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712—770）字子美。祖籍在京兆杜陵（今西安市東南），所以他常自稱「杜陵布衣」，後來曾一度居家杜陵附近的少陵，又自稱「少陵野老」。他這一族從十世祖起徙居襄陽，後因曾祖杜依藝終鞏縣令而遷居鞏縣（今河南鞏縣）。杜甫出身於一個具有詩書悠久傳統的舊世家。他的十三世祖是晉代名將當陽侯杜預，博學多才，武功、政事、學術都有成就，是杜甫心目中最理想的「奉官守儒」的楷模。他的祖父就是「文章四友」之一的杜審言，在律詩創作方面對杜甫有直接影響，所以杜甫自豪地說「詩是吾家事」。他的父親杜閒曾當過兗州司馬、奉天令，但這時家道已經衰落。杜甫出生於唐玄宗登基的那一年，因此他可以說是開天盛世的同齡人。青年時代他曾漫遊吳越齊魯，24歲時應舉不第。天寶初他遇到從宮廷放還的李白，這兩位大詩人的結識成為文學史上的一段佳話。天寶六載他到長安應制舉，這時政治已經愈趨黑暗，奸相李林甫將舉子全部黜落，還上表祝賀玄宗「野無遺賢」。此後杜甫在長安困守十年。雖曾多方干謁希求汲引，天寶十載還向玄宗上過三大禮賦。得到玄宗欣賞，讓他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但又因李林甫從中作梗，未得一官半職。直到天寶十四載，他44歲時，才得到河西尉的小官，沒有就職，又改為從八品下的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在還家探親時，安史之亂爆發。次年他與難民一起流亡，被安祿山軍俘到長安，後逃到唐肅宗所在的鳳翔，任左拾遺。不久貶華州司功參軍。乾元二年（758）棄官，經秦州、同谷入蜀，在成都營建草堂。其間因蜀中軍閥混戰，一度流亡梓州、閬州，回到成都後，被嚴武表為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嚴武死後，杜甫離成都南下，次年至夔州，旅居兩年。57歲時出川，在岳州、潭州、衡州一帶漂泊。大歷五年（770）病死在湘水上，享年59歲。
李白和杜甫都經歷了大唐帝國由盛轉衰的歷史階段。李白的詩更多地表現了盛唐詩人意氣風發、積極進取的精神風貌。杜甫年輩較晚，經歷過坎坷的人生道路，捲入過戰亂的漩渦，又長期淪落下層，因而能夠逐漸走向人民，為人民大聲呼籲。他最可貴的精神是能夠深深扎根於現實的土壤，憂國憂民，以天下為己任，寧苦身以利人。他最主要的成就是能夠寫出許多深刻反映他的時代，堪稱「詩史」的重大篇章。而他在政治上的遠見卓識、關注現實的執著精神以及抨擊時弊的巨大力量，都植根於盛唐的理想、激情、宏偉氣魄和時代責任感。
杜甫在盛世文明的教育下長大，整個青壯年時代在開元年間度過。他從同時代人的遠大抱負和活躍思想中獲得了進取的信心，從一代文化藝術的高度成就中吸取了豐富的營養。「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正是盛唐文人共有的大志。「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望岳》），「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房兵曹胡馬》），無不洋溢著積極樂觀的情緒，顯示出詩人對前途的充分自信。但當他滿懷希望跨入上層社會時，統治集團已經腐敗。長安十年困守，功業上一無所成。「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與王侯顯貴相周旋，使他熟知種種驕奢淫逸的現狀和黑暗政治的內幕。淪落下層，既貧且病，飽經憂患，又使他對社會弊端和民生疾苦體察尤深：「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禂，相許寧論兩相直？」（《秋雨歎》其二）因此，安史之亂前，當大多數盛唐文人還在謳歌太平的時候，杜甫已經透過繁榮的表象看到了社會政治中潛伏的嚴重危機。盛唐文人在天寶時期雖然也對朝廷開邊提出過批評，但大都局限於將士的賞罰不均和用兵的勞民傷財：「死是徵人死，功是將軍功」（劉灣《出塞曲》）。「無為費中國，更欲邀奇功」（王維《送陸員外》）。而杜甫的《兵車行》則已指出窮兵黷武所引起的田園荒蕪、賦稅繁重、人民無法負擔等一系列嚴重的社會危機。前後《出塞》包括了盛唐邊塞詩的全部內容，而詩人對民族關係、邊塞形勢的正確看法使這兩組詩的思想境界超過了所有的盛唐邊塞詩：「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前出塞》）
