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是如何演變到今天的呢？我們的大學招生錄取標準支撐起了整個教育系統，或者說教育圍繞著招生而運轉。學生從孩提時代到青春期，從大學到進入職場，不論是教育方式還是教育結果，無不受制於大學招生這根指揮棒。你是否好奇，今日的招生標準從何而來？對於這一問題的解答，我們不能僅看過去10年或者15年的情況，而應追溯歷史。毋庸置疑，今天的精英學生相較於20年或40年前的精英，兩者之間的區別僅僅在於程度。因為教育這個系統工程影響了幾代人，當今的美國職場人、中產階級、精英階層，那些掌控我們政府、經濟、文化的人都經歷了教育的洗禮，追溯教育系統的根源也就是研究這些人的根源。要做好這件事，就要回到起始。
追根溯源，我們要回到之前的那段時間——鍍金時代，具體來講就是19世紀末。這裡有一點不同於大家的認知，常春籐盟校並非一直以來就是富家子弟的專屬。在南北戰爭之前，常春籐盟校是規模較小、區域性較濃的學校。在校就讀的學生中，有少部分人確實是紳士的後代或他們本身就是新紳士，但更多的富家子弟並不會考慮選擇這些學校。在當時那個年代，美國還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整個國家的經濟僅由幾大塊區域性經濟構成，因此富家子弟的數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在南北戰爭結束之後，E.迪畢·波茨爾（E.Digby Baltzell）在他的著作《新教當權者》（The Protestant Establishment）中談到了慢慢改變的格局。工業經濟的爆炸式發展，催生了新的財富以及財團控制的政府。鐵路系統把原來分散的區域連成了整體的網絡，區域經濟演變成國家經濟。原有的地方性精英開始意識到，應該成為全國性的精英，並想方設法鞏固自己的階級地位。新貴們需要通過交際讓自己成為被眾人接受的貴族；與此同時，面對來自南歐和東歐洶湧的移民浪潮（這些移民大部分是天主教徒和猶太人），所有的新貴為了竭力保護自己的階級地位，上層社會開始了強大的反猶太教和反天主教的運動，其中最有名的一個階層是新教徒的盎格魯-撒克遜裔美國人。
通過作家波茨爾的筆，這一教派不僅眾所周知，其性質也慢慢清晰化。既諷刺又矛盾的現象是，當盎格魯-撒克遜在美國成了新貴之後，他們重蹈覆轍，充當了當年他們自己為了追求平等而反對的英國貴族階級。
盎格魯-撒克遜貴族為自己的階層創建了形式豐富的學府和機構。到了1880年，私密會所開始出現，如巴港和紐波特已經建立起來。第一家鄉村俱樂部於1882年成立。格羅頓學校於1884年成立，它雖然不是新英格蘭地區的第一所大學預備學校，但它卻是第一所模仿英國貴族學校而建立起來的學校。《社會登記》（The Social Register）於1887年開始出版。美國革命女兒會（Daughters of the American Revolution）於1890年成立。在很短的時間內，貴族們開始逃離大都市，向鄉下搬遷，如費城的主線（Main Line）就是新的聚居地，全國性鄉村學校的創建也拉開了序幕。
盎格魯-撒克遜貴族設立了不少機構，其中有一種機構雖然並非是他們建立的，但是他們對它卻有絕對的影響。當時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各自都開始招兵買馬，書寫自己的歷史：哈佛是「黃金海岸線」富家子弟的聚集地；《耶魯的斯托弗》（Stover at Yale）是當年相當有名的一本關於耶魯本科生生活的小說；普林斯頓的F.斯科特·菲茨傑拉德（F.Scott Fitzgerald）是《了不起的蓋茨比》的作者。這類精英學校為富裕家庭的年輕紳士們提供了極其重要的平台，方便了他們與來自全美各地的類似背景的家庭搭建人脈，鞏固自己的價值系統，並相互認可彼此在社會頂層的地位。與此同時，大學為了吸引新貴，著手弱化自己給人的「書獃子」形象，大力鼓勵課外活動。而體育，特別是競技類運動，比如能夠充分彰顯「男子漢」形象的美式橄欖球，也就是在那段時間誕生並一直延續到現在的。
