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造自我、認識自我、培養獨立的思辨能力，相信是每個家庭的教育追求，但究竟應從何下手呢？大學又能夠提供什麼呢？經久不衰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人文為中心、由敬業的教授主導小班教學的博雅教育。這並非新鮮事物，但是的確需要人力和物力的投入。
那麼什麼是博雅教育？博雅教育並非政治學裡的自由主義（Liberalism），其中「Arts」也不僅僅是指藝術，它的含義表述為人文（Humanities）更為恰當。博雅教育定義涵蓋了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簡單來講，博雅教育追求學識的目的是學識本身，即一種純淨的求學理念。引用哈佛大學英國文學系教授路易斯·門納德的語言：「博雅教育並不為職業技能、經濟回報或某種意識形態而服務。」與它相對立的是應用學科或職業技術類學科，如護理、師範、商科、法學、醫學等。博雅教育是探究和追求真理的教育，而非為了任何形式的實用性回報。
博雅教育所探究的是知識的產生過程，是對知識的溯源，而不是去接受現有的知識；學生不是吸收知識，而是對新舊知識進行思辨。面對任何信息，我們要判斷它的真實性；我們要思考信息背後的其他問題；不論是學習生物化學、政治學還是美國文學，我們要瞭解各自的假設框架，並清楚如何進行進一步分析。更確切地講，我們學習的根本目的不是收集信息，而是論證。大學的教育是熟悉並掌握論證能力的過程：學會收集論據、分析現有的權威觀點、預見駁論、合成新的論點、最後義正詞嚴地表達結論。學會分析他人觀點，並獨立闡述自己的觀點，這個過程必將是艱難的、緩慢的，而大學4年僅僅是個開端。
歷史學家西蒙·施瑪（Simon Schama）在哈佛授課之後，曾有學生抱怨自己在聽課之後變得更加迷茫。是的，本應如此。大學教育本該讓我們開始瞭解到，我們之前所知道的，其實並不是那麼簡單或者不變的。
在人們眼裡，學術界總是在玩弄理論、故弄玄虛、把事情複雜化，簡直就是自娛自樂。簡單來講，大學學習就是與現實的正面交鋒。這個世界充滿了複雜微妙的事物，如酵酶的結構、莎士比亞戲劇的語言、現代經濟的運作等等。雖然我們努力去整理龐雜的世界，但是真相總是難尋。有些信息已經演變成事實，如熱力學定律、法國革命的日期，對此我們也許能輕鬆接受；但是，對於最前沿的發現或許只能摸著石頭過河，通過一系列的嘗試、犯錯以及保持小成功之後的虛心，方能撥雲見日。
首先，博雅教育要做的就是，接受並欣賞以上所述的學習特點。在美國，博雅教育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它的廣度。也許你只鑽研某一個領域，但是你同時會接觸到一系列其他科目。你不僅僅學會思考，而且要學會不同的思考方式。你也許會從心理學的角度瞭解人類行為特點，但你也會從文學的角度去體會人類行為。你也許會先從哲學的角度認識現實，但你也會從數學或物理的角度思考現實。通過諸多角度的比較，你的頭腦才會變得更加敏銳，更加靈活；你也因此變得更加善於質疑，思想更加嚴謹。最重要的是，你學會了自我引導。
也許有人認為博雅教育在職場上會處於劣勢，但是現實是受其教育的大學畢業生在職場上如魚得水，而且個人能力並不會受其專業所限。《華爾街日報》曾經有一篇名為《僱主認為：大學專業是次要考慮》的報道。他們做了一項由318家公司參與的問卷調查，發現93%的僱主認為，「批判性思考能力、溝通能力以及問題解決能力要比求職者的本科專業背景更為重要」。尤其是現在的工作需要混合型人才，能力的重要性超越專業背景實乃大勢所趨。美國大學協會主席卡羅爾·蓋瑞·施耐德（Carol Geary Schneider）注意到，「僱主對學校的期望與公眾和政策制定者對學校的認知存在一條很深的鴻溝」。
為此，《華爾街日報》分析了兩個專業背景之間在薪水上的區別，其更大的原因來自各自選擇的行業之間存在區別。選擇更有「錢」景的學生（如經濟學專業）當然會高於其他，這只是主觀選擇的問題，並不代表兩個專業之間掙錢潛力的差異。攻讀你所熱愛的專業會幫助你變得富有，但不一定有錢。從長遠的角度來講，以起薪論成敗絕對是一個陷阱。職業技術性專業的確在起薪上佔據優勢，但是在接下來的10年時間內，這種優勢會逐漸消失。真正的教育是為了你的長遠職業發展而做準備的，絕不是為你的第一份工作做準備的。
