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經》是我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是我國詩歌的生命起點。它收集和保存了古代詩歌305首（另有6篇只存篇名而無詩文的「笙詩」不包括在內）。《詩經》最初只稱為《詩》或「詩三百」，到西漢時，被尊為儒家經典，才稱為《詩經》。這些詩當初都是配樂而歌的歌詞，保留著古代詩歌、音樂、舞蹈相結合的形式，但在長期流傳中，樂譜和舞蹈失傳，就只剩下了詩歌。
《詩經》是按《風》、《雅》、《頌》三類編輯的。《風》大多為周代各地的民間歌謠，是三百篇中最富思想意義和藝術價值的篇章。《風》又叫《國風》，包括《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十五部分，收詩160篇。根據十五國風的名稱以及詩的內容，大致可推斷出詩的產生地相當於現在的陝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和湖北北部地區，地域相當遼闊。《雅》是周人所謂的正聲雅樂，又分《小雅》和《大雅》。《小雅》74篇，大部分是貴族宴享時的樂歌，也有一部分是民間歌謠；《大雅》31篇，是諸侯朝會時的樂歌。這些詩大多產生於西周、東周的都城地區，即鎬京（今陝西西安）和洛邑（今河南洛陽）。《頌》是朝廷和貴族宗廟祭祀的樂歌，又分《周頌》、《魯頌》和《商頌》。《周頌》31篇，是西周初年祭祀宗廟的舞曲歌辭，產生地在鎬京。《魯頌》4篇，是魯國貴族祭祀宗廟的樂歌，產生地在今山東曲阜。《商頌》5篇，是宋國貴族祭祀其祖先商王的頌歌，產生地在今河南商丘。
《詩經》作品產生的年代，大致說來，最早為西周初期，最晚至春秋中葉，以公元來計算，為公元前十一世紀到公元前六世紀，歷時五百多年。
關於詩三百篇的作者，古代學者作了許多考證，探尋出多篇作品的作者姓名。這些成果，有的被大家所公認，有的卻不那麼讓人信服。因《詩經》中大部分作品為民歌，是經過長期流傳，不斷加工而成的，作者雖有個人，但大多是群體，他們的名字是不會流傳下來的。即使那些文人、官吏或貴族的作品，有的在詩中也說明了作者的姓名，如《小雅·節南山》「家父作誦，以究王凶」、《巷伯》「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大雅·崧高》「吉甫作誦，其詩孔碩」，作者的名字「家父」、「寺人」、「吉甫」我們知道了，但他們的身份、生平卻淹沒在歷史長河中。能確知作者的只有《鄘風·載馳》等極少數篇章。我們在閱讀這些詩作時，如能分析出作品大約出於哪個階層、哪個時代就可以增進對其內容的瞭解。
這些流傳前後約五百年的詩歌，又產生在如此廣闊的地區，是如何收集和編輯起來的呢？對這個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歸納起來，一是采詩說，一是獻詩說。據說「采詩」是上古時代的一種制度，到周代還有采詩官，他們稱「行人」、「遒人」或「軒車使者」，專門負責到民間採集民歌民謠，然後上報朝廷，目的是便於朝廷瞭解民情，以便察看朝政的正誤得失。獻詩說在《國語·周語》中有記載：「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目的也是「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這些選擇來的詩經過篩選整理，大約在公元前六世紀編定成書。