這一手段果然奏效，大學普遍都成功擴招：哈佛從19世紀60年代每年招收100名學生擴展到1904年每年招收600名學生。學術被拋到了窗外，只有少數人會認真對待它。派對、惡作劇和高人一等的心態開始在學校的主流生活和社交圈蔓延，同時來自大學預備高中的學生成了大學主力軍。借用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的話，「哈耶普」三駕馬車，正是在19世紀的80年代奠定了它們龍頭老大的地位，為其他學校設立了風向標。
沒過多久，問題接踵而至。卡拉貝爾教授在她的著作《被選中的：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入學標準秘史》（The Chosen：The Hidden History of Admission and Exclusion at HYP）中揭露，雖然錄取是根據入學考試成績而定的，但是有些科目，如希臘語和拉丁語，公立學校根本就不提供，因此美國大部分高中畢業生從一開始就沒有機會被名校錄取，但是來自「對口學校」的學生，不管他們成績有多糟糕，還是有機會被錄取。比如說格羅頓學校在1906年到1932年期間，有405位高中畢業生申請哈佛，402位被錄取。
這種錄取方式保證了學校與上層社會的關係，但是導致學術水平直線下降。面對這種變化，這三所高校開始有所行動，到了1916年，學校取消了古典語言作為大學入學的要求。隨之而來的是公立高中申請人數的井噴式增長，其中大城市的公立高中生很多是猶太人。隨後，哥倫比亞大學在兩年內的時間，減少了近一半的猶太學生，但這還是不能阻止上層家庭拋棄哥倫比亞大學。
目睹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歷，三駕馬車有了前車之鑒，想盡辦法不重蹈覆轍。為了阻擋猶太申請者，一系列新的入學要求開始實施：教師推薦信，校友面試，對運動員或者有「領導特質」學生的偏好，給校友的子女加分，更加強調家庭背景，減弱學術能力的比重等等。學校寧願錄取來自美國中西部新教背景家庭的孩子，也不要錄取來自紐約市布魯克林區「勤奮的草根」，即便中西部的孩子不是最聰明的。
由於僅僅依賴於申請者的名字無法辨別學生的身份，因此普林斯頓大學開始要求申請者提供照片。「氣質」成了新的代名詞，包括申請者的舉止、形象、語音語調，等等。「耶魯人」的氣質，之前只需從固定的幾所高中錄取學生就會有所保證，但在這個新的時代，則由主觀的審核來判斷並維持。從此，大學的招生辦公室應運而生。
這種「生態系統」一直完好無損地延續到20世紀60年代。三駕馬車的生源主要還是來自大學預備高中，而這些學生往往都是富家子弟。學校雖然沒有官方說法，但是猶太學生常常被有意限制。原來的老男孩俱樂部那一套文化還在繼續發展，諸如閉門握手言事、對口學校輸送學生等等。即便到了20世紀50年代，哈佛大學平均10個位置也只有13位申請者競爭，而耶魯大學的錄取率為46%。一般而言，在申請之前，你就知道被錄取的概率，如果概率不大，那也就沒必要申請了。
到了20世紀30年代，在表面平靜之下的暗流，已經聚集了足夠的力量來摧毀原來的「生態系統」。詹姆斯·B.柯南特（James B.Conant）時任哈佛校長，新官上任三把火，他開始逐步提高學術標準來為更多的學生打開哈佛之門，以便吸引到更多優秀的學生。為了能夠識別出那些聰慧的學生，彌補原有固定渠道的生源，他把目光轉向了剛出爐不久的心理測量學測試——SAT。
柯南特校長是一位改革者，但不是革命家。他所主張的改變是逐步進行的，在接下來的30年循序漸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頂尖大學的SAT平均分為500分，是美國SAT的中間值，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初，頂尖大學的SAT平均分已經高達625分。