同時，另外一份問卷調查顯示，30%的公司從文理學院招聘，僅次於工程類或計算機專業（占34%），但是遠超於金融和會計專業（占18%）。進行調研的機構負責人表示：「公司更看重軟實力。硬能力是可以教出來的，但是軟實力需要培養。」另外，只有44%的僱主認為，大學畢業生已經具備為公司創造實質性貢獻的能力。
另外一份研究發現，「大學畢業生普遍在溝通以及團隊合作上存在明顯不足，不能夠從多角度對待一個複雜的工程。只有1/4的學生具備勝任工作的思考和寫作能力」。而這些軟實力恰恰就是博雅教育所致力培養的。從長遠來看，現實似乎已經印證了美國前財政部部長、哈佛大學校長拉裡·薩默斯（Larry Summers）所言：「我們所學的在10年內就會被淘汰。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學習。」如中國諺語所言：授之以魚，不如授之以漁。
一家澳大利亞咨詢公司創始人托尼·格斯比·史密斯（Tony Golsby-Smith）曾經在《哈佛商業評論》上發表過一篇名為《想要創新：僱用人文專業學生》（Want Innovative Thinking?Hire from the Humanities）的文章，他坦言：「學習莎士比亞詩歌或者塞尚繪畫的學生具有更強大的思維，往往更容易以新穎的角度解決一些傳統方法無法處理的問題。」托尼進一步補充道：「咨詢業巨頭公司如麥肯錫或貝恩同樣青睞擁有人文背景的學生。你可以選擇直接招聘這些學生來用，否則就只能向大公司支付昂貴的咨詢費用來替你的公司出謀劃策。」
與此同時，職業技術類學校也逐漸意識到博雅教育的價值。醫學院加大了對病理以及病人本身的雙重關注，因此轉向錄取更多人文以及其他非自然科學類背景的學生。塔夫斯大學的法學和外交學院院長巴斯卡爾·卡克拉福蒂（Bhaskar Chakravorti）曾經發佈過文章，建議MBA課程應該弱化對「專業型人才」的強調，加強培養平行混合學科的綜合型思考人才。工程學院也開始注入人文學科元素，加強對學生思考和溝通能力的培養，力求彌補技術背景自身有限的生命週期。
橫向對比職業技術類學校的SAT成績，人文類學生在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的表現要優於生物專業的學生；在法學院的入學考試LSAT超越社會科學專業的學生；在商學院的GMAT入學考試成績優於商科背景的學生；在GRE考試的閱讀和寫作部分，人文專業背景的學生是所有專業中平均分最高的群體。
可見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大環境之下，博雅教育培養創意性人才的價值尤為突出。作家托馬斯·弗裡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他的《世界是平的》一書中，描述了對未來的展望，他強調，未來的主流是能夠建立新行業、創造新工作的人群，而並非服務於現有行業的人。
因此，我相信，博雅教育完美地符合這個標準。面對具有高度流動性和不穩定性的全球經濟，傳統式的職場陞遷遊戲規則已經蕩然無存，甚至連工作的意義也被重新定義。理查德·格林沃德（Richard Greenwald）在他的《微型企業家時代》（The Miropreneurial Age）一書中提及，新人類應具備的素質包括「學識的廣度、跨學科文化知識、信息敏感度以及待人處事的靈活度」。另外，「終生學習能力、持續成長和創新的態度」是不可缺少的。托尼·瓦格納（Tony Wagner）在他的《全球成就鴻溝》（The Global Achievement Gap）一書中透露，「甚至連高科技類公司也相對看輕學科知識」。全球最大私募基金之一凱雷集團聯合創始人大衛·魯本斯坦（David Rubenstein）在瑞士達沃斯舉辦的全球經濟論壇上發言：「H=MC。H代表的是Humanities，即人文學科，MC是More Cash的縮寫，即更高的收入。」現在的社會，信息唾手可得，關鍵在於是否懂得如何有效利用信息。
當下的美國正在經歷一場波及全國、涉及高校和基礎教育的雙軌性「數學和科學」運動，上自總統，下至幼兒園，人文學科退居二線，「數學和科學」則佔據主流。世界的另一頭，中國、印度和新加坡已經意識到，要達到美國創新文化的高度，依賴於填鴨式的技術類教育是遠遠不夠的，因此開始模仿美國的人文教育。
