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史上，歷來將唐詩宋詞並舉。宋詞作為一代文學之最，是每一位中國人不能拒絕的文化遺產。
詞，最初全稱為「曲子詞」，本來就是與音樂配合的歌詞，產生於隋唐之際。當時，從西域傳來的外國音樂與中國的舊有音樂融成的新興音樂十分流行，曲子詞便是這種流行音樂的歌詞。這種詞最早在民間流行，後來，一些文化人欣賞這些歌曲的音調之美，卻又嫌民間的歌詞俚俗，就開始自己動手來填寫歌詞。這樣一來，詞逐漸發展成一種成熟的詩歌形式，於宋代進入全盛時期，出現了許多各領風騷的詞作大師和名篇佳句。
新興的詞與傳統的詩文化無論內在外在，都大不相同。中國古來的文學傳統，講究「文載道」「詩言志」，即強調文學的教化作用，「溫柔敦厚」是「詩之教也」。而詞從一開始就沒有承載那樣沉重的倫理道德的負擔。詞最初大多是文人為酒筵歌榭間的女子歌唱而譜寫的，內容也多是男歡女怨，傷春悲秋，後來雖然也有人用來寄托憂國傷民的政治情懷，但總體上來說仍以抒情為主，與詩的言志不同。前人也稱詞為「詩餘」，有點像是正餐後的點心的味道，正襟危坐久了有點累，找點兒個人空間放鬆一下。因此，詞在思想上比詩要自由一些。
詞與詩的外在不同，則主要體現在詞的音樂性上。中國的舊體詩，或五言，或七言，句式整齊，韻律勻稱。而詞的另一個別名就是長短句，特點是句式參差，長短不齊，韻律更講究抑揚頓挫，富於變化。古詩裡也有長短句，但對詩句的韻律沒有嚴格的要求。詞雖然有變化極為豐富的詞牌，但每一詞牌卻對句式、聲韻有極嚴格的要求。詞也有句式整齊的，看上去和詩相似，但細讀起來，它的平仄格律仍與詩不同，更講究聲韻上的抑揚頓挫。詞的這種嚴格的格律，是由它要與曲調相配合的音樂性所決定的，即使在今天脫離了曲譜誦讀起來，仍能感受到它那抑揚頓挫的音樂之美。
據近代學者收輯，南北兩宋有詞人1400餘家，風格流派，繁富多彩。前人曾粗線條地將宋代詞人劃分為婉約與豪放兩派。「婉約者欲其辭情蘊藉，豪放者欲其氣象恢弘。」（明·徐師曾）婉約，是婉轉含蓄的意思。婉約派的詞，內容側重於兒女情長，形式上講求音律諧婉，結構縝密，語言圓潤清麗，具有陰柔之美。被歸入婉約派的名家，有晏殊、歐陽修、柳永、秦觀、周邦彥、李清照、姜夔、吳文英、張炎等。因為長期以來詞多趨於柔美，後來詞學家多將婉約派視為「詞之正宗」。
豪放派則首推蘇軾、辛棄疾。蘇軾首開風氣，他的一些詞作，視野開闊，氣象恢弘，並打破一些音律的束縛。有人拿他與柳永作比較，說柳詞「只合十七八女孩兒執紅牙拍板，唱楊柳岸曉風殘月」，而蘇詞「須關西大漢執鐵板，唱大江東去」。這種說法也可大略用於兩派風格的對比。辛棄疾更是在「剪紅刻翠之外別樹一幟」，將自己無處發洩的「一腔忠憤」和「抑鬱無聊之氣」寄托於詞，寫大題材、大感慨，反映社會的層面更為廣闊。形式上也更不拘於音律，有時甚至直接將詩文的句式搬到詞中。
傚法蘇、辛，風格豪放的詞作名家，還有黃庭堅、晁補之、賀鑄、陳與義、張孝祥、張元幹、陳亮等，其詞作也大多具有陽剛之美。豪放派對後世影響也很大。特別是每當面臨民族危機、社會動盪之際，更多標舉豪放旗幟、力倡學習蘇、辛的詞人。
《宋詞三百首》的編者朱孝臧（1857—1931），別名彊村，是近代詞學大師。清光緒九年（1883）中進士，做過禮部侍郎、廣東學政等官。辛亥革命後，以遺老自居。他寫詞，走的是吳文英、周邦彥的路數，精通格律，講究審音，有「律博士」之稱。著有詞集《彊村語業》。他於詞學的另一貢獻是編纂了《彊村叢書》，收集唐、宋、金、元詞家專集163家，遍求善本加以校勘，是迄今所見較為完善的詞的大型總集。《宋詞三百首》是他為供自己的侄兒誦習而編，可以算是宋詞的啟蒙讀本，也是近代以來流傳較廣的宋詞普及讀本。選詞宗旨以渾成為主，所選的範圍比較全面，並不拘泥於浙、常二派，各種流派的名家均有入選。當然，區區三百首，無法盡收宋詞的名篇，而且取捨之間，選家也不免有個人的喜好和標準，難得一碗水端平。例如，辛棄疾是詞人中傳下的作品最多、內容最豐富、風格變化最多樣的巨擘，入選作品卻遠不及吳文英、周邦彥的多，而且那些大膽運用詩、文、口語的詞作都沒有收入，未免有遺珠之憾。不過，考慮到選家所遵從的「詞之正宗」的路數，以及此書是用作初學的範本，取捨仍算較為精到。總之。這個薄薄的選集，能大體上反映宋詞的全貌，對今天的讀者來說不失為一份珍貴的精神美食，值得去細細品嚐、玩味。
《宋詞三百首》有家刻本和多家注本。此次刊印，盡量保持原本原貌，加上新式標點。原本中個別差錯，予以徑改，不再出具校記。為誦讀便利起見，對詞中辭彙、本事，也只作簡略精要的註釋。對於詞的作者，則在其作品首次出現時，附以簡略的介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