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風折射的其實是世風。明確了這一點，就不難理解，為什麼「暖風熏得遊人醉」的齊梁只能誕生娘娘腔的永明體詩歌了。大唐帝國建立之後，唐太宗幾乎是憑借本能指出，全新的帝國需要全新的詩歌為之增光添彩：「去茲鄭衛聲，雅音方可悅。」（《帝京篇》）他認為要改變齊梁頹廢綺靡的詩風，把詩歌由靡靡之音變為雅音正聲。但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是太宗自己，寫出的詩也經常是「結伴戲方塘，攜手上雕航。船移分細浪，風散動浮香」。這種詩與南朝那些跟著皇帝起哄的詩人所作，幾乎毫無區別。（《唐之韻》）而他手下的大臣們，高貴的地位限制了他們真實感情的流露，再加上上之所好，下必從之，於是其詩作大多也秉承了齊梁之風，因此，唐初的詩風仍然是輕薄婉媚的。這種詩風的代表人物就是上官儀，即後來權傾天下的風雲人物上官婉兒的祖父，他的詩歌「以綺錯婉媚為體」，由於他位高權重，一時成為當時詩風的領軍人物，這種詩風也就被稱為「上官體」。
面對遍及全社會的下半身寫作，真正的智者，需要的不僅是清醒的頭腦，更是過人的膽略，因為憑一己之力與整個社會抗衡，下場可能是很悲慘的，但是，這又是成為智者的必由之路，因為智者首先是覺者。
陳子昂就是這樣的智者。當人們都還沉浸在齊梁的頹廢綺靡中的時候，他在一篇文章裡面鮮明地提出了自己的詩歌主張，這篇文章如戰場上的第一聲鼓聲，為整個戰役奠定了宏偉的基調，又如天空中的一道閃電，劃開了頹廢的陰霾，露出湛藍的天空。這篇文章就是《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在這篇文章裡，陳子昂提出了兩個重要的概念：興寄和風骨。興寄就是詩歌應該有所寄托，而不能無病呻吟，更不能墮入下流庸俗的泥淖；而風骨則是直指當時詩歌的娘娘腔風氣，並且把漢魏時的建安風骨拿來作為詩歌的榜樣。的確，曹操的「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瀟灑和曹植「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的豪邁，也許才是醫治當時「人人眼角都是淫蕩，人人心裡都有鬼胎」（聞一多《宮體詩的自贖》）詩風最好的良藥。
傅雷先生在《〈貝多芬傳〉重譯本序》裡有一段發人深省的話：
現在，陰霾遮蔽了整個天空，我們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精神的支持，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堅忍、奮鬥、敢於向神明挑戰的大勇主義。現在，當初生的音樂界只知訓練手的技巧，而忘記培養心靈的神聖工作的時候，這部《貝多芬傳》對讀者該有更深刻的意義。
我相信，當陳子昂寫《與東方左史虯修竹篇序》的時候，心中懷著的是和傅雷先生同樣的信念。他不憚於前驅，一意孤行，願以吶喊來掃清五百年來詩歌的積弊，在這個矮小的四川漢子的身上，凝聚的是超越了凡俗的勇氣和精神。於是，楊炯旗幟鮮明地批駁當時的詩風「骨氣都盡，剛健不聞」，而陳子昂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人們奉為偶像的齊梁詩風是「彩麗競繁，而興寄都絕」。英雄們互相呼應，終於宣告了一個偉大時代的來臨。
多年以後，詩聖杜甫在拜謁陳子昂故居時說：「有才繼騷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楊馬後，名與日月懸。」韓愈說：「國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元稹更是感慨地說：我剛學寫詩的時候，感覺無從下手，正好有人給我看了陳子昂的《感遇詩》，我激動地反覆吟誦，當天就仿照寫了《寄思玄子詩》二十首，拿給親友看，令他們「深相駭異」。
就這樣，一個覺悟的智者，開啟了一個時代，帶領著後代的無數智者走進了一個輝煌的王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