比如新加坡國立大學與耶魯大學聯盟，創建了博雅教育特色的新式學院。印度理工學院（相當於美國的麻省理工學院）在課程的比重中加大了人文和社會科學。中國長久以來盛產科學家和工程師，並且經常在國際性測試評估上取得優異成績，但是中國的教育界開始越來越關注到，獨立的、批判性思維在教育中的缺失。有些人把美國近些年來的經濟滑坡同亞洲經濟的持續性成長進行對比，把其比喻成新一輪「與蘇聯的太空競賽」。當我們獲得勝利之後，我們把蘇聯拋在了腦後；但是如今，我們面對亞洲，缺乏這樣的信心。
有不少人懷疑甚至嘲笑學習亞里士多德能夠「促進就業」，但是這種認識是完全錯誤的。一本《年輕人職業發展指南》建議，學生應放棄大學，其引用了一位大學退學女生的觀點：「大學畢業之後，沒有人在乎你是否精通蘇格蘭哲學家大衛·休謨或讀過康德的著作。」也許是吧。但是通過學習和瞭解這些人類歷史上的巨人，精讀他們的藝術、文學以及哲學作品，就如另一位學生所感：「我每天被迫去思考人類歷史上最難的問題，因此我掌握了最有效的表達和思考能力」。
如上所述，博雅教育的終極目標並非實用主義，而是培養你超越空間和時間來思考問題、不受工作性質所限制的能力。博雅教育所關注的是公民權益、他人利益以及構建一個健康的、有創造力的、自由的自己。當然，構建自己並非空穴來風，一個有效的辦法是向前人借鑒智慧。人文藝術包含了歷史、哲學、宗教學、文學以及其他形式的藝術，記載了前輩對人性最深刻的認識。我們在享用他們碩果的時候，針對的並不是某個固定領域或某種職業，而是人性，其範圍之廣能容下整個宇宙，其中不乏愛情、死亡、家庭、道德觀、時間、真理、神明等一切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話題。
縱觀歷史，人性或人生思考之前是依托於宗教學的，但是現今，人文藝術已經替代了宗教學。橫跨18世紀和19世紀，傳統的信念受到現代科學以及啟蒙運動的挑戰，人文藝術逐漸演變成受教育人群討論生命價值和意義的平台。
如今尋求真理的途徑變得多元化，經歷也更加個性化，人們摒棄了過去的教條式模式。相較於從《聖經》中尋找答案，人們現在可能會選擇去閱讀俄國文學巨匠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欣賞貝多芬的音樂或者去觀看易卜生的戲劇。圖書館、博物館以及劇場變成了新一代的教堂，成為人們尋求情感抒發、懺悔、喜悅以及超脫的靈魂空間。這是一種新的信仰——唯美主義，即對藝術的膜拜。
文學家惠特曼在他的著作《民主的前景》（Democratic Vistas）中宣佈，「牧師離場，神聖的學者降臨。」《一個青年藝術家的肖像》則以戲劇性誇張的手法描述了宗教信仰向人文藝術的過渡。故事主人公史蒂芬放棄加入天主教會，因此放棄了擁有聖餐變體的機會，他投身於文學，引用書中的言語，他「把每日平凡的生活經歷轉變成永恆的發光生命」，即永不腐朽的藝術作品。
英國文學成為大學一門重要學科並非偶然，時間上與唯美主義的出現重疊。古希臘語和拉丁語作為固定的知識性信息，長久以來被大學定位為核心課程，但是，它們的地位逐漸被英國文學和其他人文藝術課程所代替。宗教學借此機會，演變成了人文藝術的一部分，《聖經》不再是宗教課本，而是文化的載體。這種演變是自然的、有效的延續。美國大部分大學的建校史與教會有緊密聯繫，演變到今日，大學依然努力執行布道任務，但是是在非特定宗教的框架之下。
在19世紀末，除了科學背景專業的出現，人文藝術課程逐漸佔據了更主流的地位，其中包含「經典著作」和其他「通識教育」的課程。大學校園的禮拜堂牧師說教布道的角色，也逐漸被教授替代，由教授在課堂裡引導學生借助經典文學來討論人性。
常言道：真理難尋！那麼藝術憑借什麼通向真理呢？藝術要求我們花大量時間努力觀察現象，並且花更多的時間和氣力表達你對觀察的理解。任何有過繪畫寫生經歷的人對此都深有體會，在作畫之前，首先要全身心地觀察繪畫的對象，幾乎要看透它，胸有成竹後才可以動筆。比如，我們的對象是一杯水，常人的認知往往是功能性的，即它是解渴的工具，目光一掃而過。但是藝術家會觀察其各個方面的特徵：如杯子在盛水時的顏色，杯身上的指印，水面的凹凸部分的光澤，以及杯子所投射的半透明影子的形狀等等。
