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杞人憂天」來描述百姓家庭的心態可能有過分的嫌疑，但是普通大眾確實有足夠的理由為自己孩子的未來擔憂。社會流動性停滯不前，競爭已經全球化，中產階層艱難生存，資本階層變得越來越遙不可及。自從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特別是在年輕人眼裡，對未來的憧憬要比在過去任何時間看起來都更令人膽寒。在這種環境之下，大學文憑被無數人奉為一種不可或缺的必需品。雖然也有人會懷疑，但是大部分人普遍認同一種觀點：大學的名氣越響亮，教學質量越高。在這樣一個「贏家通吃」的社會環境之下，唯一可靠的辦法就是讓自己的孩子成為贏家之一。
美國大學錄取的狂風暴雨一直在進行中，這股狂潮席捲全球接近50年，而並非只有7年（從2008年金融危機開始），因此你要睜大眼睛看清楚這種瘋狂的本質。這個遊戲的主題並不是社會底層或者中產階層突破自己更上一層樓，甚至也不是上中產階層維持自己的社會地位，實質上，這是資本階層家庭確認自己在這個階層裡具體排位的遊戲。法洛斯先生所估測的10%～15%的高中生人群競爭一流大學，他們並不是高收入人群的前10%～15%，其中有一部分人群是來自低收入家庭的，特別是移民家庭。在2012年，家庭收入排在前15%的起點為117000美金。
生活在富裕小城鎮上的家庭或大城市裡的富有人群在競爭一流大學時，他們的遊戲規則不再是能否進入一流大學，而是進入哪一所一流大學，比如說到底是選擇賓夕法尼亞大學還是塔夫斯大學，而不是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和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之間的對比（因為後者不在考慮範圍之內）。
本來，一位聰慧的學生畢業於俄亥俄州立大學，當上了醫生，在布魯明頓或者戴頓這樣的小地方安居樂業，過上一種穩定的生活，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對於前面提到的兩類家庭來講，這是一個很難接受的生活狀態。一位母親曾經給我寫信，痛斥自己周邊的環境染上了「富裕城鎮的資源浪費」以及「對功名上癮」等疾病。另外一位來自波士頓附近小鎮上的母親也有類似感歎：「身邊的壓力如此之大，真是不可思議。」
這樣一種家長的身影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他們幾乎無處不在，但這類家長又存在著兩種相互矛盾的育兒方式。一種我們統稱為「直升機式父母」——他們盤旋在半空，時不時施加壓力，時不時批評，他們堅信孩子的成長需要一個嚴格的、有秩序的、受監督的過程，這樣才能培養出能力。這種類型的父母的口頭禪就是「讓我們來做吧」，比如「讓我們現在來練習鋼琴吧」。
另一種屬於「溺愛式父母」，他們往往任由孩子在一家餐廳裡亂跑；在孩子8歲生日時，還會替孩子繫鞋帶；在平日，他們會盲目地讚美自己的孩子，把他們形容得天花亂墜。在他們看來，世界上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孩子應該追尋自己的熱愛和夢想。
