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歌的發展像一條長河，上游的每一顆水滴對下游都或多或少地起著作用。唐詩的產生，與齊梁詩歌的影響也是分不開的，這種影響，既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
南朝齊武帝永明年間（484—493年）形成了一種詩體，進而成為一種詩風，這種詩風注重聲律，平仄協調，音韻鏗鏘，對仗工整，是中國詩歌史上格律詩的開端，也成為唐朝格律詩的先聲。而說到齊梁詩歌，又不得不提到另外一種詩歌體裁：宮體詩。宮體詩以流行於梁朝太子蕭綱的東宮而得名，其特點是「傷於浮艷」，（《梁書·簡文帝本紀》）其內容和文風，頗有點現在的下半身寫作的味道。它以描寫宮廷生活為基本內容，「清辭巧制，止乎衽席之間；雕琢蔓藻，思極閨闈之內」。（《隋書·經籍志》）寫來寫去關鍵詞只有一個：女人。經常是從美人頭上的髮簪一直吟詠到美人的鞋底方才罷休。如簡文帝的《詠內人晝眠》《詠舞》《獨處怨》等詩歌莫不如此，以至於後面的《詠孌童》，描寫達官貴人玩同性戀的樂趣，就更讓人噁心了。上有好之，下必從之，由於太子殿下以及一幫文士的提倡，宮體詩就成為影響一百多年的詩歌主流。《隋書·李諤傳》說當時的詩「競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唯是風雲之狀」，可以說已經病入膏肓。
初唐四傑都是英姿逸發的少年天才，王勃十四歲入朝為官，而楊炯更是九歲就被舉為神童，上元三年（676年）應制舉（見上章注）及第，被授予校書郎官職。也許是由於年少得志，楊炯為人也恃才傲物，他曾經諷刺當時的朝臣為「麒麟楦」，有人問他原因，他說你看玩雜耍的藝人，把畫著麒麟樣子的布蒙在驢身上，翩翩起舞，待到結束，把布拿下來，驢子還是驢子，並沒有變成麒麟。由於他出言無忌，得罪了許多人，於是被找了個借口，貶到梓州當司法參軍。
楊炯在詩歌上的性格和他在官場上的性格一樣，也是鋒芒畢露，絕不妥協，當聽說四傑的排名自己在第二的時候，他說：「吾愧在盧（照鄰）前，恥居王（勃）後。」宰相張說曾經說，楊炯文思如泉湧，比盧照鄰強，也不亞於王勃。更重要的是，楊炯對當時流行的齊梁詩風進行了毫不留情的批判，自覺擔負起了改革文風的重任，王勃去世之後，楊炯在為他作的《王勃集序》中說，龍朔年間以來的詩歌，只會從小處入手，雕章琢句，……毫無風骨可言，更無剛健氣象，希望能改革這種弊端，以光大詩歌的事業。（「嘗以龍朔初載，文場變體，爭構纖微，競為雕琢……骨氣都盡，剛健不聞。思革其蔽，用光志業。」）
於是，楊炯在詩人們還沉迷於石榴裙下的時候，從樓台亭閣走出來，走向了高山，走進了大漠，走進了更廣闊的天地，更廣闊的人生，用自己的詩歌，為後人殺出了一條血路，這條血路，指向秦時的明月漢時的關隘，指向不可攀登的蜀道，指向雄渾的大海，指向真正屬於唐詩的境界。
從 軍 行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
牙璋辭鳳闕，鐵騎繞龍城。
雪暗凋旗畫，風多雜鼓聲。
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
躍馬疆場，建功立業，似乎是男兒心中永遠不會磨滅的夢想，中唐的李賀曾不無感慨地長歎：「請君暫上凌煙閣，若個書生萬戶侯。」此詩一洗齊梁詩歌的脂粉氣，於初唐詩歌的綺靡中橫空出世，塑造了一個投筆從戎、出征邊塞的書生形象。戰火燒到國都附近，書生毅然廢書從軍，一個「自」字，表現的是男人的血性，壯士的豪邁，這與鶯鶯燕燕春春的宮體詩人，自不可同日而語。頷聯寫將軍領兵出征，直搗敵人巢穴；頸聯避免直接描寫戰場，而是從畫面（凋旗畫）和聲音（雜鼓聲）兩個細節下手，描寫了戰事的激烈，也表現了戰士們的勇猛；而末尾的結句「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更是出語不凡，斬釘截鐵，鏗鏘有力。
王國維先生在《人間詞話刪稿》中說：
言氣質，言神韻，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本也。氣質、神韻，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隨之矣。
王國維認為，氣質、神韻，乃至於技巧、細節，其實都是派生的，只有境界才是根本，作詩是如此，人生也是如此。人生最怕的就是境界狹窄，氣象狹窄，居於井底往往還自得其樂，尋章摘句，如同莊子筆下的鵪鶉麻雀，滿足於在樹叢中飛翔（槍榆枋而後止），卻還嘲笑高飛的大鵬，認為後者是沒事找事，自討苦吃。莊子感慨地說：「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這裡的知與年，其實也就有境界的含義在裡面。而擁有大境界者，才能水擊三千里，扶搖直上九萬里，走出凡庸和狹小，走入寬廣和宏大。
楊炯和其他三傑，用自己的主張和詩歌為唐詩打開了境界的大門，使唐詩終於走出了賈寶玉脂香粉濃的大觀園，走入了盛唐氣象，於是，經過宮體詩的波折之後，楊炯用自己的詩歌重新還給了唐詩一個男兒身，也還給唐代三百年詩人一個男兒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