歷史上還有「孔子刪詩」說，《史記·孔子世家》記載：「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以此來看，詩的編定工作是由孔子完成的。對此，古人就提出懷疑。據《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載，吳公子季札到魯國觀周禮，魯國樂師為他演奏了十五國風和雅、頌各部分樂歌，其編排順序與流傳至今的《詩經》大體相同，而那年孔子才八歲，怎麼能做刪詩工作呢？《論語·子罕》中記載了孔子的一段話：「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看來孔子曾為三百篇做過正樂，即糾正曲調錯誤的工作。這是可能的。總之，《詩經》是經過很多人長時間的收集整理加工而成書的，非一人一時之功。
這些遠古時代留下來的詩篇，千姿百態，內容非常豐富，它如同一幅幅生動的畫卷，真實地描繪出兩千五百多年前那漫長歷史時期各階層人們的生活狀況以及社會面貌。
在那個時代，周王朝及各諸侯國的統治者相互攻伐，對民眾橫徵暴斂，民眾生活艱辛困苦，《詩經》中很多篇章對這些普通民眾的生活作了詳細的記錄。最典型的要數《豳風·七月》，它生動具體地記述了勞動者一年四季的生活，從春到冬，不停勞作，耕種收割，採桑摘茶，養蠶紡織，砍柴打獵，鑿冰釀酒，築場蓋屋，週而復始，沒有一刻閒暇。統治者享受著他們的勞動成果，過著優裕的日子，而勞動者卻住破屋吃瓜菜，「無衣無褐」，二者形成鮮明對照。在《魏風·伐檀》中，指斥統治者不耕不稼，不狩不獵，卻糧滿倉獸滿院。在《魏風·碩鼠》中，把統治者比喻成貪吃的大老鼠，喂肥了自己，卻不顧百姓死活，因而百姓發誓要離開他們，到那沒有碩鼠的理想國去。
繁重的徭役和兵役也給人民帶來了深重的災難。他們四處奔波服役，長年不能回家，《鴇羽》寫王事沒完沒了，徵人無法贍養父母的痛苦。《東山》寫戍卒在外的悲哀和歸家途中的悲喜交集。《擊鼓》寫戍卒思歸不得的哀歎。伴隨著徭役、兵役的繁重，士兵厭戰思鄉，妻子懷念徵人，還出現了一些離人思婦之作。《伯兮》寫女子思念遠征丈夫，無心梳洗，相思成病。《君子於役》寫女子在暮靄中望眼欲穿，渴望丈夫早日歸來。
愛情是詩歌的永恆主題，《詩經》中對愛情和婚姻也有較多的描繪。這些詩，有的寫出愛情的歡樂，有的訴說相思的痛苦，有的反映婦女被遺棄的悲慘。對愛情中的各種表現和心理變化描摹得真摯動人，是《詩經》中極富情采的篇章。全書的第一篇《關雎》就是一首情歌，寫一個青年追求「窈窕淑女」而不得的焦慮和痛苦。《采葛》寫一位男子對采葛姑娘的愛慕和思戀，一日不見，有如「三月」、「三秋」、「三歲」。《靜女》寫男女約會時，等待的焦急及會面的歡樂。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氓》這首長詩，把女子戀愛、結婚、婚後生活和被遺棄的遭遇完整地描述出來，表現了她命運的不幸和性格的剛強。
《詩經》中還有一些政治諷喻詩，大約是一些富有正義感，對國家命運比較關心，或不得志的文人、官吏的作品。他們揭露當權者的昏聵，批評執政者排斥賢才聽信讒言，指斥一些權臣拉幫結伙、妒賢嫉能。還斥責統治者採用荒唐的治國策略，導致國家危機四伏，民眾苦不堪言。《小雅》中的《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雨無正》就是其中的代表作。這些詩不僅對認識當時的社會很有意義，就是今天，也是關照社會的一面鏡子。
《詩經》中還有一些反映周部族發展的史詩，如《大雅》中的《文王》、《大明》、《綿》、《生民》、《公劉》等篇，詳細地記述了周族祖先創業的艱難，有的還帶有神話色彩，詩的篇幅雖長，可讀來毫不枯燥。
《詩經》中有相當篇幅是頌歌祭歌，這些或歌頌祖先，祈求降福子孫，或歌頌在上者的功德，思想價值不是很大。但有些記錄了當時農、牧、漁的生產情況，先人們開拓疆土、營建宮室情景，生動地再現了昔日風貌，是瞭解當時社會的寶貴史料。
總之，《詩經》的內容是相當豐富的，藝術水平也是很高的。讀了這些詩，會使我們受到深深的震撼，能深切地感到今人的思想感情和古人是相通的。