雖然這兩種育兒方式看起來似乎相互矛盾，但是從根本上來講，它們並不對立，而是如出一轍。不論是張開雙臂擁抱孩子，還是攥起拳頭給孩子施壓，都是源自家長對孩子過度保護的一種衝動。引用作家佩吉·歐倫斯坦（Peggy Orenstein）的話，最可怕的一種誤區是，家長認為，只要從小做對每一件事情，讓孩子少受罪，那麼孩子就能夠獲得一個穩定並安全的世界。「直升機式父母」在《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安娜·昆德蘭（Anna Quindlen）的眼中，最大的特點就是，他們幻想可以控制孩子，控制生活：生活如同「計劃經濟」，可以預測，可以步步為營，控制孩子就會保證他們將來的穩定和舒適。不論是在孩子17歲時，向他們施加壓力要在微積分課上拿A，還是在孩子8歲時，為他們繫鞋帶，兩者都是把孩子當成一個自己不能獨立運作的個體。
哈佛學院院長哈里·R.路易斯用了一個很巧妙的詞表述了這種現象的本質——「幼齡化」。路易斯院長觀察到，身邊的學生似乎並不排斥被當作小孩子對待。大學生畢業之後重新搬回與父母居住，在2008年金融危機出現之前就早已存在，而且這似乎已形成了一個趨勢，如今我們也不足為奇了。但我好奇，天下到底有多少父母喜歡孩子又回到了自己的身邊並為之竊喜呢。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位父親與我講的一句很經典的話：「我們就是要做對事情，培養出完美的孩子。」「完美」對家庭來講往往是有多層含義的：既是「幸福快樂」的，又是「有成就的」。如果追問父母為什麼覺得有必要培養出「完美」的孩子，或者為什麼認為這是一件可行的、值得做的事情，其中一個緣由就是，「完美」的孩子才是值得疼愛的。
孩子在這兩種方式的培育下，就如同父母的衍生品：「直升機式父母」要求孩子達到他們設定的目標；「溺愛式父母」通過孩子表達自己對自由和穩定的嚮往。
在《特權背後的代價》（The Price of the Privilege）一書中，臨床心理治療師麥德林·列文（Madeline Levine）指出：「不少父母利用孩子的成就來填補自己脆弱的內心。」《蒼白的國王》（The Pale King）這本書的主人公講得更露骨，也更貼切：「我的家庭就如同一家企業，我的價值取決於我上個季度的業績。」該書作者大衛·福斯特·華萊士（David Foster Wallace）觀察到，生活在精英家庭的孩子掙扎於「被認可「和「有價值」之間。用研究人類個性發展的專家邁克爾·湯普森（Michael Thompson）的話來說：「家庭派送出一位孩子，孩子一直認為自己是獨立的、自由的，但其實他們不過是走上了一條完成父母使命的道路。」
大學錄取，特別是名校錄取似乎匯聚了生活當中各種壓力：如果你生活在一個大家庭裡，那麼你會與自己的兄弟姐妹以及表兄弟姐妹橫向對比；在自己生活的社區裡，你經受著來自同齡人的競爭壓力；也許你的父母也是名校生，那麼你至少也要與父母平分秋色，甚至還要青出於藍而勝於藍，這才契合「家族品牌」。在不少家長眼裡，自己孩子被名校錄取也代表了自己為人父母的成功。
麥德林·列文在多年工作中觀察到，來找她咨詢的學生中，不乏聰慧的有天賦的學生，但是其中很多學生對學校缺乏興趣。一個普遍性的原因是，這些學生的父母一直灌輸著狹隘的職業選擇，比如強迫學生在「醫生或律師」之間做選擇。一位斯坦福大學的學生就迫於父母的壓力，不敢棄工從文，因為父母會停止支付學費。一位耶魯大學畢業生不顧母親的反對，選擇了教育。回顧自己與母親之間的博弈，他說道：「我的母親會千方百計地為我提供資源，幫助我這麼一位來自普通的中產階層家庭的孩子進入精英的圈子。她希望我能夠獲得一切，但恰恰不讓我得到我想要的。」
這些現象似乎與當初父母鼓勵孩子要追求自己的熱愛和夢想大相逕庭，這又如何解釋呢？當年父母在教導孩子時，很可能確實是誠懇的，但是現實是殘酷的，這個道理誰都明白，包括學校在內。一所私立高中的負責人直言不諱地告訴我，作為父母，沒有人不支持學校以培養有創意的、獨立思考的學生為己任，但是面臨升學大戰，父母的眼裡只有名校。在招生的時間裡，學校經常會接到家長的電話，開篇往往都是類似的：「我通常不會打擾您，但現在……」對於家長突如其來的重視，學校當然心知肚明。