如果說李白多以含蓄的比喻影射最高統治者的昏淫腐朽，杜甫的《麗人行》則是直截了當諷刺楊國忠兄妹驕縱荒淫的醜態；在慈恩寺塔上，當高適、岑參等詩人還在「盛時慚阮步」〔1〕時，杜甫已經「登茲翻百憂」，產生了「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的預感。《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結合著他在長安十年的感受，表白了「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的執著意願。其中「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欽貢城闕」四句，一針見血地指出封建統治階級驕奢淫逸的生活是建築在剝削、壓搾勞動人民所創造的財富之上。「況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2〕。中堂有神仙，煙霧蒙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霜橙壓香橘」等句，又以外戚貴族極度奢靡的生活與貧民的生活形成苦樂懸殊的鮮明對照，因而「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這一聯千古名句，便更觸目驚心地概括了階級之間的尖銳對立。當他回家以後遭到幼子餓死的慘重打擊時，又從自己的境遇聯想到更加困苦的廣大人民：「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 ![](\"/d/file/xuexi1/535c74cbb7309fb675a849337114b4a6.jpg\")
洞不可掇〔3〕」不僅表現了推己及人的仁者之心，而且從貧困失業之徒和遠征邊戍之卒的騷動不安中看到了一觸即發的政治危機。這首詩標誌著杜甫在安史之亂前思想所達到的高度，也是他對社會現實的認識的全面總結。
在安史之亂中，許多詩人的慷慨高唱沉寂下去，杜甫卻捲入了禍亂的中心。他熱切地關注著國事的變化，與人民一起經受戰爭的磨難。並以盛唐人追求理想的頑強精神不倦地謳歌著平定動亂、中興國家的願望，描繪出這一苦難時代的歷史畫卷。他身陷叛軍佔領的長安，寫下了許多反映戰亂現實，抒發憂時浩歎和愛國熱忱的篇章。《悲青阪》、《塞蘆子》、《悲陳陶》表達了人民渴望官軍收復長安的心聲，對官軍的慘敗、犧牲的將士致以沉痛的悼念，為不能向朝廷獻籌邊策而無限焦急。《悲陳陶》〔4〕: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
四萬義軍同日死。群胡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
都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這首詩不僅以血淋淋的實錄反映出唐軍慘敗、叛軍氣焰正盛的形勢，兩京百姓在血泊中哀吟的慘象，而且以典型的畫面凸顯出人類戰爭的殘酷。表現的不僅僅是對時勢的密切關注，更重要的是無數生命的輕易毀滅在詩人內心造成的強烈震撼。《悲青阪》希望連續慘敗的官軍得到暫時休整：「山雪河冰野蕭瑟，青是烽煙白是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塞蘆子》建議官軍派兵扼守陝北的蘆子關，以防叛軍從太原長驅西進；《哀江頭》在荒涼的曲江邊抒寫了在動亂中對太平盛世的追念；《哀王孫》反映了唐王朝在大亂之初幾近崩潰到開始整頓的歷史過程。《春望》將懷念家人與憂慮國運的深情融為一體：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
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詩人強烈的憂國之情使無情的草木花鳥都為感時恨別而濺淚驚心，這首詩也成為高度概括家國之恨的傳世名作。
在投奔行在到貶官華州這段時期，杜甫寫下了可與《五百字》媲美的名篇《北征》，抒寫對當時政治、軍事形勢的看法，希望朝廷總結安史之亂的教訓，及時糾正錯誤，不要過於倚重助唐平叛的回紇，以免造成更大的後患。在對現實的清醒批判中，又表達了對國家中興的展望和信心。「三吏三別」寫下了他在兵荒馬亂之際親眼所見人民所遭受的種種苦難，既揭露統治者的昏庸無能，不顧人民死活，又忍痛鼓勵人民走上前線支持平叛戰爭。《彭衙行》、《羌村》三首由詩人家庭在喪亂中的艱難處境反映了廣大人民共同遭受的苦難。由於命運的機緣巧合，使杜甫深入到社會現實的底層，他所描寫的一切都是親身體驗，並與他經歷的兵災禍亂、政治風波以及家庭的悲歡離合融合在一起，這些詩篇才具有極其強烈真切的感人力量。
杜甫漂泊西南時期，遠離了政治中心。但他將自己飢寒交迫、艱苦備嘗的生活與國家的安危、人民的苦難緊緊聯繫起來，寫下了大量懷念盛唐的詩篇，抒發了中興無望的悲慨。他把儒家奉為國家祥瑞的鳳凰當作自己的圖騰：「我能剖心血，飲啄慰孤愁。血以當醴泉，豈徒比清流？所重王者瑞，敢辭微命休？」（《鳳凰台》）為了重現太平之治，他不惜生命，甘願剖心瀝血，作為供養鳳雛的醴泉。《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由個人的不幸遭際想到天下窮苦人水深火熱的生活，為了他人的安定幸福，他甘願以一己之身承擔起所有的苦難：「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這種寧苦身以利人的精神，體現了歷代中國人所理想的古聖人之心。
