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煜生活在一個信奉佛教的帝王之家，南唐烈祖李忭、中主李璟皆崇奉佛教，所以李煜自小也深受佛教思想的熏陶和浸潤，佛教對其人生思想和文學創作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
據南宋陸游的《南唐書》中記載，先主李忭之父名榮，曰：“榮性謹厚，喜從浮屠游，多晦跡精舍，時號李道者。”而李忭有二姊，亦曾投寺為尼。李忭六七歲時相繼喪父喪母，因孤貧無依亦曾托身佛寺中。
康熙《鳳陽府志》載：“潛龍殿在開元寺內，南唐先主李忭微時常寓寺中，故名。”李忭父、姊皆信佛，他自己也從小托身佛寺，受佛教思想的影響深刻。
登上帝座後，李忭更是信佛有加。在建造佛寺、招延僧侶、寫經譯經、推廣佛教等方面都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物力。
中主李璟也繼承了其父的佛教信仰，知名僧侶們時時受到中主延納和禮待。從流傳於世的中主與佛徒的交往事跡中，可以看出，講究機鋒頓悟的佛理樣思對其影響尤為顯著。
那麼對於出生在這樣一個信奉佛教世家的李煜來說，佛教既貫穿他的整個生命歷程，也就影響著他的種種思想表現。他的詞不僅寄予了一種悲天憫人的情懷，而且蘊涵著深深的佛理禪機。
為了提倡佛教，李煜在位期間大力崇修佛寺，廣度僧侶。
據宋無名氏著的《江南餘載》卷下記載：“後主篤信佛法，於宮中建永慕宮，又於苑中建靜德僧寺，鍾山亦建精舍，御筆題為報慈道場。日供千僧，所費皆二宮玩用。”
《十國春秋》記載：“開寶三年（970），春，命境內崇修佛寺，改寶公院為開善道場。”
可見李煜即使是在南唐風雨飄搖、國庫空虛之際，仍不遺餘力地從事扶持佛教的事業，把整個身心都寄托在佛教上。
李煜如此信佛佞佛，必然也影響了他的臣子，以至南唐諸臣亦多信佛，全國上下信佛者眾。
如曾任潭州節度使的邊鎬，人稱“邊羅漢”、“邊菩薩”、“邊和尚”；又如中書舍人張洎，更以談佛為逢迎，每次覲見，必論佛經，因而得寵。
李煜信佛幾至癡狂，不僅耗費財力，而且荒逸國政。因此大臣中有識見者曾直言進諫，無奈後主哪裡能聽納忠言。
據《十國春秋》中《汪煥傳》記載，有個叫汪煥的大臣就曾極力勸諫。
當時，李煜信佛已近乎狂熱，宮中造寺十餘座，都城的寺廟都擠滿了、花費金錢無數，招募民眾為僧，供養的僧眾有萬餘。國事日非，在汪煥之前已有二臣“極諫”，皆遭流徙。最後汪煥以死相諫，上書曰：“昔梁武事佛，刺血寫佛書，捨身為佛奴，屈膝為僧禮，散發俾僧踐。及其終也，餓死於台城。今陛下事佛，未見刺血踐發，捨身屈膝，臣恐他日猶不得如梁武也。”
意思就是當初梁武帝癡迷事佛，最後落得餓死台城的後果。而今，如果陛下仍然這樣狂熱的迷戀佛教，恐怕結果還不如梁武帝。
然而李煜看完諫書只說了一句：“此敢死士也。”不以罪論之。雖嘉其忠勇，卻依然置若罔聞，足見其浸淫之深。
一個人的特殊嗜好往往會成敵人攻擊的弱點，後主終於因佞佛而付出了亡國的沉痛代價。
南唐之亡，雖為大勢所趨，但也與後主的信佛不無關係。
據宋鹹《笑談錄》云：“李煜有國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即削髮投法眼禪師為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闕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為內應。”
這段說的就是李煜迷戀佛教被敵人鑽了空子。宋派來一個叫樊若水的人假扮成僧侶，名號“小長老”，獲得了李煜的信任和重用，暗地裡從事“間諜”、“賣國”活動。
據說宋師兵臨城下之時，後主依然在禮佛聽經。
《十國春秋·南唐後主本紀》記載：“長圍既合，內外隔絕，城中惶怖無死所。後主方幸淨居室，聽沙門德明、雲真、義倫、崇節講《楞嚴圓覺經》。”
歷史悠悠，往事如東逝水。已無法得知當時的李煜是在祈求佛祖幫他退兵，還是繼續在佛教的世界裡，逃避現實祈求往生。