家長的心情學生一清二楚。在《應對學校》（Doing School：How We Are Creating a Generafion of Stressed Out, Materialistil, and Miseducated Students）這本書中，作者丹尼斯·普柏（Denise Pope）分析了一個較為典型的案例：一位擁有GPA 3.97（滿分為4.0）成績的11年級學生，在升學來臨之際，很清楚地認識到父母的焦慮。雖然父母試圖淡化常春籐盟校錄取的重要性，但這位學生明白，如果真的錄取失敗，父母對他的看法將會有所改變。對於這種代表性的年輕人心理，麥德林·列文做了以下闡述：
在心理咨詢的過程中，你會聽到父母鼓勵孩子說，「雖然你的成績還有所欠缺，但是你完全可以做得更好」或者「只要你盡力了就好」，但是，你會看到孩子們並不買賬。這些聽起來似乎是安撫或者鼓勵的言語背後，深藏著父母對孩子的高度期望，尤其是在富裕的家庭或者社區裡，父母的期望不是「盡你最大的努力」，而是「你必須是最好的」。
優等生的父母往往意識不到，甚至是有意不去瞭解他們的孩子的痛苦掙扎。列文醫生的研究數據顯示：來自富裕家庭的青少年經歷抑鬱、焦慮、身體不適、使用毒品的比例是最高的。22%來自經濟優越家庭的少女被診斷為有抑鬱症。私立高中11和12年級的學生心理障礙的普遍性是公立學校同齡人的2～5倍。當出現問題時，家庭條件優越的家長比其他家庭的家長更不願意去面對問題，其中部分原因是他們會把問題歸咎於孩子的不成熟。
最令人值得深思的是親子關係，富裕家庭的親子關係是所有群體裡最弱的，與貧窮家庭相比亦然。借用列文醫生的話說：讚美代替不了溫暖，浮誇的自信代替不了自足的能力。威廉·達蒙（William Damon）是兒童心理發展領域的專家以及《通往目標之路》（The Path to Purpose）的作者，他指出「直升機式父母」的「空中盤旋式」監督和批評並不能等同於對孩子的關注和引導。一位列文醫生的患者在講述自己的高壓父母時深有感觸：「他們就好像無處不在，但同時又無一處所在。」言外之意，他們存在著，但是並不存在於他的心中。
現實生活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位媽媽就是虎媽蔡美兒（Amy Chua）。她於2011年出版的《虎媽戰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一書對美式的「惰性」教育方式進行了斥責，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許多人抗議她的育兒方式，同時也有不少人讚賞她的風格。暫且拋開雙邊的激辯，蔡美兒作為母親所呈現的是中上階層家庭中的一個極端典範：她對兩個女兒的教育，除了無情的壓力，就是對「個人成績」的無限追求。這是大錯特錯的行為。閱讀她的書就如同在閱讀一本小說，其主人公完全沒有意識到發生在自己身上的故事的背後意義。
蔡美兒主張子女對長輩的孝敬和服從，但是受她尊重的父親就是違抗了自己父輩的心願，從中國遷居到美國；而蔡美兒本人也是違抗了自己父親的意願，從加州搬到了東海岸。這父女兩人似乎都竭力搬離原居住地。蔡美兒自己也承認，在職業選擇和發展道路上，她犯了很多可以預見的錯誤，比如試圖取悅父母，追尋一份最容易上手的工作，忽略自己真實的感受等等。與此同時，她的婆婆被當作反面教材，批評了她某些模稜兩可的觀念，比如選擇、獨立、創意、對權威的質疑等等。但正是這樣一位母親，培養了一位她願意終生陪伴的兒子。