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人」作家詹姆斯·阿特拉斯（James Atlas）曾經這樣描述一群典型的精英名校大學生：他們雙修專業，擅長體育，諳熟多種樂器，掌握幾門外語，並參加為世界某貧窮地區組織的援助項目，而且仍有精力發展幾項個人愛好。總之，於內，琴棋書畫樣樣精通；於外，扶貧濟困魅力無限。我們似乎不得不向這一群內外兼修、無所不能的精英名校生投以一種羨慕敬仰的目光。像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一樣，這些年輕人的身上散發的是自信、自樂和自足。在《自由》（Freedom）一書中，約翰·弗倫岑（Jonathan Franzen）這樣描述頂尖文理學院的學生們，「他們似乎對任何東西都有一種與生俱來的高度悟性」。
這就是我們對當今這些頭頂光環的年輕人的印象，他們就是「不能輸在起跑線上」的最後贏家。但是現實與我們的印象大相逕庭：從我教過的學生中，包括我在美國各大校園接觸過的相當數量的學生以及過去多年曾經與我通信的幾百位學生，再加上我曾經閱讀過的學生自我心理分享的文章來看，當那層不可一世的自信和完美無缺的光鮮外表被剝離之後，你會驚訝地發現，這群年輕人身上寄居著令人窒息的恐懼、焦慮、失落、無助、空虛和孤獨。我們都承認，學生在高中階段承受巨大的壓力會導致精神焦慮，那麼同樣是這群學生，他們進入大學之後，這一切又怎麼可能自然地得到改善呢？
已經有足夠的證據說明，這群學生根本不會自愈。一項以大一學生為研究對象的大規模調研發現，大一學生的自我心理健康評估已經跌落至25年以來的最低谷。美國心理學會曾經公佈一份名為《大學校園的危機》（The Crisis on Campus）的報告。該報告中提到，接近一半的大學生覺得自己「無望」；接近1/3的學生承認「在過去的12個月中，由於心情過度低落而影響到了自己正常的生活」。大學校園的心理咨詢服務的需求從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一直攀升，現在幾乎門庭若市，應接不暇。在接受過服務的學生群體中，被診斷有嚴重心理障礙的數量翻了3倍，接近整體人數的一半。
斯坦福大學在2006年就本校學生的心理健康問題組建了一支行動組，斯坦福大學的副校長提出警告：「我們見到越來越多的學生在心理上出現了輕重不等的問題，有自卑、發展性障礙、沮喪、焦慮、飲食疾病、自殘、精神分裂症和自殺傾向，等等。」另外一所大學的校長也曾經向我表示，我們的年輕一代似乎「被一場抑鬱的流行病所包圍」。
從高中到大學，這種情況根本沒有絲毫改善，而且事情在進一步惡化。大學給予了學生們自己決策的權利和自由，這種突如其來的自由需要的是強大的自理、自立和自控能力，但是很多學生並未對此做好充足的準備。面對挑戰，越來越多的學生會選擇依賴抗抑鬱或者抗焦慮的藥物來幫助自己應對困難和諸多的不適。有些學生會選擇中途休學或者夢想著休學。曾經有一位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推心置腹地跟我分享：「倘若我們這群人是一輛正在高速行駛的汽車，要是哪天車輪子掉下來的話，那肯定會發生在大學這條路上。」
類似的掙扎絕非個案。一位在普林斯頓大學負責教學的老師就經歷過一件這樣的事。他回憶道：「前幾天就有一位本科生備受學習壓力的折磨，在我的辦公室裡討論畢業論文的時候，暈了過去。」另外有一位正在從斯坦福大學辦理轉校手續的學生也分享了他的心聲：「如果要出人頭地，出類拔萃，那麼就是要完全配合並服從於這個系統。我看到過我身邊不少朋友，為了成績和簡歷，不惜犧牲自己的健康、友情、愛情、個人探索、課餘活動等等。而這些犧牲恰恰又是構建一個人內心和靈魂的基石。」一位耶魯大學的學生說道：「我的一位朋友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真相——我也許在受罪，但是我若不曾受罪，我怎麼可能成功被耶魯錄取。」