哈佛進行了改革，耶魯則選擇了革命。當時的耶魯校長是小金曼·布魯斯特（Kingman Brewster），他認識到，如果精英階層想繼續保持自己的社會地位，想繼續領導這個國家，那麼他們必須能夠更好地接納處於上升期的社會團體，這不是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自己。當時社會的眾多變化是由不得這三駕馬車忽視的。
布魯斯特於1963年開始擔任耶魯大學校長，他出台了一系列的新政策：在短短兩年之內就把學術潛能提到錄取標準之首；推翻了「全能手」的錄取思路，取而代之的是「某方面有建樹的特長生」；減弱了對體育健將和校友子女的偏向；整體取消了個人外表特徵的考慮（最後一條的改變也導致新一屆學生身高平均下降了1.2厘米）；學校結束了與對口學校的親密關係，不再限制猶太學生數量，並為低收入人群提供了全額助學金；少數族裔學生的平等政策也在20世紀60年代末出爐。1969年，耶魯從單純男校轉變成了一所男女混校。
布魯斯特校長動作太大，一口氣摧毀了原來固有的系統，以至於耶魯的校友迫使他取消或者扭轉一些新政策，特別是要保持對運動健將和校友子女的特殊考慮。但是大時代在改變，時機成熟了，任何反對聲音都只是滄海一粟。1965年，恰好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的嬰兒潮開始進入大學，這更成為美國大學招生錄取的轉折點：美國從原有的貴族制進入了嶄新的任人唯賢、精英領導制；從階層、「人品」、人脈轉向了考試和成績。
這就是我們現今大學錄取機制的由來，你可能會發現，今天的錄取與之前的差異並不大。布魯斯特校長和其他大學成功地為大眾打開了精英學府的大門，但是他們並沒有廢除原來固有的大部分標準，比如對體育健將和校友子女的偏好。新系統不過是在舊制度上增加了一些新的砝碼而已。也就是說，今天的申請者除了要滿足原有的條件，還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讓我們稍微品味一下如今頂尖大學給所有學生制定的門檻。雖然我們並不要求每個學生都是體育健將，有能力參加最高級別的競技，但是我們要求所有學生都具有運動員精神，並且是體育運動的參與者。在過去，這種學生，一般是通過參加一些只有在大學預備高中才有的體育項目，如擊劍，划船等，才能既具備技能又擁有優雅氣質。我們又要求學生有一定高度的藝術造詣，作為一種自我修養的表現。要做到這些，其背後是需要時間成本和家庭文化支出的，而在當時，這屬於上層家庭的追求。我們還要求學生們具有個人魅力（用老一輩的話來講就是能夠社交，行走於不同的俱樂部），因此我們需要學生參加面試並提供推薦信。我們又要求他們展現「服務」精神，而這種「服務」無非就是現代版本的貴族式恩典，是一種對低端人群的施捨。最後，我們需要「領導者」。如果學生僅僅是學生會一名成員，那是不夠的，他必須曾經主持過學生會，或者是話劇社社長，或者棒球隊隊長。不管怎樣，你給人的印象就如同一位「儲君」，是未來的領導者，這與百年前私立學校紳士培養方式如出一轍。
原有的頂尖大學招生錄取無疑是依照頂層家庭背景而設計的，後來布魯斯特校長提倡對學術高標準的追求，這超出了頂層家庭所擅長的範圍。如今我們有一系列的標準化衡量標準，如SAT、AP、GPA、獎學金證書，等等。現在我們的學生不僅要擁有原來的貴族階層特質，而且還要展現出現代貴族特徵。難怪他們是如此的繁忙和惶恐啊！
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招生錄取遊戲規則的唯一變化就是競爭趨於白熱化：錄取率降低，對申請者要求提高，學生壓力增大。這場沒有硝煙的戰爭槍聲一響，每個人都成了主動或被動參賽者。到了1968年，哈佛、耶魯和普林斯頓的錄取率均已降至20%以下。到了1974年，美國舉國上下的高中生都為SAT考試而癡狂。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尼古拉斯·雷曼（Nicholas Lemann）在他的著作《大考驗》（The Big Test）一書中分析了其中的前因後果。事實上，我自己的兄長就是當時的一位參賽者。20世紀70年代大學申請者數量激增，導致學生壓力劇增，當然，擁有大學學位的人數也相應增加。當社會上有更多的人擁有大學學士學位時，名校儼然已成為使自己鶴立雞群的台階。