這位兒子光鮮的履歷，從普林斯頓本科，到朱麗葉音樂學院，之後去了哈佛法學院，最終成了耶魯大學教授以及暢銷書作者。蔡美兒自己也不得不承認她丈夫的成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蔡美兒在培養自己女兒的時候，全然拋棄了對她丈夫成長之路的認可。她極盡癡狂的完美主義以及幼稚的佔有心態催生了她的恐懼感。在書中，她對自己和家人的誇獎，最響亮的幾個辭藻分別是「最棒的」「有名的」「只有通過……才能超越」等等。這分明就是最粗暴的地位向上主義。蔡美兒的整個世界似乎懸掛在一條鋼絲上，她必須總是小心翼翼地平衡於榮譽和破落之間，要麼你就是「最棒的」，要麼你什麼都不是，沒有其他選擇。書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一幕是，蔡美兒在一家二流的餐廳裡拒絕接受女兒為她做的生日卡片，其原因是女兒並沒有付出足夠的努力，這一事件把她作為虎媽的形象推向了最高潮。的確，蔡美兒這樣的媽媽應該得到更精美的生日卡片，這就好比並不美味的意大利麵包是配不上她的。
也難怪蔡美兒會盡其所能確保自己的兩位女兒不能「失敗」，就算是她們沒有自己的朋友，就如同一片無人問津的並不美味的意大利麵包，就算是她們沒有快樂。就如同蔡美兒本人所說：「事實上，我並不懂得如何享受生活。」如果你仔細聽，你能聽到她的弦外之音：那為什麼我的女兒就可以享受呢？
快樂並不是重點，控制才是本質。她認為，「在中國的文化裡，子女是自己生命的延伸」。既然如此，蔡美兒本人並不像一位母親，她是一位在自己的母親眼裡永遠長不大、永遠被母親監管著、不停地需要呵護和愛撫的小孩兒。她無法以批判式的眼光去審視自己被教育的方式和被灌輸的價值觀。她女兒的哈佛錄取並不能證明她育兒方式的成功，哈佛大學對這種培養方式的認可恰恰反映了哈佛以及整個系統的弊端。
在與頂尖高中的一些老師交談中，我發現他們最清楚教育系統的弊端，他們也希望能為學生做得更多。在這類學校中，總會有一些老師，他們身上具有一種打破常規的勇氣，就如同一群「優秀的黑色綿羊」。他們自己也是在這個系統裡成長起來的，在人生不同階段收穫了各類榮譽和獎項，但是後來，他們發現了生命具有更大的價值和意義。因此有些老師會偷偷地引入一些不同的價值觀，比如對學習本身的熱愛和對社區無條件的付出，但是他們可運作的空間很有限。
一位在溫切斯特市一所私立學校工作的老師，曾經目睹了自己的一位學生在課上討論《麥田里的守望者》時，放聲哭泣。當天晚上，這位老師收到了這位男孩母親的電話，終於揭開了謎底：「他（男孩）已經不想成為一名股票經紀人，請你不要給他洗腦。」
有些地方開始為學生減壓，比如說新澤西州的富人區裡奇伍德鎮就實施了一天不佈置作業或者要求參加課外活動的政策。雖然其他城鎮也開始模仿，但是你要清楚，他們的頻率是一年一次，而不是一週一次。甚至有些城鎮連一年一次都不能接受。一位私立學校的老師告訴我，許多家長認為孩子要以學業為重，一天都不能落下，因此他們拒絕孩子參加實地考察的課外活動，甚至不少學生本人也同意這種觀點。
就算你自己的家庭或父母是理性的，他們也會顯得力不從心，因為其他家長並不理性，因此學校也就不理性，甚至整個社會都不理性。不論老師懷有多麼良好的初衷，校長或者其他高層管理者總是與他們背道而馳。教師是系統裡停滯不前的一個群體，也是很無奈的一個群體。一位資深的教師感歎，她的學校逐漸演變成一家「客戶至上」的服務型機構：不管是否適合學生的發展，也不管是否對他們的心智發展有幫助，甚至也不需要高標準要求學生，只要是家長要求的，就應該「雙手奉上」。