既然繪畫的過程如此，其他類型藝術的要求也大同小異。在文學世界裡，讀者所觀察到的主要對象並非物質世界，而是人類的心理和社會現象。一位詩人所觀察的是，他對自己身體或者家人的主觀真實感受，絕不是客觀的感受。小說家向我們展示了人與人之間的真實相處：斤斤計較的、麻木無情的、單相思的，等等。那並非都是我們道德所提倡的行為。我們的日常生活也許沉浸在口號式政治理念的宣傳或人與人之間客套的甜言蜜語之中，它們構成並包圍了我們的生活。藝術的使命是幫助我們突破這些重圍，使我們從中得到解放。但是真相往往令人難以承受，因此我們會自欺欺人，極力逃避真相。在德語作家卡夫卡眼裡，「書籍就像一把斧子，為我們結冰的內心海洋開出一條道路」。書籍是我們心靈冰蓋的破冰船。
約翰·拉斯金（John Ruskin）是19世紀最偉大的藝術評論家，他對法國偉大作家馬賽爾·普魯斯特和印度人甘地有著深遠的影響。對待文學，他懷有自己獨到的理解：
我越來越深信，人類在這世界上所成就的最偉大事業，是以最樸素簡要的語言表達出自己的所見。在上百人的大會談天說地的人中，也許只有一人會思考；在上千個會思考的人中，也許只有一人能洞察。洞察把詩歌、預言、宗教結合為一體。
當我們著迷於成績、收入乃至性生活時，卻走馬觀花式地對待我們所生活的世界。而藝術的力量，如英國詩人雪萊所言，就是讓靈魂驚醒過來。
另一方面，我們相信科學，我們的生活也變得更加富有科學性，從而我們認為，只有可以量化的科學性信息才是客觀的，才算是知識。從此，人文藝術受到了巨大的挑戰，更談不上如何帶領我們尋得真理了。但是科學和人文各有特點，並不矛盾。考古學家、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古爾德（Stephen Gould）認為，藝術、科學和人文「三足鼎立」，各自擁有自己的使命。
科學性知識所表達的是內心之外的世界，有助於我們客觀地觀察事物。人文知識表達的是我們對世界的感受和體會。畫家通過作品，主觀表達了自己的所見，尤其在現代社會，其內容包含了人類因自己所見而產生的夢想和恐懼。小說家努力營造氛圍，讓我們體會到生活在不同時代的酸甜苦辣。曾經有一次，我告訴從醫的兄長，自己作為文學評論家，對時間和空間充滿濃厚的興趣。他當時的反應似乎出乎意料：「難道你是想做大腦手術？」我所指的時間和空間並非物理學家所研究的科學概念，而是小說家筆下人類對時間和空間體會的記錄。
時間在文學作品裡的變化是隨著人物意識改變而推進的，而非時鐘可度量。英國女作家弗吉尼亞·伍爾芙的著作《達洛維夫人》（Mrs.Dalloway）和《去燈塔》（To the Lighthouse）淋漓盡致地體現了這種關係。書中人物在某個清晨所聞到的清香可能帶著他回到了過去的某個時刻：30年前在露台上同故友的敘舊，可以完全沉浸在美好的世界中。記憶、沉思、渴望等各種思緒湧上心頭。突然間一個念頭被拉回到了現實，轉而又繼續往前衝看到了未來。伍爾芙成功地讓讀者感受到了時間的推進。
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更能讓讀者感受到空間的變化：他筆下的陽光大道、背街小巷、迷宮般的小路、神秘的霧氣和黑影等營造了強烈的空間感。或許我們要屈身進入一間閣樓，或許我們在奢侈的公寓樓裡穿梭，或許黃昏中，我們在下班高峰的人流裡掙扎。居住在大都市的人們繁忙地穿梭於層層空間裡，陌生人和朋友之間只有模糊的界限，你我的身份是隨時可丟可尋的標籤，偶然事件變得並不偶然。城裡的空氣中充滿了驚恐、莫測、憤怒、嫉妒等各種情感。沒有任何計時器可以量化我們從伍爾芙那裡得到的收穫，也沒有尺子可以丈量狄更斯的價值。真正懂我們的是故事，而不是公式。
科學工作者通常使用最客觀的語言，因此數據是他們習慣的語言。藝術工作者講述個人經歷，意在引起他人的共鳴。人文知識不存在方程式或者定律，它因人而異，因文化而異，因此它無法被證明，無法被量化，也無法被複製。我們只能解讀人文知識，無法計算人文知識。在欣賞一首詩、一件雕塑或者一段音樂的時候，我們關心的不是它的大小，它的流行程度或者它的製作材料，而是它的意義。也許針對一個科學現象，我們會問：「這是真實的嗎？」但是學習人文知識，我們會問：「這與我的關係是什麼呢？」
我們在閱讀文章或者欣賞藝術品時，最關鍵的問題不是我是否看明白了，而是該篇文章或該件藝術品是否能引起我的共鳴，從而幫助我更懂得自己。這也應該是大學教育的作用。為什麼要讀經典文學作品？弗吉尼亞大學教授馬克·埃德蒙森一針見血地解釋道，「這些作者可能比你更瞭解你自己」。難怪會有心理咨詢師將文學作品用於咨詢治療。以下是一位心理咨詢師的自述：