孤獨的力量是強大的。我之前的一位學生曾經這麼說：「在耶魯就讀時，我根本沒有時間去建立真正的感情。」另外一位耶魯學生告訴我，她甚至到大四才懂得放緩腳步，結交真正的朋友。在那個時候，去看一場電影甚至都是件新鮮事。《哈佛雜誌》（Harvard Magazine）最近的一篇文章這樣描述擅長社交的哈佛學子：他們總是在趕場，忙碌著從一場活動趕往下一場活動，見朋友就像快餐式的約會；這種交際如同黑夜裡在茫茫大海中行駛的船，只見輪廓，不見實體。
這些年輕人擅長廣交人脈，但是這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跟真實的友情大相逕庭。大學的戀愛無非就是各取所需，《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專欄作家羅斯·多納特（Ross Douthat）一針見血地揭露了這種現象：男女之間存在的「炮友關係」就是為了在最方便滿足自己性愛需求的同時，又可以把主要的精力投入職業的發展。一位賓夕法尼亞大學的學生在接受《紐約時報》訪問時，直言不諱地講出：「我自己就是這麼一個典型的例子。在大學裡，我總是非常忙碌，而且我喜歡的對象也總是很忙碌。我們根本就難以維持一段有內涵的戀愛關係。」
我們當今的名校大學生，對成就和成功有著一種被壓迫式的追求：他們都覺得自己必須要以最高效的方式去完成自己的目標，從而再接著去追逐下一個更高更偉大的目標。這種被動的壓迫和緊張導致了這些名校生不能從容地去發展一段深刻的感情，遺憾的是，這些深刻的感情是可以化解他們身上這種無時無刻追求成就的壓迫感的。更糟糕的是，這種被動的壓迫並非是建立深刻感情的唯一阻力，比它更具殺傷力的是名校生們內心的恐懼，他們害怕在他人面前示弱，擔心自己成為一位眾人眼中的屈服於壓力的弱者，因此他們拒絕示弱。
這些名校生從中學到大學，是一群被公認的「鬥士」。他們似乎渾身上下都洋溢著自信，而這種自信正是遭到了自我形象保護和滿足社會預期的綁架。當邁入大學之後，競爭更加激烈，更加廣泛和深入，學生們左顧右盼，環視四周，倍加感受到他人比自己更聰明，更加突顯「高處不勝寒」的處境。此時此刻，他們選擇了謹言慎行、喬裝自己，其實內心卻是覺得自己一無是處。
斯坦福學生中流傳著一個名詞叫「斯坦福狂鴨症」（Stanford Duck Syndrome）。想像一下，一隻悠閒的鴨子在湖面上逍遙自在地漂過，水面之上的平靜掩蓋了水面之下鴨掌的瘋狂撥動。在麻省理工學院一位學生的個人網站上，發佈了一篇標題為《崩潰》（Meltdown）的文章，這是一位大二學生在發洩自己的無用和愧疚以及常常伴有的「壓倒式的孤獨感」。這篇文章得到瘋傳，至少有十幾所高校的同學都產生了共鳴。有人留言說：「謝謝你的分享。其實我們經常有過同樣的感受，但是很少會去承認。感謝你的勇氣，能夠把自己的心聲公之於眾。」來自波莫納學院的學生曾告訴我，在這所號稱全美大學幸福指數排名第四的高校裡，學校為了維護快樂的形象，費盡心思推動校園活動，學生們備感壓力，卻必須展現給公眾一個完美的形象。
除了因朋友之間關係脆弱而感到孤單，這些年輕人與自己也沒有建立起來深層的關係。從「不能輸在起跑線上」開始，這些名校生經歷過無數次大大小小的「磨煉」，甚至是「魔煉」：學校俱樂部、樂團、大小團體（音樂，體育等等）、AP課程、SAT考試、晚間活動、週末安排、夏季課程、體育訓練、課業家教、「領導能力」、「為他人服務精神」，等等。為了完成這些，為了能夠「修成正果」，學生們已經沒有時間也沒有精力去思考自己的追求，包括對大學的憧憬。從小到大，這些年輕人為了名校的炫目光環而奮鬥。而在這個過程中，人生的目的和內心的熱愛從未被給予足夠的尊重，從未被思考和探索過。當他們被艾姆赫斯特學院或者達特茅斯大學這樣的名校錄取之後，不少學生迷茫了。他們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去那裡，他們也不知道下一步又要做些什麼。