在這樣的一所學校裡，雖然每位家長都想自己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但是事實上，幾乎沒人履行真正的教育。就如同之前那位男孩的母親所說：「請不要給我的孩子洗腦。」這種要求並不少見，而且學校為了息事寧人，往往就會應允家長的要求。就在這樣「客戶至上」的環境之下，一群優秀的教師和一群聰明的學生，得不到真正的教育。甚至是在帕洛阿爾托，即斯坦福大學和硅谷公司所在地，當地報紙也曾經發表過一系列的文章描述了多所高中的人文環境「不適宜學習」。引用一位畢業於相當於耶魯大學的附屬中學霍普金斯的學生曾經給我寫的信：「我很討厭霍普金斯。在這裡，學習儼如一場耐力競賽，最強的『運動員』能得到最多的嘉獎。」
如今，我們的社會對兒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和關注似乎就圍繞著單一的目標而建設。在過去，我們所大力提倡的價值觀：好奇心的培養，道德觀的樹立，社區歸屬感的建立，民主、公民意識的建設等，都已經不見蹤影。更談不上要強調遊戲本身的樂趣和自由，讓孩子擁有自己的童年了。引用社會學家米歇爾·史蒂文（Mitchell Stevens）的話來說：「富裕家庭的生活方式就是圍繞著如何培養可以量化的美德。」在這裡，可以「量化的美德」無非就是可以在大學申請表上體現出來的那些東西。總而言之，我們並非應試教育，而是應試而活。
我們捫心自問，這樣的環境能給我們帶來什麼？難道不是心理上的痛苦嗎？我的一位學生把這種社會現象與奧林匹克女子體操比賽做了對比。想像一下四年一次的奧林匹克競技現場：那種讓人窒息的完美主義，不允許任何犯錯的空間，因此也無法享受樂趣，無法逃避他人對你的審判，而最終的成功被狹隘地定義成「零失誤」。心理學家列文發現，青少年經常會深受「壓力、不被理解、焦慮、憤怒、失落、空虛」的折磨，簡單來講，就是「極其不開心」。面對這些情緒，青少年往往會出現飲食失調、自我傷害、嗑藥、藥品上癮、抑鬱、反社交行為等現象，甚至產生自殺的念頭。
在《應對學校》這本書裡，一位名為夏娃的女生GPA 3.97分（滿分4.0），在11年級的時候，她修了4門AP課程，準備到12年級時再修7門，當有時候確實不能再擠出時間時，她就會利用上課時間完成其他科目的作業。她自己承認：「我有時候連續兩三天平均每天只睡兩個小時……我擔心自己會失敗……我感覺自己就像一台沒有生命的機器……我像一台機器人讀了一頁又一頁的書，寫了一頁又一頁的文章，重複著一項又一項工作。」她平時僅以麥片為食物，甚至往往因為太勞累而失去飢餓感和食慾。但是相比於她身邊懷有自殺念頭的同學，她的這種壓力還不是最極端的。明知這是一種不健康的狀態，但是她覺得自己沒有選擇。「有些人會認為健康和快樂要比成績和大學錄取更重要，但是我並不這麼認為。」她說。
追求卓越的學生就如同「癮君子」，「藥物」對「癮君子」的作用已經不僅僅是帶來快感，更是為了消除痛苦，而這種痛苦恰恰是來自對藥物的依賴。以此類比，追求卓越的學生往往需要「外界的肯定和讚美」，才能夠感受到父母的愛，自己才能心安。每一次取得「A」，就如同「癮君子」每一次用藥，能給自己帶來短暫的慰藉，就像針對失敗的恐懼注射了一劑鎮靜劑。
父母一心想培養孩子的「自信」，但這種「自信」是一隻需要源源不斷的外界認可才能持續飽滿的氣球，一旦觸碰現實，它就會爆破。列文醫生觀察到，青少年根本沒有能力面對挫折，比如那位因為SAT成績達不到預期分數就考慮自殺的女生或者那位被學校的籃球隊淘汰而不敢回家面對父親的男生。由此可見，大學升學的過程是如此令人膽戰心驚。有多少學生一路走來，過關斬將，未曾失手，可大學錄取將會是人生第一次「挫敗」。
