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文人入仕主要有三種途徑，第一：通過祖蔭做官，即貴族官宦子弟通過祖上的功勞而得到官職；第二：通過科舉做官，這幾乎是現在所有讀書人的必經之路，但是在唐代，很多人卻不願經過這條路，其原因主要是不願放棄尊嚴來獲得官職。唐代科舉考試最初由吏部考功員外郎主持，玄宗時改為由禮部侍郎主持。考試之日，考生須自帶蠟燭、水炭、飲食及各種考試所用之物，通過層層關口，方得進入貢院。舒元輿曾上書陳述其中甘苦：
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攜脂燭水炭，洎朝脯餐器，或荷於肩，或提於席，為吏胥縱慢聲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闈重重，乃分坐廡下，寒余雪飛，單席在地。
這樣的羞辱，是很多心高氣傲的讀書人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因此，很多文人選擇了第三種途徑：隱居。
唐代的隱居照現在的觀點看來，很多是動機不純的，比如著名的「隨駕隱士」盧藏用，皇帝在長安，他就在終南山隱居，皇帝在洛陽，他就在嵩山隱居，最後終於被皇帝得知，讓他做了官。盧藏用曾指著終南山對司馬承禎說：「此中大有佳處。」司馬承禎卻略帶譏諷地回答：「這只是終南捷徑罷了。」後來，人們就將通過隱居來換取官職的方法稱為「終南捷徑」。走這條捷徑固然有沽名釣譽之嫌，但是如果從讀書人不願放棄尊嚴來獲取功名的角度看，似乎也無可厚非，而且，在當時，隱居求仕者似乎也與朝廷達成了某種默契，皇帝也經常頒布「顯巖穴之士」的詔書，請這些隱居者出來做官。因此，終唐之世，這條捷徑不斷地有人在走，李白就是其中的一個。
李白「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歲學習劍術，二十歲前後在匡山讀書，學習縱橫之術。開元十四年（726年），李白「仗劍去國，辭親遠遊」，他堅信：「天生我材必有用。」
開元二十四年，他去山東，又和孔巢父、韓准等人隱居祖徐山的竹溪，時人號為「竹溪六逸」。終於，天寶元年（742年），李白被朝廷徵召去長安，長期的隱居生活終於獲得了回報，臨行時，李白高唱：「仰天大笑出門去，我輩豈是蓬蒿人！」（《南陵別兒童入京》）躊躇滿志之情躍然紙上。
在賀知章和玉真公主的推薦下，李白終於得到了玄宗的接見，並以翰林供奉的身份被安置在翰林院。
這是一個很容易讓人誤會的職位。
學士之制始於太宗，李世民最有名的十八名大臣就號稱「十八學士」，但是當時沒有專門的機構名號。乾封之後，設立「北門學士」，玄宗初年改為「翰林待詔」，後來的宰相張說、張九齡等都出身於此。之後改為「翰林供奉」，與集賢院學士分別掌管皇帝詔書。唐代的學士，弘文館、集賢院也有設置，但是分隸屬於中書、門下二省，職位較輕。唯獨翰林院獨立無所隸屬，直接由皇帝差遣，其陞遷之迅速遠非其他職位能比，當時人們稱翰林學士為「內相」，目為「天子私人」。在宮廷宴飲時，翰林學士的位置僅次於宰相，比一品官員都還要高，可見其權勢之大。
從七世紀開始以後的不多幾年起，翰林院就變成了一個兼容並包的掌握各種學術和實際才能專家的集團，以備皇帝對各種專門問題的咨詢。在唐玄宗時代，翰林院（從前稱為翰林學士院）改變了它的性質，它摒棄了純技術人員，而寵遇有卓越文才的人。在這同時，翰林學士則參與了起草國家重要文件的工作。根據約定俗成的辦法，一般文件由中書舍人起草，或者由六部適當的秘書人選起草。但是從八世紀中葉起，翰林學士起草的東西就多了，其中有很多是皇帝的詔敕、高級官員的晉陞令、對申訴的裁答，以及對外邦統治者的往來信件等等。翰林學士無定額，雖然通常在一個時期內平均約為六人……有幾位翰林學士有時竟能與宰相的權勢相抗衡。例如，陸贄就被人稱為「內相」。在德宗的孫子憲宗（805—820年在位）時代，被選入翰林院的青年人是出類拔萃的人，可能有一個錦繡的仕宦前程在望。中年的翰林學士可能有直接被任命為宰相的最佳機會。
——《劍橋中國隋唐史》
但是，李白擔任的翰林供奉，並不是上文所說的翰林學士。自唐玄宗後，翰林分為兩種，一種是翰林學士（即前一則資料所說的有卓越文才的人），供職於翰林學士院；一種是翰林供奉（即上則資料所說「專業技術人員」，包括醫藥、音樂、占卜等方面的人才），供職於翰林院。翰林學士擔當起草詔書的職責，翰林供奉則無甚實權。所以，儘管頂了個「翰林」的名號，但是李白擔任的翰林供奉，不過是像司馬遷所說的「倡優蓄之」（《報任安書》），地位比弄臣高不了多少。
但是，翰林待詔有一個別的職位都無法比擬的優勢——能夠經常接近皇帝。在有些人眼裡，這是個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富礦，擅長鬥雞的賈昌不就是憑借這一點飛黃騰達雞犬升天嗎？
可惜，李白不是賈昌。他最崇拜的古人是魯仲連：
齊有倜儻生，魯連特高妙……吾亦澹蕩人，拂衣可同調。
——《古風》
我以一箭書，能取聊城功。終然不受賞，羞與時人同。
——《五月東魯行，答汶上翁》
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
——《贈崔郎中宗之》
狂傲的李白，無論如何也不可能低下自己高傲的頭，走上與賈昌同樣的路。
他的結局，在走入長安的那一天就注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