《有目標地工作》（Work on Purpose）一書作者拉拉·加林斯基（Lara Galinsky）曾經與我交談，她指出，年輕人並不擅長關注與他們有內在聯繫的事物。我之前的一位耶魯大學學生告訴我：「你不可能告訴一個耶魯學生，去找你的摯愛吧。我們大多數人不知道怎麼去找。我們只對成功充滿熱情。這就是我們初到耶魯時最真實的狀態。」
哈佛大學的本科學院前院長曾經說過：「太多的學生，在頭一兩年裡就如同在跑步機上循環，突然有一天感受到危機驟然降臨，如美夢初醒一般，對自己之前所有努力付出而到底為了什麼感到惶恐。」一位來自康奈爾大學的女生更加坦白地總結了自己的過去、現狀和將來：「我討厭自己的活動；討厭自己的課程；厭惡高中裡所做的一切，而將來的工作也將會是令人厭惡的。我將如此度過餘生。」
成年人大都對這些現象沒有意識，部分原因是因為他們審視事物的角度錯了。在過去，對於一位成績全A的學生，我們大概能夠推測，他的生活方方面面都是平衡健康的。但是現在同樣是成績全A的學生，他的生活可能存在很大的隱患。斯坦福大學的一位牧師羅比·帕特裡西婭·卡琳-紐曼（Rabbi Patricia Karlin-Neumann）曾經披露：「我們的學生，不管生活中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們總是有辦法取得全A的成績。其實對於他們來講，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們看清並認識到自己的困境，而不要被爭取高分的目標掩蓋了自己的雙眼。」
之所以難以發現隱患是因為這些年輕人擅長掩蓋自己的問題。當我在耶魯工作時，在很大程度上，我並沒有意識到我自己的學生並不快樂的嚴重性。只有當我不在耶魯任教，脫離了那種師生關係或者學校和學生的關係時，不少學生才願意敞開心扉。之前書中談到的那位到了大四才交上真正朋友的女生，在外表看來，給人的感覺絕對是很積極正面的——風趣，友好，真實，聰穎，並且不是那麼咄咄逼人。
另外有一位學生，同等的優秀，相當的合群，之後向我承認，自己在大學期間其實極其煎熬。可以想像，當這些學生在高中畢業之際，已經身經百戰，他們知道如何討好自己的老師和教練，懂得如何跟自己父母的朋友調侃（父母的朋友又是一群名校畢業、小有成就的社會精英）。在這些歷練之下，這些學生在大學之前已經鍛煉成一群彬彬有禮、討人喜歡、親和帥氣、口若懸河、八面玲瓏的才子佳人。而正是這些外在的形象同時被他們「內化」了，相信自己就是如此的幸福並有成就。
倘若這些煎熬是出自學習本身，這也已經夠讓人受罪的了，但是事實恰恰相反。美國最頂尖的大學往往容易自我陶醉於學生的優秀：他們的SAT平均成績，來自高中前10%的占比，錄取門檻的高端，加上我們崇拜的《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每年排名所出的數據等等。千萬不要誤解我的意思，如果僅僅從學習成績的角度來衡量今天的這些精英學子，他們是絕對能應付所有的挑戰的。
你若瞭解這些驕子在整個過程中是如何被培育，如何極其苛刻地被篩選，那麼他們在學術上有如此高的造詣，自然是理所當然之事。這群年輕人如果在體育競技場上，那麼他們就是全明星運動員，從小就已經接受嚴格訓練。無論你要求他們做什麼，他們都會做到。不管他們面前放置了什麼樣的障礙，他們都會清除。我的一位在頂尖大學教書的朋友，曾經要求她的學生背誦18世紀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寫的一首30行的詩歌，她課上的每一位學生，都能夠逐字逐句地背誦，而且連標點符號都不放過。當她在課堂上讓學生默寫出這首30行的詩歌時，就如同在看一群汗血寶馬競賽。
問題關鍵在於，許久以來，學生們對教育的認知已經固化：回答問題，完成作業，考試得高分。在他們的教育中，大局的認知是很薄弱的。他們懂得如何做好一位「學生」，但不懂得如何思考。在一次跟一位在州立大學分校教書的朋友交談時，這位朋友抱怨他的學生不懂得獨立思考；相比之下，耶魯學生雖然會思考，但也只是在我們要求他們這麼做的前提之下才會去做。進一步來說，我所任教過的常春籐盟校的學生往往都是聰穎、有創意並思維縝密的年輕人。我非常喜歡跟他們交流並向他們學習。但是總體來講，大部分的學生只是甘於服從學校給他們設計好的框架。鮮有對思考本身抱有極大熱情者。更少有人能夠領悟到，高等教育是人的一生中智慧的成長和探索的一部分，而且這個旅程必須是學生本人為自己設計和踐行的。