我的一位學生觀察到，他的同齡人為了追求完美而脫離現實，就如同電影《黑天鵝》裡的主人公為了達到完美的表演效果而不惜失去理智生活在幻想之中一樣。你會發現，雄心勃勃的家庭普遍存在著對完美主義的追求，而不斷的追求並不是對孩子的行為或表現存在不滿，其背後的實質是對孩子本人的不滿。因此，孩子追求完美原則上是為了極力消除父母或外界對自己的不滿。我們並沒意識到，我們已經在孩子的潛意識中種下了一顆種子：只有自己成功才值得被愛。
愛麗絲·米勒（Alice Miller）的心理分析經典之作《天才兒童的悲劇》（The Drama of The Gifted Child）清晰地揭示了問題的實質：一位有成就的孩子的自我意識就是建立在為了滿足父母對成就渴望的基礎之上的，而這些父母自己很有可能是在類似的環境下長大的，自己也比較脆弱。就是如此，孩子理解父母，並依照父母對自己的期望來引導自己，但是父母的需求和期望是無止境的，而且滿足感也總是短暫的，那麼，孩子會永遠覺得不夠，因此必須不斷追求完美。一旦這種想法被內化，那麼不管是需要被父母認可還是其他，所有的成就都是為了得到肯定。米勒寫道：「當一個孩子追求的是受人肯定甚至被人羨慕，那麼這樣的需求就是個無底洞，因為它與追求被人愛是沒有關係的。」
一個天性聰穎的孩子不斷地徘徊於自卑和自負兩個極端之間。當父母告訴孩子，他是完美的、最棒的、可以不負眾望勝任任何事情的時候，孩子的自信將最大化膨脹。這種飄飄然的勝利感不亞於經歷了千辛萬苦之後獲得了SAT滿分或者過關斬將之後終於爭取到了夢寐以求的高盛公司職位的那種優越感。此時此刻，一個人似乎站在了一座山峰的最高點，以一種擁有世界的心態，心靈深處在高聲吶喊：「瞧我的，我贏了。」
「勝利」對眾人有著千萬個不同的意義和表現形式，倘若經歷了挫折或者自己的願景破滅，自卑將很快佔據孩子的內心。他將討厭自己，甚至會麻木，完全失去勇氣和動力。他將進入一個自我懲罰的惡性循環：「我不夠聰明，我不夠努力，總之我不夠好。某某人比我要優秀很多，反正我是一文不值。」他將無法自拔。這些自我貶低想法的背後隱藏著一個更可怕的理由：我這種沒有「成就」的人就不應該有快樂。
我的一位學生曾說：「如果我不用左洛復（Zoloft，一種治療抑鬱和強迫症的藥）的話，我肯定會厭惡自己。」兩個極端，左邊是自負，一種看不起他人的心態，右邊是自卑，一種看不起自己的心態。米勒醫生發現，不少青少年不斷地搖擺於這兩端之間。
在我二十幾歲的那個年代，當時的社會有個更激進的說法：要麼你是才子，要麼你就是廢物。一位耶魯大學學生寫給我的信又一次讓人陷入思考：「在耶魯的時候，我有一半的時間感覺飄飄然，因為我覺得我比其他人都聰明；但是在另一半的時間，我覺得自己分文不值，因為我覺得所有人都比我聰明。」這種「贏者全盤皆贏，輸者全盤皆輸」的心態在優秀的青少年群體中普遍存在。將來要麼就住別墅，要麼就住貧民窟；要麼就讀常春籐盟校，要麼就是浪費生命；要麼就是在紐約市的卡內基演奏廳表演，要麼就是如同虎媽蔡美兒所說的「失敗者」。顯而易見，這種思考方式不容許中間地帶的存在。美國作家菲利普·羅斯2在他的《波特諾的怨訴》（Portnoy』s Complaint）一書中，通過其中一位英雄人物的言語深刻地描述了猶太家庭教育的矛盾：
猶太父母一邊教育孩子，讓幼小的猶太男孩覺得自己是王子，如同獨角獸那麼獨特，比其他孩子都聰明，近乎完美；與此同時，又讓孩子們感覺自己是一個自私、無能、魯莽、無藥可救、不知感恩的小廢物。他們到底是如何做到的呢？
眾人皆知的猶太家庭賦予教育成敗的罪惡感，在其他文化中也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倘若你不能給你的父母帶來榮譽，你將深感罪惡。