到了20世紀70年代末，富裕家庭通過各種方式佔盡了優勢：聘請SAT私人教師幫助提分，僱用自薦信導師（也就是代筆者），以校友捐助的名義影響錄取結果等等。另一方面，大學鼓勵，越多的AP課程越有競爭力。如果學生想要在高中最後兩年上更多的AP課，那麼他最好從初中開始就有所規劃。
到了20世紀80年代初，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嬰兒潮這代人已經完成了大學學業，大學開始更加主動地吸引新生。由於當時美國政府放鬆了對航空業和電信業的管制，使得交通和通信成本降低，因此高校的市場推廣也走向了全美，而且家長也更願意送自己的孩子到更遠的地方上大學。大學之間的競爭日趨激烈，提前錄取機製作為高校盡早鎖定優秀生源的有效方法，在這個時候被運用得淋漓盡致。
如果高校之間、家庭之間的競爭還不夠激烈的話，那麼1983年《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American News and World Report）發佈的前所未有的大學排名真的把名校遊戲炸開了鍋。對高校來講，錄取數據一直以來代表了名校的聲譽和地位，如今竟出現第三方機構發佈統一的數據，囊括所有大學，並為大學排名。
到了1987年，一群由大學校長組成的代表團集體與《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交涉，要求對方停止排名行為，可惜為時已晚。整個圍繞名校錄取的產業已經爆發，從考試培訓到咨詢顧問，從家教到名校錄取指南等等。一本開創先河的名校錄取書籍——《如何敲開常春籐盟校之門》（How to Get Into an Ivy League School）於1985年出版，作者湯姆·沃爾夫（Tom Wolfe）觀察到，對追逐名校的癡狂症在1988年正式爆發。
在過去半個世紀裡任意選擇一個時間點，你會發現，隨著時間的推移，之後的錄取競爭比之前更殘酷。美國的嬰兒潮人口紅利逐漸消失，大學入學新生數量一直在減少，直到1997年，局面才開始扭轉。在接下來不到10年時間裡，大學新生就已回到了嬰兒潮入學時的水平。回顧過往的20多年時間，美國大學生源已走向全球化。大學變得更擅於做市場營銷，明明知道有些學生根本不會被錄取，但是大學還是鼓勵所有學生都來申請，為的就是降低錄取率和得到漂亮的招生錄取數據，這些數據不僅僅象徵著學校的社會地位，而且更有實際意義。高校就如同商業機構，運營一所學校需要經費，因此也時常需要貸款。金融機構對學校信貸的考量標準之一就是錄取數據。商業機構在乎的是自己的利潤，學校在乎的當然就是錄取數據了，而且這些數據需要逐年美化。
過去20多年讓人有一種跨時代的感覺，其中最關鍵的因素是「名校遊戲2.0版本」已經誕生。第一代名校生都是20世紀七八十年代進入大學的，而他們的父母本身要麼讀了公立大學要麼根本沒讀過大學。名校對第一代人來講，是一種鯉魚跳龍門的機會。但是第二代名校生，也就是20世紀90年代的大學生，他們的父母本身都是名校畢業生，後來又都是各行各業的精英。在這群家長眼中，名校對自己的孩子來講是必需品，而不再是改變生活的一次機會，並且在他們看來，精英式的生活方式是通往幸福的唯一途徑。
自從1992年開始，《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排名前20的文理學院中，有17所的錄取率下降了超過30%；排名前20的綜合性大學中，18所錄取率下降超過了50%。范德堡大學的錄取率從65%下降到14%，芝加哥大學錄取率從45%下降到13%，哥倫比亞大學從32%下降到7%。2011年提前申請杜克大學的學生數量在2010年14%的漲幅基礎上又增加了23%。2013年，哈佛、斯坦福和哥倫比亞大學收到了超過了31000份申請，這些申請爭奪不到2500個席位，相較於6年前，增幅已經超過50%。
