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都發生在那另一個人，博爾赫斯的身上。我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穿行，幾乎是機械地耽留在鏡前觀看前廳的彎拱和門斗；我通過信使收到有關博爾赫斯的消息，我看到他的名字在一個教授委員會裡，或是一本傳記辭典裡面。我鍾情於計時的沙漏、地圖冊、十八世紀的印刷術、詞源學、咖啡的滋味和史蒂文森的散文；那個人與我共享這些愛好，但卻是以一種虛榮的方式，把它們轉變為一個演員的品性。斷言我們之間互懷敵意，那是言過其實了；我活著，我讓自己生活下去，博爾赫斯才能構思他的詩文，而這詩文又成為我的辯護。我無需否認他的確寫了一些值得一讀的篇章，但這些篇章救不了我，或許因為好的事物已經不屬於任何人了，甚至也不屬於那個人，而只屬於語言和傳統。此外，我命裡注定會最終消逝不見，只有我的某一個瞬間能在那個人身上留存。我一步一步地向他讓出了一切，儘管我深知他篡改和頌揚的頑固習性。斯賓諾莎認為萬物都寧願保持其本來面目；石頭希望永遠是石頭，老虎希望永遠是老虎。我只有在博爾赫斯，而不是我自己（倘若我是某人的話）身上留存，但與他的書籍相比，我在許多別的書裡，在一把吉他累人的演奏之中，更能認出我自己。多年來我一直努力從他那裡掙脫出來，我從城市郊區的神話流浪到與時間和無限的遊戲，但如今連這遊戲也是博爾赫斯的了，於是我只得構想別的事物。就這樣，我的生活成了一種逃亡，我喪失了一切，一切都歸於遺忘，或是歸於那另一個人。
我不知道在我倆之中是誰寫下了這一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