我最近結束了一個治療時間長達6年的病例。這位病人來見我的初始原因是，他對鎮靜藥品上癮。他患有重度抑鬱症，整體精神面貌萎靡、負面、消極。當我建議他去閱讀20世紀英國作家戴維·赫伯特·勞倫斯的作品的時候，他欣然接受了，這是我接觸過的極少見的一位。在多年的治療過程中，我們沒有離開過勞倫斯。人們往往在文學中找到自己，在我14歲時，我就在《麥田里的守望者》裡找到了自己。我的這位病人會帶著勞倫斯的書來見我，並在現場閱讀某些段落，然後告訴我：「這就是我！」
「這就是我」的歡呼就是藝術作品的最高境界。我們從他人身上看到了自己，他人也在我們身上看到他們自己。這種體驗就是弗洛伊德所講述的「既陌生又熟悉的感覺」，發現了另一個自己。
藝術的魅力在於，它帶著我們去了遠方，但讓我們感受到回到了家。當我們在閱讀《哈姆雷特》或《簡·愛》時，橫跨幾度空間和時間，心懷罪惡感和幸福感，這些作品如鏡子般照出了我們深藏心底原本的性情，但我們又感覺到它們是如此新奇。中世紀的丹麥，一個充滿臣子和王子的世界，當你在閱讀它的時候，身臨其境，似夢非夢。「找到自我」，如此美麗！
藝術讓我們銘記住種種經歷獨特的名字。古希臘悲劇中的安提戈涅，坎特伯雷中的巴斯婦人和包法利夫人，她們各自代表了三類人：無助的理想主義者、無畏的慾望主義者和不滿的浪漫主義者。借助她們，我們窺視到了潛伏在自己體內的巨大潛力。我們所熟悉的小說人物，如亞哈船長（來自《白鯨》）、哈克貝利·費恩（馬克·吐溫筆下的人物）、蓋茨比（來自《了不起的蓋茨比》）、霍爾頓·考爾菲德（《麥田里的守望者》主人公）、女黑奴塞絲（來自《寵兒》），他們在書中所扮演的角色，充分表達了美國不同時期的意識形態。
同時，藝術作品還可以為青澀的年輕人提供生活的縮本。《傲慢與偏見》的主人公伊麗莎白·班納特是一位化譏諷為幽默、不懼強權的現代知性女性領袖。《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主人公斯蒂芬·迪德勒斯勇於放棄朋友和家人，接受孤獨一生的藝術天才的命運。書籍幫助我們預見未來，賦予我們去創建屬於自己生活的想像力和勇氣：他人可以，我也可以。弗吉尼亞大學教授埃德蒙森把閱讀比喻為「生命的第二次機會」。藝術並不會造就一個完美的你，卻可以成就一個更自由的你。
當然，影響你生活的還有時尚或者廣告。比如《五十度灰》、耐克公司的廣告語或無數的流行音樂等，它們成功地調動了每個人那根「本我」神經，讓你陷入無窮無盡的幻想之中。那樣的生活方式誰不想要？
藝術與其他形式的刺激的本質區別在於：它不僅僅為讀者提供了生活榜樣，而且也提供了質疑藝術本身的方法。閱讀文學作品要求的是一份審慎的態度，而非衝動。我們要思考伊麗莎白的生活方式有什麼局限？史蒂芬對自己會有什麼顧慮？霍爾頓是否確信自己是正確的？亞哈船長最後是明智的嗎？如果博雅教育意在挑戰已成定數之事，那麼人文藝術專注的是倫理學和存在學，即我們應該如何待人處世，我們到底是誰。
作家安德烈·科德雷斯庫（Andrei Codrescu）認為，故事激起反思。不論是《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黑暗之心》還是《奧德賽》，書籍促使我們思考自己的生命，我這本書自然也不例外。
我們思考的並不僅僅是價值觀。我們生活中經歷的一切都能夠在藝術中尋得：莎士比亞的《麥克白》或者美國家喻戶曉的《黑道家族》體現了人性的野心，俄國短篇小說家契訶夫或意大利導演費裡尼的作品呈現了社會的倦怠，美國作家拉爾夫·艾莉森（Ralph Ellison）和印度作家阿蘭達蒂·洛伊（Arundhati Roy）筆下的人群邊緣化等。
就我而言，先輩給予我無窮的智慧：但丁教會我愛與恨並非對立，而是兩者相輔相成；英國小說家福斯特讓我明白，開放式心態所掩蓋的是虛榮和無知；作家瑪麗·蓋茨基爾向我揭示，靈魂在肉體上的體現方式。我並不確定上述這些是否影響了我在生活中的種種決策，但是它們確實深刻地鑄成了我對自己和這個世界的認知。
埃德蒙森教授強調，「要把自己的生活經歷，通過深度感受和思考，與書本的所學結合為一體」。生活與藝術，實為生活中的藝術和藝術中的生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在之前篇幅中我提到過，描繪一件物品必須看透它，就如同維多利亞時期的詩人馬修·阿諾德所言，你要看到「它真實的內在」。「內在」並非指人，而是個人慾望。這個道理不僅適用於觀察物品，也適用於觀察人。我們往往以自我為中心，把他人或他物視為自己的延伸或附屬品。體驗藝術就是允許自己在最親密的氛圍下去體驗他人，不論是阿基裡斯，安娜·卡列尼娜，還是艾米麗·狄更森。從中我們獲得最根本的收穫在於：我們知道了自己並非世界中心，他人並非為我而存在。每個人都擁有自己的尊嚴和對世界的認識。