對學生的洞察並非我一人獨創。我的一位在艾姆赫斯特學院任教的朋友曾經與我分享過這麼一個故事：他的一位學生為了提高自己的寫作能力來找他尋求寫作方面的幫助，但是這位學生之所以現在有時間尋求幫助，是因為他已經被醫學院錄取。倘若他現在還是大一或者大二的學生，他肯定不會額外花時間來學習寫作。另外一位在一所頂尖的文理學院教藝術的朋友說，她的學生是非常願意接受創造類的挑戰的，前提是做這些事能夠幫助他們拿到A。
我在耶魯大學的一位教計算機的同事提出了更大的懷疑：「我很難想像如今的耶魯本科生會花整個週末的時間臥床吟詩或者是與電腦為伍，編寫一套突破性的iPhone手機軟件。」他難免回憶起自己在20世紀70年代讀大學的時候，「當我在讀大學的時候，校園裡對各種事物激情四射的奇才和怪才遍地開花，而他們也讓大學的生活豐富多彩。」
學生無止境地追求課外活動，不僅僅侵佔了自己的空餘時間，更犧牲了理智探索的機會，結果就是，他們根本沒有任何時間能夠全身心地去傾注於某種摯愛。大衛·布魯克斯和其他一些觀察者發現，如今已經再也沒有那種隨時隨地可以發生的知識分子性質的對話了。而來自布朗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康奈爾大學、波莫納學院以及哥倫比亞大學的學生也發出了類似的感慨。一位普林斯頓大學大四學生在一封寫給我的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在暑假期間往往要比在平時更高效，更有創造力，做更有意思的事情。我真的想瞭解這其中的奧秘。」
來自另外一所學校的一位女生在寫給我的信中透露了一些關於她在耶魯就讀的男友的境況：
在上大學之前，他的大部分時間都花在了閱讀和寫短篇故事上。上大學三年之後，他已經變得極度不自信，令人驚訝。對一些微不足道的細節問題，我的那些在公立大學讀書的朋友根本不會去思索，比如獨自用餐的現象是否會被人解讀成是「社交弱者」，但他會去思考，並產生焦慮。為了能夠在眾人面前表現得博覽群書，對任何耳聞過的書籍，他都會快速閱讀該書的首尾兩章並囫圇吞棗式地閱讀大量的書評，以便自己能夠快速全面瞭解書的內容。而他的這些行為只為我一人所知，同時我也知道，他並非不喜歡閱讀或者學習，而是為了能夠在眾人面前滔滔不絕地討論，比起一個人安靜地讀書，在人前討論有著明顯的社會獎勵。
當然，任何現象都是有例外的。那些純粹的追尋者、思考者，甚至是「怪才」，他們不管學校和周邊人群的想法如何，他們就是以最純粹的方式去追求並獲得教育的真諦。但是往往是以這種心態求學的人，在現在的大學裡顯得另類。一位耶魯學生說：「耶魯並不能夠善待探索者。」另外一位學生說，她的一位朋友因為耶魯非常令人窒息，因此選擇了轉校。令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個學生表達的遺憾：這種窒息是來自與周邊人的強烈反差——當你身邊的人並不在乎出賣自己的靈魂時，你卻要去關注並滋養自己的靈魂，這幾乎是一件不可理喻的事。
我所列舉的案例往往與耶魯大學有關，原因並非是我有意針對該所高校，而是因為我過去的教學經歷大部分時間都在耶魯。如果讀者認為我在批判耶魯，那就誤解我了。事實上，我認為相比較於賓夕法尼亞大學、杜克大學和華盛頓大學那種血淋淋的職業化教育，以及相比較於反理智型的院校，如普林斯頓大學和達特茅斯大學，耶魯排在這些綜合性質的頂尖大學前面，它在培養學生的創新能力和獨立思考能力上是最優秀的。這裡暫且不與文理學院比較。如果耶魯在這個群體裡已經算是最優秀的，那麼這個最優秀的也是夠糟糕的了。我所說的可能令人驚悚，但絕非危言聳聽。