這些感受我深有體會，因為我曾經就是這樣一個猶太男孩。多年以來，我在自負和自卑兩種情感之間起起落落，如同過山車，努力掙扎著要把自己想要的與父親所期望的剝離開。我的父親既是一位移民，又是一位常春籐盟校的教授，在這複雜的雙重背景之下，對他來講，當我取得耶魯大學教職的時候，與之前所有的成就一樣，只不過是一支臨時的潤滑劑。不到幾個月，我的父親就開始詢問我什麼時候會發表論文。那個時候，我的父親以及10年之後他的去世都已經不是造成我過山車式感受的原因了。我的一位學生替我說出了真正的原因：如同弗蘭肯斯坦巨大的野心，永遠不能被填滿的「我是最優秀的」那種飢渴。
無數次我認為自己已經突破這種困境，但又無數次我發現自己重蹈覆轍。當我在做研究課題時，遇上了《天才兒童的悲劇》，我終於得到了解放。那個時候我已經48歲，四十不惑。事實上，我是先讀了《虎媽戰歌》，接著讀了《天才兒童的悲劇》。前者讓我重新經歷了童年的種種創傷，後者幫助我治癒了傷口。這兩本書不約而同但從完全相反的角度在我眼前重新放映了我在成長路上所經歷的各種坎坷和陷阱。自從那時開始，我感覺到自己的內心開始融化，變得輕鬆。那個時候，我終於感受到我的生命中那缺失的部分：給予自己尋找幸福的機會，創造自己尋找自由的機會。
在我不再因他人的成績而感到威脅時，我的生命得到了解放，那份輕鬆讓我學會了欣賞他人的成就給這個世界所帶來的美妙。我過去的那種心態，普遍存在於有所成就的人群中，這也是最具有殺傷力的魔咒之一。一旦被之所控，你將不顧一切地尋求被接受和被愛，就像美國作家奧登所講，你想要的是愛，而且必須是獨愛。
在《失樂園》一書中，彌爾頓筆下的撒旦並不是像詩歌裡形容的怪物，而是一位最聰明的天使。正是由於他膨脹的野心，導致了他的墮落。他來到了伊甸園，毀掉了亞當和夏娃的幸福，他環顧四下，內心萌發：
我看到越多自己的喜悅，
相反，我越感受到內心的折磨，
如被憎恨所包圍；
美好的將變成禍害，
到了天堂我將更加悲慘。
這就是嫉妒的本質——他人情況愈佳，你的感受愈糟，因為那個佳境並不屬於你。撒旦在詩歌裡更加簡潔地表達了此意：「我乃地獄。」如今，我告訴自己已經受夠了，我自己已經在地獄待了太久。我不再受牽制於罪惡感，我不會再去找理由來懲罰自己。我不再因為享受生活而感到不安。我花了三十多年的時間，才終於醒悟過來。
為了迎合父母的需求而建立起來的「自我」是一種「偽自我」。當一個孩子力爭滿足父母的要求時，往往自己的感受和渴望會被忽視，久而久之，這個孩子將失去關懷自己感受和渴望的能力。米勒醫生發現，這樣的父母不會容忍自己有一個「沮喪的、有需求的、生氣的、憤怒的」孩子。現代的父母急於保護孩子盡量不受「痛苦、挫折以及不愉快」的折磨，其結果就是造就了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一些共性：圓滑、能幹、世俗化。與此同時，他們的內心和自我價值觀並沒有得到發展，而是需要依賴於外界權威給他們一些象徵性的認可，才能構建出自己的存在價值。
列文醫生在為自己的病人咨詢時，彷彿是在傾聽一位6歲小孩講話，他們的自我描述膚淺至極。聽不到那些最真實的自我特徵描述，如「我跑得快」，「我的眼睛是棕色的」，「我不喜歡西蘭花」，她聽到的是不少社會關注點，如「我在上三門AP課」或者「我的屁股簡直太大了」。如果現今的年輕人不能定位自己真實的喜好或者不清楚自己的目標，那麼一個大人的自我描述與孩子的描述並無區別，這不禁令人唏噓。
學生是很難覺察到自己的生活其實是受制於他人的，就如同那些父母不承認自己就是「那些」父母一樣。
在一次哈佛大學的活動上，我作為嘉賓，建議在座的大學生一定要保持開放的心態，一位女生回應說，「我們這些人在初中的時候就已經決定成為哈佛人」。暫且先不談一個人是否應該允許自己一輩子的生活就按照7年級時候的想法來決定，我不得不問這位學生，她所說的「我們已經決定」到底是什麼意思。
