即防遠客雖多事，便插疏籬卻甚真。
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盈巾。
孫濤先生所著《同一首詩》序中有一段話：「蕭伯納說過：許多英國人終生不看莎士比亞，是因為幼年時老師強迫種下的惡果。林語堂也說過，許多中國人離校之後終生不再讀詩，是旨趣未到而學校逼其必做所致。失敗的語文教育，敗壞了我們對美麗詩詞的胃口。」這種敗壞也許是致命的，因為在老師的威逼和教鞭之下，我們很可能永遠地錯過了人生中一些最美麗最珍貴的東西。
大歷二年（767年），杜甫離開成都，流落到夔州。住在瀼西的一所草堂裡。草堂有幾棵棗樹，附近的一個老寡婦經常過來打棗。杜甫從不干涉。杜甫離開之後，把草堂讓給一位姓吳的親戚，走後，他特地留下了這首詩。
杜甫作詩向來字斟句酌，號稱「語不驚人死不休」，但是這首詩卻不事雕琢，平白如話：前兩聯交代打棗的婦人是窮困無子的一個老寡婦，告誡親戚，人不是窮到沒路可走的地步，誰願意去做這樣近乎「偷」的事情？她來打棗的時候也是心懷恐懼的，正因為這樣，我以前對她都十分親切，生怕嚇著了可憐的婦人。頸聯杜甫委婉地對吳郎提出了批評：她來打棗的時候，你做出冷淡的樣子也就夠了，再插上籬笆，彷彿是真的從此不允許她來打棗，這恐怕也不是你的本意吧？最後一聯杜甫的眼光離開了那幾株瘦削的棗樹和比棗樹還要瘦削的老婦人：戰亂年代，徵賦無窮，和她一樣的身處苦難的人還不知道有多少，想起這些，我就不禁潸然淚下。
梁啟超先生說，杜甫是「情聖」，因為「他的眼光，常常注視到社會最下層，這一層可憐人的那些狀況，別人看不出，他都看出；他們的情緒，別人傳不出，他都傳出」。其實我想還有一點，就是杜甫在同情受難者的時候，卻如梁啟超先生所說「作者的精神和那所寫之人的精神併合為一」了，但是，他其實總是把自己忘記了。
杜甫七歲學詩，十五歲揚名，但是人生之路卻總是遍佈坎坷。天寶五載至十四載，他一直困守長安，窮困潦倒。一個大雪的冬夜，當詩人從外面回到家的時候，發現自己的幼子已經餓死。天寶十四載（755年），安史之亂爆發，杜甫陷賊，逃脫之後奔赴肅宗行在，被授予左拾遺官職，不久又因房琯案忤旨，幾乎被殺。後投奔友人劍南西川節度使嚴武，在成都居住四年，這四年應該是杜甫一生中最安定幸福的四年，但是仍然生活艱難，草堂破陋，「床頭屋漏無干處，雨腳如麻未斷絕。」嚴武雖是杜甫摯友，但性格凶暴，多次想殺杜甫，賴嚴武母親救護，杜甫才倖免於難。四年後嚴武去世，杜甫失去憑依，帶著家人登上了那條漂泊的船。就在寫完《又呈吳郎》的第三年，杜甫在湘江支流的一條船上去世，時年五十八歲。
苦難對人的影響，無非三種：最下者埋怨命運不公，由怨天尤人而到仇恨外物，於是墮入魔道；中者以此為動力，改變自己命運，但是若存心不厚，也可能淪為於連之屬，即使有朝一日得志，也必為小人；最上者，因其對苦難體會良深，於是更能理會別人之苦難，甚至在面對別人苦難的時候，忘記了自己的苦難，這樣的人，命運依舊坎坷，身份依舊卑微，但是靈魂卻因此而不朽。杜甫就是這樣的人。凡俗人如我輩，能做到中者已屬上乘，於是，現在依稀明白，杜甫為何被稱為「聖」了。因為他對自然、對萬物、對人，有一種近乎執迷不悟的愛，無視自己的命運和苦難，無視自己的顛沛流離，當他對比自己更苦難的人毫無矯飾地表現這種愛的時候，彷彿自己已經是鐘鳴鼎食的王公，也許他的確是的，在精神上，他永遠是富翁，因為他擁有這樣博大的愛。
想起以前讀《南史》時看到的陶淵明的一段故事：陶淵明在當那個只能掙五斗米的彭澤令時，沒有帶家人一起上任。在他任職期間，有一天，他送了一個僕人給兒子，並附上一封信，信裡說：
「我把這個人送給你，幫你做些粗活，他也是別人家的孩子，你一定要善待他……」
在我心中，陶淵明的這段話遠比他已經被政治化和工具化的厭惡官場黑暗之類的口號詩句要偉大得多。因為與其空泛虛偽地高談政治，不如把眼光放到自己身邊，真正去關心那些需要關心的人。時隔一千多年，鄭板橋在一封家書裡面也告誡道：
家人（家裡的傭人）兒女，總是天地間一般人，當一般愛惜，不可使吾兒凌虐他。凡魚飧果餅，宜均分散給，大家歡嬉跳越。若吾兒坐食好物，令家人子遠立而望，不得一沾唇齒；其父母見而憐之，無可如何，呼之使去，豈非割心剜肉乎！夫讀書中進士作官，此是小事，第一要明理做個好人。
我們的教育，更多的是教孩子做個強人，從智力到能力，從身體到才藝，據說這個社會是個競爭的社會，如果不能比別人強，就會被拋棄被淘汰，而要不被別人淘汰，唯一的辦法就是去淘汰別人，甚至為此不惜任何手段。於是我不禁悲哀地想到：我們的教育，本質上還是以人為敵的教育。可是，教育真正的目的是什麼，教育的終極是什麼，我想，從杜甫，從陶淵明，從鄭板橋這裡，我們能夠得到一些啟示。
在天地間，有一種最大的愛，它能超越時間，超越空間，超越任何意識形態，成為永恆的溫暖，成為永恆的陽光，它讓我們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也為自己贖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