倘若說我在過去的幾年裡搞明白了一件事，那就是今日的這些名校大學生在邁入大學之前，既不是一群溫順的綿羊，也不是一幫無畏的機器人，更不是一些極少數的極端憤青。絕大多數學生如同他們的師哥師姐一樣，處於中間地帶，十分理想化並帶有一份孩子般的純真，他們對這個世界充滿好奇，並試圖追尋其中的奧秘。恰恰還是這群學生，同時又不得不與進入名校所造成的心理和精神上的壓力相抗爭。
19世紀美國哲學家阿蘭·布魯姆（Allan Bloom）曾經說過，所有的教育體系都會教出有著自己特點的人才。如果你從小接受的是精英教育，那麼你從小就學會了去爭取並珍惜那些能夠衡量你在每個階段向精英邁進的指標，比如成績以及獎盃。獲得這些你將會被認可並得到讚美，你的父母將為你沾沾自喜，你的老師將顏面有光，但你的對手將咬牙切齒。當然，頂尖大學的錄取將會是最具份量的，最能徹底地向世界展示，你已經成為精英的一分子。當我們認為頂尖大學的錄取終於給自己的奮鬥畫上句號時，其實這才是這場遊戲的序幕。在進入大學之後，遊戲愈演愈烈。這次遊戲中的籌碼是GPA、優等生聯誼會、富布萊爾獎學金、醫學院入學考試、哈佛法學院、高盛等等。這些遊戲的籌碼不僅僅代表了你的命運，也代表了你的身份，可能更代表了你的價值觀。這些籌碼就是你和你的價值。
這場遊戲的最終信條就是資質至上。每個人的課外活動無節制的忙碌，忽視學習和探索，做任何事情都必須考慮為自己的簡歷加分，生命就是不斷地積累證書，就是不斷地競爭。一位斯坦福大學教授曾經建議：如果你想讓更多的人來參與一個活動，那麼一個高效的方法就是提高入門門檻。
多納特在個人的哈佛回憶錄《特權》（Privilege）一書中提到，學術上的偷工減料普遍存在，知識分子們不再為了學習而學習。以前學生或學者可以根據自己的喜好，在學術領域自由探索，隨心選擇並嘗試一些專業之外的選修課，他們可能在這個自由的探索過程中偶遇自己喜歡甚至熱愛的新鮮事物。這也是美國高等教育的魅力所在。但是現在不同了。如今的學生必須要取得一個認證，因此雙學位盛行。一個偶然機會，我遇見了一位同時修4個專業的學生，他以此為豪，自認為自己是一個很聰明的人。
資質至上的心態限制了人對教育的理解，使人們把教育的價值用短期的回報率或實用性的狹隘目光來衡量。因此，在眾多的頂尖學校裡，經濟學成了眾人皆愛的專業。
1995年，在排名前10的綜合性大學以及文理學院中，經濟學專業是其中30%的學校最受歡迎的專業。到了2013年，經濟學專業已經成了8～14所頂尖高校人氣最旺的專業，特別是在哈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賓夕法尼亞大學、達特茅斯大學以及哥倫比亞大學和芝加哥大學。在教育關注度不同的文理學院，排名前10的文理學院中的4所——威廉姆斯，米德伯理，波莫納學院以及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經濟學也獨佔鰲頭，很有可能在阿姆赫斯特、索思摩學院、卡爾頓大學和衛斯理也是如此。不論是綜合性大學還是文理學院，在各自排名前20的學校裡，經濟學在其中的26所（共40所）裡都是最受人追捧的專業，這是多麼不可思議的類似和一致啊。
與此同時，金融和咨詢不約而同地也成了最受人追捧的職業選擇。2007年的哈佛畢業生，在所有已經落實全職工作的大四學生中，從事金融和咨詢者佔了一半。隨即而來的金融風暴雖然短暫地影響了第二年的招聘和工作，但是到了2010年，仍有將近一半的哈佛畢業生選擇了這兩個行業，超過一半的賓夕法尼亞大學的畢業生以及超過1/3的康奈爾大學、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畢業生同樣也是如此。2011年的普林斯頓大學畢業生中，僅僅從事金融行業的畢業生就高達36%。
相比較而言，耶魯大學2010年的畢業生中，只有25%的學生選擇了金融和咨詢。雖然「只有」25%，聽起來是一個相對較低的百分比，但是耶魯的一位大三學生——瑪麗娜·齊根（Marina Keegan）就此寫了一篇公開論文，嚴重質疑在耶魯這麼一個如此多元的校園裡，為何還是有如此高比例的人選擇了做一模一樣的事情，而且這件事情關係到畢業之後的發展，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情。更讓人匪夷所思的是，當我對大一學生進行一次科學並可靠的調研時，問他們對畢業之後的計劃和憧憬，沒有一個人談到咨詢或者投行。