或許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大學生對今天的大學錄取感到陌生，甚至對今天名校學生也會有種陌生感，今天的名校生彷彿與自己當年上大學時很不一樣——他們簡直就是超人，或者是超能力的「機械戰警」。觀其原因，那是因為20世紀60年代以公平為主題的錄取革命運動代替了原有的上層社會那種依賴於人脈的遊戲規則，只是如今這個遊戲的時間和空間戰線拉得更長了。
在1981年我進入大學的時候，身邊進入頂尖名校的同齡人通常上3門AP課，參加3項課外活動。如今的水平通常是7或8門AP課，9或10項課外活動。在2008年，我作為耶魯大學的一名教員有機會輪值一天參加招生辦錄取工作，觀察並學習招生辦的工作流程。學生的課外活動列表在招生辦裡被稱為「個人炫富」名單。如果你的課外活動只有五六項的話，招生官從一開始就會注意到，這樣的申請簡直就是出師不利。《紐約時報》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在他的書《特權》中談及，一位學生有12項課外活動，多納特稱其為「典型的全能冠軍型哈佛履歷」。而我指導的一位耶魯學生就考了11門AP課程。
建立這麼一套評判標準並非招生辦的責任，他們無非是執行來自高層的指令而已。在招生辦工作的一天，招生辦團隊給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招生官不僅僅要在漫長的冬季整理上萬份申請材料，他們各自還需要非常熟悉自己負責的地區。那天我所在的小組負責審閱賓夕法尼亞州的東部區域，實際上就是費城周邊的鄉村。一位大概30歲出頭年輕的招生官，對該地區的特點有著驚人的熟悉程度。他通過無數次的現場招生咨詢，對每所高中瞭如指掌，並與轄區高中裡的升學指導員、當地的校友以及第三方協助資源建立了緊密的關係。
我當時參與招生辦工作時已是春季，因此提前申請環節已經結束。所有的申請者，根據他們檔案裡的各種指標（如SAT考試成績、GPA、成績排名、教師推薦信、有專長的運動員、校友子女、多元性等），每位學生會得到一個綜合性評分，從1分到4分。1分代表最具有競爭力的人群，他們將會沒有任何懸念被錄取。
在那天午餐休息時間，我想看一個1分水準的申請，招生辦給我展示了一位英特爾科學獎得主的申請。除了1分的人群之外，3分和4分佔了剩餘申請者的3/4，而這群人被錄取的希望渺茫，除非是國家級運動員或者是最高級別的捐贈家庭。後者幾乎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會被錄取的。我們花時間最多的是2分的人群。在6個小時的招生委員會討論過程中，我們排除掉100-125個申請，平均速度是每三四分鐘一個學生。該區域總共有40個名額，我們的任務是從2分的人群裡選出最合適的10-15名學生。
這位年輕的招生官為每一個申請做了陳述，他的語速之快以及語言的專業性，如狂風暴雨般打在我的身上，而我只能是臨場招架，邊做邊學。
「Top checks」代表推薦信的質量在各個方面都是最優秀的；
「Good rig」代表學生在高中修的課程達到了讓人基本滿意的程度；
「Ed level 1」說明家長的教育水平低於大學，這從側面反映了申請者成長和生活的現實艱難程度；
「Lacrosse#3」意味著這位學生在大學體育教練青睞的學生中排第三；
「MUSD」代表這是一位擁有最高音樂造詣的學生，將來很有可能走職業路線；
「T1」指的是第一封推薦信；
「E1」指的是第一篇學生自薦信；
「TX」指的是額外的推薦信；
「SR」指的是學校的升學指導老師。
我們的討論過程就是先聽陳述，然後發問，再參考一兩封推薦信，最後投票決定。我們這組委員會一共5人，3位是招生辦的，還有一位代表大學院長辦公室，最後一位是我。而我一般都參考那幾位招生辦的專業人士意見。開此類會議往往很消耗能量，因此會議桌上有一大堆美味可口的垃圾食品來陪伴我們，補充能量。招生辦主任很容易讓人聯想到美國演員本·斯坦（Ben Stein），他似乎有兩種超能力：一是僅依賴於脆玉米薯片就能長時間工作；二是對申請者材料有著獨特的見解。
面對這麼多卓越的申請者，我們尋找的是有特殊品質的學生。個人品質（Personal Quality），英文縮寫「PQ」，要通過咀嚼推薦信或者學生的自薦信去體會。雖然高分和漂亮的履歷是必需的，但是如果學生只有這兩點，往往會被拒絕。而拒絕的原因大概會有「缺乏讓人眼前一亮的閃光點」，「不是一位團隊建設者」或者「與大眾雷同」。