引用哲學家瑞貝卡·古德斯坦（Rebecca Goldstein）的原話：「我忠於小說。我信奉它為我帶來體驗他人世界的巨大力量。」藝術淡化了自我中心，教會了我們要有同情心，提高了我們的情商，也許藝術真的可以造就更好的你。
那麼問題來了，博雅教育真的能改變你的生活嗎？一位學生的提問我至今記憶猶新。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博雅教育同樣會改變你身邊其他人的生活。如今的理想化年輕人熱衷社會科學，如政策和大數據，儼然一派專家治國的氣勢。但是，我們能夠衡量的只限於我們所知道的存在，甚至連已知的也很困難。在我們急於創造一個更美好的未來之前，康德提醒我們，我們要先明白「人性的這根曲木」，即我們到底為誰創造將來。
我們需要研究人類是如何思考的，人類的追求是什麼，行為習慣是什麼等等，同時我們要瞭解未來的規劃中可能存在的缺陷。人文藝術以簡單的方式填補了社會科學的缺失。
社會科學的龍頭學科經濟學總結人是理性的，人性是自私的，人類的出發點都是將個人利益最大化。我相信《李爾王》的作者或《卡拉馬佐夫兄弟》的作者會持反對觀點。外交戰略家查爾斯·希爾（Charles Hill）稱文學為不受框架和方法論限制的語言，其強大的自由度和靈活性能夠充分表達世界的真相。也有人說，小說已經成為歷史，《戰爭與和平》之類的書籍屬於信息流通極其低效的時代。但是持這些觀點的人需要明白，網絡上的博客或1400頁的維基百科根本不能與《戰爭與和平》相提並論，因為前者根本提供不了接近於宏大高深的生命探究，後者提供的並非信息，而是闡述了生命。
區別於自然或者社會科學，人文學科同時又是一門歷史課。英文記載了英國文學歷史；宗教學記載了宗教的歷史。我們常說，做人不能忘本，人類作為群體，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歷史。過去是我們所有思想和感受的來源，只有瞭解過去，我們才能瞭解現在的世界和現在的自己。只有瞭解過去，我們才明白現在的國家法律、社會結構和群居關係。在個人層面，瞭解自己的過去，你才會明白自己言語背後的動機。評論家諾思洛普·弗萊（Northrop Frye）建議，博雅教育要舉辦頒獎儀式，好比一場戲劇的高潮。這個獎項就是慶祝對自己的認識。
阿蘭·布魯姆認為，「最成功的專制制度能夠成功扼殺掉多項選擇的可能性」。過去給予了現在生命，但又不同於現在，如同母子關係。看到過去，我們就擁有了不接受現在的勇氣。看到過去，我們終於明白，從小接受的人生道理並非一成不變，它在時間上具有時代烙印，在空間上具有局限性。既然現在可以不同於過去，那麼未來也可以不同於現在。要成為一位領導者，過去就是最合適的開端。
在不少人眼裡，藝術不過是安慰劑或裝飾品，它是屬於富人階層的一種高雅消遣方式。也有人收藏藝術品，使其保值增值，似乎藝術在滿足人的需求之上的更高價值就是用於交易。在大學校園裡，藝術被視為一種「文化資本」。它是提高個人社交圈活躍度的工具。文藝復興領域的學者、哈佛大學教授史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就人文學科的價值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文化性知識實際上對個人職業發展是有正面意義的。」這些看法，只是藝術和人文價值的一部分而已。
我承認「文化資本」的現實價值，也看到了大學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但是這種認知是陳舊的，不適合於詮釋人文學科的現代意義。
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經典人文課程的建立，的確是為了幫助當時移民後代（主要是來自南歐和東歐的猶太人和天主教徒）更好地融入。但是20世紀六七十年代之後，這種說法（針對移民或者下層階級）已經不能成立。在主流的雞尾酒會上，人們關心的話題不再是古羅馬詩人維吉爾或者法國哲學家盧梭；達·芬奇或者莫扎特也並非所有人都熟悉（當然好萊塢影星萊昂納多倒是家喻戶曉）。在酒會上，沒有人知道或在乎你是否十分了解法國文藝復興時期標誌性哲學家蒙田，但是你得知道HBO（美國付費電視節目）、NPR（全國公共廣播電台）及REM（美國搖滾樂隊）。