又據《十國春秋·小長老傳》記載：“金陵被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御之。’乃登城大呼，周回數四。後主令僧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湧。未幾，四面矢石交下，復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誕，遂鴆殺之。”
兵臨城下之時，李煜竟然相信小長老以佛力退兵之說，還要求僧俗軍士齊齊唸經求菩薩保佑，真是荒誕至極。這些記載雖多出自野史叢談，但恐怕並不是空穴來風。
佛力終於難挽南唐滅亡的命運，然後後主似乎並沒有因此喪失對佛祖的崇信。在城破被俘之後，李煜乘船被押往汴京，“至汴口，登普光寺，擎拳贊念久之，散施緡帛甚眾”。自身已淪為俘虜，猶且禮拜佛祖，施捨眾生。看來，李煜一生確實與佛教結下了不解之緣。
李煜的仁義純真源自佛教，而佛教卻不能幫他治國安邦。
李煜之所以如此信佛佞佛，究其原因，一是出於家庭的影響，二是由於國事的衰危，三是因為個人性格和經歷的緣故。
深遠的家庭宗教信仰的影響、國事的衰危給李煜帶來巨大的心理壓力，以他懦弱的性格去佛學中尋求精神上的解脫，求借佛教以為麻痺和排遣似乎是唯一的出路。
李煜曾自剖心跡曰：“孤平生喜耽禪學，世味澹如也。先帝棄代時，塚嫡不天，越升非次，雅非本懷。自割江以來，屈身中朝，常恐獲罪，每想脫屣，顧無計耳。”
這段自述應該是發自肺腑，真實可信的。
李煜生性儒雅懦弱，多情善感，真率任性，不善機詐，其父輩們因爭權奪利而相互殘害的景象深深地刻在他的心裡，令他對政治頗為厭惡，而生活中，愛妻的早逝、幼子的天折、兄弟的分離等等，也給他帶來一次又一次的情感打擊。那強烈感受到的不可避免的“人生愁恨”，促使他更加信奉佛教以求解脫。
李煜如此信奉佛教，對他的文學創作也深有影響。他有鍾隱、鍾山隱士、鍾峰隱者、鍾峰隱居、鍾峰白蓮居士、蓮峰居士等名號。這些名號既見於史書的記載之中，也留存於他流傳下的丹青題筆之上。
從這些名號中，我們不難讀出李後主的厭世心理及其中所折射的佛教思想。以“隱士”、“隱者”、“白蓮”、“蓮峰”等詞為號，不難看出他對現實的厭倦情緒，以及嚮往如蓮般出淤泥而不染的佛界思想。
然而李煜到死也沒有參透人生的禪理，看不透這世間的得與失，放不下人間的情與愛。
參禪之人本應摒棄六塵煩惱，頓悟萬法本空的佛理，他卻無法做到心“空”淨明。雖然李煜前期的詩歌中常常流露出“空”之佛理，如“空王應念我，窮子正迷家”，“穠麗今何在？飄零事已空”，“賴問空門知氣味，不然煩惱萬途侵”，“前緣竟何似？誰與問空王”之句，但是他卻無法放下這些痛苦，自然也就無法得到超脫。
到了後期，從一國之君到階下囚，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使他對人生、世事均有切膚之痛的體驗。這種痛楚他更放不下，日日品味孤獨，思前塵，憶往事。日日夢迴故國，其悲傷的情懷更甚。因此，他此時的詞作中多次出現“夢”字。如：“世事漫隨流水，算來一夢浮生”、“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多少恨，昨夜夢魂中”、“夢裡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
在夢中，曾多少次與佳人相逢，曾多少次流連鳳閣龍樓；夢醒時分，卻依舊是“簾外雨潺潺”、“三更滴到明”。夢中愈是輝煌，醒後愈是惆悵。夢裡越美好，現實越冷峻。夢裡、夢外的巨大反差加深了他的悲觀情緒。
“往事已成空，還如一夢中。”他不止一次地慨歎世事無常，萬事皆空，時時吟詠往事如煙，念念不忘人生如夢。然而他離“空”尚遠之又遠，因為放不下才無法讓心靈騰空，才有始終那麼多愁、那麼多夢在糾纏。
李後主終究達不到佛教所要求的“勤斷諸愛見，便歸大圓覺”的絕情棄愛、六根皆淨的境地。因此我說，他的佛緣也不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