對《詩經》的藝術手法，經前人總結，用「賦」、「比」、「興」三字來概括。「賦」就是直接抒寫和鋪述，這是所有文學作品最基本的方法。「比」就是比喻，以彼物比此物，使事物的表達更加形象生動。「興」，用朱熹的話來說，是「先言他物以引起所詠之詞」（《詩集傳》）。細究「興」字，有發端的意思，也稱起興，一般用在詩歌開頭。起興的句子可以與詩的內容有關，也可以無關。賦、比、興三種方法，在《詩經》中交互使用，有的側重用賦的方法，如《大雅》和《頌》，而《國風》和《小雅》則用比、興較多。
重疊的章句，迴旋反覆地吟唱，是《詩經》中眾多民歌的一大特色。它加強了詩的音樂感、節奏感，在一唱三歎中，使詩人的思想感情得到充分抒發。另外，雙聲、疊韻、疊字的修辭手法，也增加了詩的美感和感染力。
《詩經》的基本句式是四言，每句雖只區區四字，但句法多樣，語氣自然，創造出很多千古流傳的名句，如「楊柳依依」、「雨雪霏霏」、「風雨淒淒」、「風雨蕭蕭」、「戰戰兢兢，如履薄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等等，至今還經常運用。根據內容需要，也有二、三、五或六、七、八字為句的。句式的靈活多變，使《詩經》的詩更加色彩紛呈，多姿感人。
《詩經》到漢代被尊為「經」以後，傳習的人就多了起來，相傳有魯、齊、韓、毛四家。《魯詩》出於魯人申公，他是漢文帝博士。《齊詩》出於齊人轅固生，他是漢景帝博士。《韓詩》出於燕人韓嬰，他也是漢文帝博士。《毛詩》出於毛亨和毛萇，毛亨曾為河間獻王博士。魯、齊、韓三家傳「今文經」，即用漢初通行的隸書寫的《詩經》。《毛詩》傳「古文經」，即用先秦使用的籀文。因各家依據的本子在文字上存在差異，所以對詩義的解釋也有許多不同。
東漢以後，《毛詩》盛行，魯、齊、韓三家詩逐漸衰亡，後來其書也亡佚了。現在留存的三家說都是清代學者從各種典籍中鉤輯出來的，如魏源的《詩古微》、王先謙的《詩三家義疏》等。
《毛詩》在後世流傳最廣，影響也最大。很多學者為其作注，最有名的是漢代經學大師鄭玄作的「箋」。到唐代，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將唐以前關於《毛詩》的各家學說彙集到一起，成了《毛詩》的集大成之作。至宋代，理學大師朱熹作《詩集傳》，成為後來士子考取功名的必讀之作。及至清代，由於校勘、考據、音韻、訓詁學的盛行，解經的著作煙海波起，學術成就也很高。清代關於《詩經》的著作有陳啟源的《毛詩稽古編》、馬瑞辰的《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的《毛詩後箋》、陳奐的《詩毛氏傳疏》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解說突破了經學藩籬，又不拘泥於三家之說，方玉潤的《詩經原始》就很有特色，他主張「循文按義以求詩的主旨」，注意到《詩經》的文學意義，解說文字辭采斐然，是值得一讀的佳作。王先謙的《詩三家義疏》輯三家遺說最為完備，是三家詩學的集大成之作。到了近代，有林光義的《詩經通解》、吳闓生的《詩義會通》、聞一多的《詩經新義》、《詩經通義》等，對《詩經》的探討，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煩瑣考證和穿鑿附會的舊說，提出不少新的見解。
在閱讀有關《詩經》著作時，不可避免地要遇到「詩序」的問題，不瞭解這個問題，對初學者就會造成障礙。什麼是「詩序」呢？一般認為《詩序》有大、小之分，列在《毛詩》各篇之前解釋每篇主題的文字就是「詩序」，也稱「毛詩序」或「小序」。在《毛詩》第一篇《周南·關雎》的「小序」後面，有一段較長的概論《詩經》全書的文字，自「風，風也」至「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稱為「大序」。詩序的作者，一說子夏，一說子夏和毛公，一說為東漢人衛宏。還有說子夏作，毛公、衛宏增益潤色，迄無定論。「大序」提出很多涉及詩歌理論的問題，如「六義」、「正變」、「美刺」等說。