除了初出茅廬對職業的追求，整個教育系統在一代人身上催生了可怕的世俗的態度：盲目的野心，對風險習慣性的迴避，霍布斯式的物質唯上的野蠻性競爭。不論盎格魯-撒克遜貴族主導的錄取規則建立的初衷是什麼，它是有自己的價值所在的：體育競技講究的是培養勇氣、無私以及團隊精神；藝術展現的是一種文化中的精髓；服務性質的活動的目的是在將來的領導者內心種下服務公眾的意識，讓領導者學會肩扛重任。
演變到現在，這些精神的體現趨於形式化，如同印第安人的祈雨舞，雖然代代相傳，但不過是一套祭神的典禮。學生們之所以會參加體育、藝術或者領導能力的活動，其動力並非源自內心對這些精神的信仰，而是因為這是通向名校的必經之路。這些活動原本是有意義的，但是現在被簡化成一種手段：體育競技講究的是體能訓練；音樂不過是技術上的嫻熟；服務他人則等同於做慈善；領導能力無非就是追求位高權重。倘若哪天哈佛的錄取要求每個人學會倒立，那麼這些高中生也會一如既往不假思索地認真去對待並達到嫻熟的程度。這種種活動原本具有很高的內涵，但是現在只不過扮演著傀儡的角色，難怪它們已經失去了自身的意義。
為了配合升學的遊戲規則，我們從求學到為升學而包裝個人經歷，到如今，為了升學去主動策劃將來容易被包裝的個人經歷。在申請大學之時，個人的成長經歷將被濃縮成一篇大學申請材料。《紐約時報》曾經報道過，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升學咨詢公司專注於策劃可以濃縮成一篇大學申請材料的暑期活動，如圍繞文藝復興主題策劃的意大利遊學；三周的創意性寫作課程；擔任兩周的話劇表演助教；花「一整天」時間沉浸於「異類」藝術家之中，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學生會迫不及待地把這樣的經歷添加到自己的簡歷中去，因為他對「這一天簡直太有感受了！」（我們並沒有聽到那些藝術家的看法，我相信他們當然是樂意幫忙的）。米歇爾·L.史蒂文（Mitchell L.Stevens）在他的《創造一個階級》（Creating a Class）一書中說道：私人升學顧問的角色就是教會學生如何包裝自己，刺激招生官胃口。最終我們教會學生的是，自我是可以被包裝的，最起碼看起來是如此。
有一位畢業於迪爾菲爾德高中的學生曾經寫信給我，他這樣回顧自己的教育經歷：「學校類似於遊戲程序，我們都要去闖關才能晉級。」在《應對學校》這本書中，不少學生認為上學的目的並非學習。種種跡像似乎在警告我們，學生質疑教育的本質，甚至不相信教育。當我們面對學生作弊成風現象時，我們需要接受的是，這些年輕人絕對是優秀的學生，因為他們所掌握的就是我們的教育系統教給他們的。當他們來到大學之後，變得迷茫，他們既不清楚自己的目標，也不知道如何為自己做決定，他們當然很容易會被現成的、成熟的選擇所吸引（如咨詢或者投行）。
我們要求學生參加課外活動，因此人人都參與活動。我們要求領導能力，因此學生學會角逐崗位；我們賞識那些能夠成功克服並滿足我們設定的挑戰和要求的學生，因此催生了一群投機者，與此同時，我們懲罰那些不參與升學遊戲的學生。我們掠奪了孩子的童年以及青春，生產了一批機械化的新一代。
在我所瞭解的家庭中，包括中上流階層的，不同意虎媽蔡美兒育兒方式的不在少數，但是在實際生活中照做的，也不在少數。父母在升學遊戲中力爭平衡所付出的努力，與大學生在順從大環境的遊戲規則和鼓起勇氣探索自己的路之間的掙扎有異曲同工之妙，其根源都是這個系統自己已經失去了理智。不管眼前的河流有多湍急，我們都可以選擇不再隨波逐流，反對舉手投降。如果我們想要孩子活出自我，我們必須以自己真實的方式來培養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