如今的文化資本是通過模仿而得到傳播的：一位學生會模仿畢業於頂級高中的同學的言行舉止和海外旅行的消費習慣，吸收他們認可的前沿思想，甚至購買與他們相似的生活日用品。
此外，有人認為人文藝術適合於無須擔心溫飽問題的富裕家庭的孩子，但是名校的其他學生為了求生存，就應該更務實，學習與數據相關的專業，比如工程、計算機或經濟學。這種說法並不鮮見，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在百年之前就曾說過：「我們需要一些人接受博雅教育，我們也需要另外一些人，也許是更大的人群，放棄接受博雅教育的權利，參與具體的勞力工作。」百年之後，勞力工作成了技術性工作，但此說法依舊成立。支持博雅教育並非精英主義的擁躉，把博雅教育預留給少數人才是真正的精英教育。不論人文藝術的價值到底是通向啟蒙的道路，還是職場的文化資本，只要是有價值的，那麼每個人都應該擁有。
美國作家厄爾·肖裡斯（Earl Shorris）的一篇觀點犀利的文章《關於博雅教育的用途》（On the Uses of a Liberal Education）清晰地闡述了人文學科對貧苦階層的重要價值，並且他付諸行動，成功地構建了人文通識課程，並在全美範圍廣泛推廣。我可以說，人文經典對所有大學生，不管是達特茅斯的中產家庭還是杜克大學的亞裔家庭，都是具有很高的價值的。
我們的文化和社會是否存在這樣的心理暗示：移民家庭的孩子值不值得學習英國文學或者西方經典？我們回想一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的猶太人群裡出現的格外耀眼的人物：索爾·貝婁3、諾曼·梅勒4」、J.D.塞林格5、倫納德·伯恩斯坦6以及眾多後起之秀，如菲利普·羅斯、蘇珊·桑塔格7、斯蒂芬·桑德海姆8、伍迪·艾倫9。他們不僅僅融入了主流，而且成為了主流，他們以自己的方式改變了美國形象。我坦言，美國未來最大的進步就是讓亞裔以及拉丁裔也能夠在不同領域發揮出自己的影響力。如果維持現狀，只讓他們在醫學或者金融等固定領域或框架之下摸爬滾打，無異於阻止這些人群改變或提升在美國的地位，同時也阻礙了美國多元化的發展。
人文經典教育的意義所在顯而易見，但我並非主張盲目推廣。西方古典學鑄就了我們的歷史，因此是每位現代公民的必修課。放棄這種機會等同於放棄歷史，放棄掌握標準的英文寫作能力，最終將被動地生活。但是我們必須意識到，全球化所帶來的巨變，我們不得不去瞭解其他人的歷史，或者說在新的世界格局下，我們（西方）正在變成（不佔主導地位的）其他人。
培養公民意識是學習古典學的首要目標，但是更關鍵的事情是學習名著，而不僅限於西方範疇的名著。這好比為自己找到一把斧子，用鋒利一面砍下去，你就會達到目的。暫且不談是誰在何時創造了這把斧子，只要能夠產生一些影響，讓你能夠觸動內心就好。對於一位真正的讀者來講，不會只關心西方經典中的書籍，他會創建自己的書單，而其中必定包含很多對他影響深遠的書籍。
我並非主張所有人都主修英國文學，甚至人文藝術，但我呼籲大學生要保持開放的心態，盡可能地嘗試更多的新事物，避免只專注於自己原有的興趣領域。那我們是否不需要專業呢？
當然不是。相較於過去，現代人類面對的問題更加具體且複雜，因此現在比過去更需要精尖的專業領域知識。一位文科生，從本科政治學專業開始到法學院，從參議院律師上升到專注國際貿易的參議院律師；或者一位理科生，本科學習生物化學專業，考入醫學院，成為實習手術醫生，最後成為一名腎臟移植專家；或者一名藝術生，大學畢業之後攻讀博士學位，研究佛蘭德繪畫，最終成為一名研究凡·艾克10的專家。既然每一條路都需要大量的時間，那麼誰還有時間追尋泛而不精的通識教育呢？這無疑是拒絕博雅教育的一個借口罷了。
這種錯誤的認識根深蒂固、由來已久，起源於人們把深度和廣度兩者相提並論。在我們的現代語言裡，行動相對於思量；在文藝復興時期，武裝相對於藝術；在古羅馬，休閒相對於談判。而博雅教育的最終目的是合二為一的，學生在博雅教育中所獲得的智慧將貫穿未來的任何專業或領域，我們將不再刻意區分左邊是工作，右邊是生活；上面是通識，下面是專業。它們是融合的統一體，是相互滲透的。