兩京收復以後，各地軍閥紛起作亂，吐蕃回紇侵擾不絕，宦官把持朝政，戰火此起彼伏。杜甫在經歷了官軍收復河南河北的短暫喜悅之後，又陷入了對時勢更深的失望：「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釋悶》）。隨著他對社會弊端的認識愈益深化，他的抨擊也越來越有力。《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說：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尚嗷嗷，十歲供軍食。
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為德。……
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蟊賊！
詩中無情地揭露了人民受「豪奪吏」巧立名目的「誅求」的事實，並義正辭嚴地將那班貪官污吏斥為「蝥賊」，指出欲救窮民必先除去這些「務割剝」的「庶官」。《枯棕》詩用被「割剝」至死的枯棕比喻被官府搾乾最後一滴血的「江漢人」：
蜀門多棕櫚，高者十八九。其皮割剝甚，雖眾亦易朽。
徒布如雲葉，青黃歲寒後。交橫集斧斤，凋喪先蒲柳。
傷時苦軍乏，一物官盡取。嗟爾江漢人，生成復何有？
有同枯棕木，使我沉歎久。死者即已休，生者何自守？
啾啾黃雀啅，側見寒蓬走。念爾形影干，摧殘沒藜莠。
「割剝」是「剝削」的同義詞，杜甫是第一個用「割剝」來比喻官府征斂的詩人。由於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杜甫不可能從根本上反對剝削制度，可是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了苛政和誅求的根本性質。《客從》詩說：
客從南溟來，遺我泉客珠〔5〕。珠中有隱字，欲辨不成書。
緘之篋笥久，以俟公家須。開視化為血，哀今征斂無！
以珠化為血的虛構故事形象地說明了朝廷征斂的珠玉均為人民的血淚所凝的真理。《歲晏行》描寫瀟湘一帶的人民在官府誅求和奸商欺蒙之下無以為生的痛苦處境：「去年米貴缺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無衣無食的農民被迫賣兒賣女以交租稅，然而他們割捨骨肉換來的是「私鑄」的惡錢，與之形成對照的卻是達官貴人奢侈無度的生活，這就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民不聊生的原因和後果。他在出蜀後所作的《三絕句》中痛罵那些專橫殘暴的地方軍閥是狠毒甚於虎狼的群盜，大膽地揭露皇帝殿前的禁軍殺戮百姓、姦淫婦女的罪惡：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群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
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同〔6〕。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他還指出天下動亂、盜賊叢生的根本原因是統治者的驕奢淫逸：「不過行儉德，盜賊本王臣！」（《有感》其三）認為盜賊本是好百姓，文貪武暴才逼得他們鋌而走險。
尤其可貴的是，杜甫在後期還突破了他早年以君為中心、臣為附庸的傳統觀念的局限，對肅宗、代宗的昏庸無能進行了大膽的譏刺：「鄴城反覆不足怪，關中小兒壞紀綱。張後不樂上為忙。至令今上猶撥亂，勞心焦慮補四方」（《憶昔》其一）。指出官軍鄴城之敗，原因在寵任宦官，聽信張皇后；他指責皇帝不肯起用賢者，又不能懲罰奸佞：「賢者隱屠釣，王肯載同歸？」「不成誅執法，焉得變危機？」（《傷春》）甚至尖銳地提出：「天子多恩澤，蒼生轉寂寥！」（《奉贈盧五丈參謀琚》）把蒼生的災難歸因於天子的「恩澤」。當然，面對藩鎮割據已初步形成的複雜形勢，杜甫的思想也是極為複雜的。他更多的詩是要求武臣忠於朝廷、報效天子，因為忠於天子已與忠於國家的觀念混為一體。出於對昏君庸主的失望和對明君賢主的嚮往，他特別懷念開元全盛時期的政治。而這種對開元盛世的追懷又往往與他晚年貧病衰朽的身世飄零之感，以及對世亂不息的憂慮交織在一起：「不眠憂戰伐，無力正乾坤」（《宿江邊閣》）。「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登岳陽樓》）。《憶昔》、《秋興》、《丹青引》等詩都傾注著追憶開元往事的沉痛心情。他在夔州所寫下的幾百首詩大多以回顧自己的生平和總結盛唐的興衰為主題，抒寫了自己無力重正乾坤的悲哀。直到他生命的最後一刻，所念念不忘的還是「戰血流依舊，軍聲動至今」（《風疾舟中伏枕書懷三十六韻》）的現實。
由杜甫思想發展的幾個階段可以看出，由於他處於唐王朝極盛而衰的突變時期，因而對國家命運的興衰對比具有特別強烈痛切的感受，這是任何時代的詩人都難以相比的。又由於他個人特殊的遭際，才能使盛世所賦予他的遠大理想和時代責任感在亂世中得到深化，使他對現實的批判產生震撼人心的激情和力量。這一點是杜甫高出於中國文學史上所有詩人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