「六義」指風、雅、頌、賦、比、興，並對每項都作了解釋。「正變」指「風」詩、「雅」詩有正聲，有變聲。政治清明時，讚美某某的詩就是正聲；王道衰微、政教廢弛時，所作諷刺某某的詩就是變聲。後來鄭玄根據「大序」的說法，將《國風》和二《雅》的265篇詩，劃分出正詩59篇，變詩206篇。「大序」還提出了「美刺」說，即政治的清明與黑暗，決定了詩讚美什麼，諷刺什麼。「大序」還對詩與志、志與情的關係，對詩與政治的關係提出了精闢的見解，對讀者很有啟發，對後代詩歌創作也起過積極作用。「小序」對每篇詩義的解說，有的確有依據，比較符合詩的本意，但也有不少穿鑿附會之說，不可全信。
對於詩的作用，孔子有很高的評價。他說：「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蟲魚之名。」（《論語·陽貨》）又說：「興於詩，立於禮。」（《論語·泰伯》）這就是說《詩》在修身方面有教育作用，在治國方面可以觀察時政得失，還可以使士人相互切磋砥礪，以至批評怨刺統治者的政策措施，把詩教提到了治國興邦的高度。
《詩經》在中國乃至世界文化史上都佔有重要地位。它描寫現實、反映現實的寫作手法，開創了詩歌創作的現實主義優良傳統，歷代詩人的詩歌創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詩經》的影響。《詩經》曾被譯為多國文字，日本、朝鮮、越南、法國、德國、英國、俄國都有譯本，流傳非常廣泛。作為創造民族新文化的基石，我們一定要很好地繼承這一光輝燦爛的文化遺產。
2006年9月，中華書局出版了筆者譯注的《詩經》，收入「中華經典藏書書系」中。此本《詩經》，選入歷來公認的名篇102首，為全書的三分之一。出版後，受到讀者好評，已重印26次。2014年底又應編輯部之邀，筆者將此本擴大為一個全本的譯注本。現在這個全本《詩經》已與讀者見面了，此本分為題解、正文、譯文、註釋四部分，現就這四個方面向讀者說明一下。
一、題解。每首詩的題解是讀懂這首詩的關鍵，弄清楚詩的主題，才能對全詩作出正確的理解。但有的詩篇，自古以來就眾說紛紜，很難確定詩的主旨，因此在寫題解時，既需要吸收古人正確的見解，也要參考今人的研究成果，更要根據詩的本文，反覆解讀，才能選定一個比較正確的主題。此本題解內容比選本詳細，對《毛詩序》符合詩意或有參考價值的，錄入題解中，並加以評論。對前人或今人一些中肯的見解和評論也加以引用，以便使讀者更好地理解詩意。有時筆者也根據詩的內容，斟酌再三，提出一些新的看法。
二、註釋。註釋的原則力求簡潔明瞭，淺顯易懂。對於有多種解釋的詞語或詩句，或選擇一種較符合詩意的說法，或列入另說供參考，對有些比較難懂或較為罕見的解釋，即引用古人的說法，如《毛傳》、《鄭箋》、《孔疏》、《詩集傳》、《毛詩傳箋通釋》、《詩經原始》、《詩三家義集疏》等舊注加以佐證，既解釋了詞語的意義，也可據此追根溯源，加深對詞語的理解。
三、譯文。要想把這部距我們二千五百多年的古樸典雅而又深奧難懂的詩集，用今天的語言準確流暢地翻譯成新詩，實在是一件極為困難的事。古人已有「詩無達詁」、「詩無通詁」的感慨，即對於《詩經》的詩沒有絕對確切或公認一致的解釋。但為了讀者能讀懂每一首詩，對原詩進行翻譯還是非常必要的。對此我主要借鑒古代七言詩的句式，用現代的語言來翻譯。我發現，在這七個字的範圍抉擇字句，既有約束又有足夠空間，可以將詩意解釋清楚，讀起來也像個詩的樣子，較現代詩的長短不一更容易掌握。當然，此前也有學者做過這樣的工作，並且受到好評。而我的譯文在力求準確表達詩意的基礎上，語言更加通俗易懂，不僅適合一般讀者的閱讀，對初次接觸《詩經》的讀者，也是非常適宜的讀本。但此本難免還存在一些疏漏之處，敬祈讀者批評指正。
本書在出版過程中得到中華書局編輯部王軍、宋鳳娣、周旻諸位同仁的幫助和審閱，在此表示衷心感謝。
王秀梅 2015年7月15日於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