當然，我們在職場上所從事的工作必定是具體的、專業的，但是我們的思考方式可以是超越領域範疇的、觸類旁通的。博雅教育所培養的思辨習慣，對藝術、歷史、哲學的造詣將會幫助一位職場人，把人類的智慧和個人的經歷融入到工作中去。作為一名醫生，你將是一名療愈者，醫治的對象是人，而非疾病。作為一名教授，你將會是一名導師，教授的對象是學生，而非課程。
細觀我們現代社會的種種詬病，不僅是官僚主義，而是我們的領導者是一群過於領域化和專業化的精英，他們往往被專業桎梏，不能突破自己的專業背景思考問題。目光局限，錯失大局。前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主席格林斯潘就是最具現實意義的例子了。在2008金融危機發生之後，他承認他誤判了危機的廣泛性，忽視了視野範圍之外的因素，坦陳理性全面的視野將足以避免銀行業遭遇災難性結局。資深記者克裡斯·海吉分析，格林斯潘的失敗在於他無法跳出專業的理論性框架來思考問題，無法意識到人性本質的缺陷。希瑟·威爾遜11在談及獎學金申請者整體質量的時候，亦十分感慨：
即使是來自美國最頂尖的文理學院的學生，他們選擇的課程所體現的也是極其狹隘的專業範疇，這是上一代人無法想像的。其導致的結果是，學生面對複雜的問題，不能自如地跨領域、全方位分析原因……我們的大學培養了一批認知狹隘的精英。
這種現象並非只存在於精英培養。大量的教師、社會學者、心理咨詢師、醫生都有一個共識：我們為了追求高效的社會，過度依賴標準、測試、規章制度、精神藥物、電子錶格，甚至對它們上癮。社會的每個角落似乎都要依賴公司的各項管理機制來運營，人的社會參與已經不是全人，更像是機器人。因此我認為，人文藝術教育是改變現狀的第一步。
那麼，有人開始反駁，像器官移植手術醫生如此專業化的職業，根本就不需要人文藝術。我們仔細思考一下這個問題。首先，他是一個人，良好的職業修養並非專業知識可以造就的；其次，任何一名手術醫生不可能孤軍作戰。他是手術團隊中的一員，是所在醫院、整個醫學行業乃至整個社會的一分子。他可以選擇埋頭做手術，但是他也可以選擇觀察並反思自己的週遭，努力改善，精益求精。不論你的職業性質如何，任何個體都可以抵制現狀並思考改進的方法，我們的第一身份是公民，既不是領導者，也不是追隨者。
公民的集體自治是美國教育的根本出發點，學校的使命也在於此。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學校普遍採用探究式的學習方式的原因，讓下一代掌握提問、表達思想以及創新能力。我們避諱印度的填鴨式學習，也不採用德國的早期分流制度，把年幼的孩子分成學術群體和職業技術群體，也不效仿英式的本科生只學習單一科目。美國作為一個國家，一直以來希望培養多才的公民。
那我們到底追求什麼呢？難道是希望每個人都不滿足現狀，學會挑戰現有的公共秩序以及工作制度嗎？是的，就是如此。美國就是一個共和國，原義就是大家共同治國。
在《婚姻情節》（The Marriage Plot）這本小說中，作家傑弗裡·尤金奈德斯（Jeffrey Eugenides）講述了一群20世紀80年代布朗大學畢業生的故事。當時，也是美國學習符號語言學的高峰年代。在那個年代，學生的口頭禪是「你怎麼看？」學生對話中會引用法國理論學家的話，學生會因讀過奧地利作家羅伯特·穆齊爾的作品而受人尊重，他們對認為文學不過是一堆語言修辭的人群不屑一顧。書中的主人公在大學最後一個學期完成的宗教學對他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影響。這門課的期末考核是一份在家完成的開放試卷。學生可以參考任何書籍。沒有人曾經思考過這些問題，因此也就不存在答案，學生也不可能作弊。主人公米歇爾的領悟完美地體現了人文藝術的價值：
在他回答問題的時候，他已經全然忘記了這是一份學校試卷。他已經不是為了成績在答題，而是在思考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身邊同齡人一直以來共同掙扎的矛盾和未知。雖然筆下明明在引用蒂利希和海德格爾等人所闡述的觀點，但是浮現在他腦海裡的是自己和他的朋友們……雖然論文論點趨向理論，但是他的答案出現了不少與實際生活相關的內容。他在思考他的存在以及如何過自己的生活。這是一種多麼完美的狀態。大學畢業之際，4年的經歷終於開啟了生活的旅程。這難道不是對大學教育最完美的詮釋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