其中有一位學生瘋狂地參與課外活動，並提交了8封推薦信，最後眾人判他「猛過頭了」。我在接受招生辦培訓時瞭解到，成功的申請者大概有兩類：要麼是「全能冠軍」，要麼是「偏才」。如果是後者，那麼他得足夠「偏」，比如說學生的音樂打動了整個耶魯大學的音樂系或者是獲得某項全國大獎的理科生。
實際上，大部分學生還是要爭取做「全能型」的申請者，這點與丁克·斯托弗（Dink Stover）在耶魯的年代就大不相同了。布魯斯特校長的革新確實讓偏才型人才取代了當年老一套大學預備學校式人脈推動的錄取方式，而現在的大學提倡招募各路「神仙」：年輕的記者，極具潛力的天文學家，未來的大使或者是語言天才。成功被錄取的學生履歷上的10項課外活動並非代表了10種不同性質的活動。其中3、4、5項體現了對某一個領域的專註：數學、藝術或者學生會組織。你必須能夠拿得出一兩樣絕活，同時你必須在其他方面也有卓越表現。
總的來說，你既要「全能」又要「偏才」。你可能早就對自己對科學和數學不感興趣心知肚明，但是你還是要修微積分，為的就是提高你的課程難度，並且你還要盡力取得優異的成績，這樣才能保證你的高中平均成績和在學校的排名。你有可能是一位對詩歌或者計算機編程有著執著熱愛的「異類」，但是你還是需要會吹一種樂器、參加體育活動並且最好是創建一個俱樂部，還要馬不停蹄地去趕場。
總而言之，你必須要顧及方方面面，取得全A的成績，爭取領導職位，積累更多的課外活動，這樣你就可以將自己打造成一位「超人」。
這種變味的大學錄取機制以及它的制訂者已經讓人難以看清楚它們原來的樣子。這種名校殘酷的錄取標準和追逐名校的瘋狂，已經不是由外在的力量所能驅使的了，比如經濟全球化或者《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排名所能驅使的；其背後最大的驅動力就是為了瘋狂競賽而競賽。個人履歷的競賽，就如同兩國之間的核武器競賽。沒有一個國家需要20000顆核彈，除非另外一個國家擁有19000顆核彈。沒有人需要11項課外活動，除非另外一位學生參加了10項課外活動，那麼其真正目的是什麼呢？唯一的答案就是超越他人。我們的孩子的發展就如同長頸鹿的頭頸變得越來越長，變得越來越畸形。這代人在20年後會成為怎樣的人，這是可想而知的。
這種遊戲規則已經不僅局限於最頂尖的大學（哈佛、耶魯、普林斯頓和斯坦福）或者8所常春籐盟校。借用安德魯·海克（Andrew Hacker）和克勞迪婭·德雷福斯（Claudia Dreifus）在《高等教育》上所用的詞彙，「12所黃金院校」包含了8所常春籐盟校，再加上斯坦福、杜克、威廉姆斯和艾姆赫斯特。最極端的競爭、最靚麗的履歷、最慘不忍睹的錄取率，將永遠在這幾所大學裡上演。
從我過去多年的全美旅行和交流中發現，這種瘋狂在更大範圍的大學裡廣泛存在，只不過程度不同而已。來自弗吉尼亞大學的學生可能沒有八九項課外活動，但是他們起碼也有六七項。我曾接觸過來自密西西比大學榮譽學院的學生，他們可能沒有修過七八門AP課，但是他們也完成了五六門。即使這些院校學生的抱負、天資、癡狂症以及家長的經濟背景可能比頂級院校的稍遜色一些，但是他們的思考方式和價值觀與前者大同小異。
每年被哈佛拒絕掉的33000名學生照樣會進入到其他大學。到了2012年，65所大學院校的錄取率已低於33%，再加上另外二三十所錄取率差不多的學校和一些略高於這個錄取線的學校（比如女子學校，本來申請的人數就會少一些），那麼大概總計有100所高校是屬於精英梯隊的。事實上，這也僅僅是個保守的估測。有一些不知名的區域性質的文理學院，也見證了類似的問題。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估計，全美每年大概有10%～15%的高中畢業生捲入了為爭取名校席位的競賽中，也就是40萬大軍，這是個系統性問題。下一章節我將剖析這群人的成長歷程——他們的父母、他們的學校以及他們作為「優秀的綿羊」的內心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