那麼根源何在？為什麼如此多的名校畢業生最終選擇了金融和咨詢這兩種行業？這又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信息呢？僅僅是慾望嗎？當我們回頭去看這些人的成長之路，你會發現，這些年輕人已經非常習慣於迎接挑戰，因為克服種種困難才能夠出人頭地，才讓人覺得有安全感，才讓人覺得有價值。比如說在高中期間，這群優秀的學生都以進入最頂尖的名校為共同的目標，也經歷了種種類似的挑戰。當進入大學之後，目標就不那麼明確了。方向多重，道路多樣。
申請大學，如齊根所說，有一張統一的申請表格，但是成為音樂家是沒有表格可言的。一個人如何成為一名企業家、一名政治家或一名劇作家？如果想在國會，硅谷或者《紐約時報》工作，那又如何去爭取呢？還有哪些工作是你從未聽說過的？最簡單的一個問題：工作怎麼找。因為沒有統一的表格，沒有統一的挑戰去克服，當畢業在即，不難想像有那麼多學生四處奔波，去尋找下一個目標，因為他們已經習慣追逐。
你將來的發展空間有多大？這些名校年輕人肯定聽說過，他們的選擇是無限的。他們對這種說法司空見慣。當然，一旦你做出選擇，那麼其他的可能性也就消失了。我的一位耶魯學生，在畢業多年之後給我發了一篇原創文章，標題是《潛在可能性的自我矛盾》（The paradox of potential）。耶魯的學生，如同干細胞，在決定成為什麼之前，事業的選擇是無限的。但是一旦決定了，那麼無限就轉變成了有限。「我和我的朋友並非去嘗試過上千種職業道路，遊遍了世界各地，才決定自己要做什麼。事實上，我們都是抱著從眾心理，在一條久經測試過的職業道路上，步步謹慎，步步為營，確保自己能夠在幾年之後有所收穫。同時還是能做回干細胞，與大家一樣，充滿著無限的可能。」
頂尖的咨詢公司完全利用了這種心態。首先，它們每年會空降到頂尖學府的校園，鼓勵多數人來申請，但最後只招聘少部分人，整個過程讓人覺得競爭門檻很高。這些工作經歷不僅僅能夠為你的個人簡歷增色，同時在你從事咨詢工作之後，還是照樣可以做其他任何事情。這樣的機會簡直太吸引人了。咨詢性質的工作本身極其類似於大學：深刻的研究分析，各類信息的融合，清晰有效的溝通。完成這類工作並不要求經濟學背景，甚至咨詢公司經常會招聘一些人文學科的學生，只要你聰慧、勤奮並精力充沛。當然，我們不能不提，這樣的工作會給你帶來豐厚的收入。
我的一位學生曾經告訴我：
耶魯畢業生和同等級學校的畢業生總是覺得，如果他們的第一份工作掙不到10萬美金的年薪，那麼自己的名校文憑就等於浪費了。很多常春籐盟校畢業的學生都有這種心態，他們認為哈佛、耶魯以及同等的學校的文憑，就應該獲得認可，咨詢類工作完美地滿足了這種心態。從我身邊加入咨詢行業的同學和朋友中我瞭解到，他們加入咨詢公司的理由僅僅是「因為我能做」。極少數人有了這樣的機會，還有勇氣做出其他的選擇。
相比咨詢工作，投資銀行有過之而無不及。我的另外一位學生說道：「華爾街對大學生的心態瞭如指掌。頂尖大學畢業的學生是一群極其聰明，但是又完全缺乏方向感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擁有最強的大腦和無可挑剔的敬業精神，但是嚴重缺乏對自己的洞察力。」大學畢業之後倘若選擇法學院，雖然需要再等幾年才能兌現經濟上的高回報，但是法學院對學生的吸引力類似於咨詢或者投行。華爾街、咨詢公司和法學院如果都被歸納為營利系列的話，那麼「為美國而教」就是非營利系列中認可度最高的代表。雖然該組織跟華爾街風馬牛不相及，但是他們對大學畢業生的意義是一樣的：緊鑼密鼓的招聘會，高門檻的篩選機制，清晰的職業發展道路，短暫的時間投入，個人簡歷炫目的光環。完成「為美國而教」之後，學生有了更多的選擇，比如加入貝恩咨詢公司或者摩根士丹利。因此「為美國而教」其實是在非營利系列中的投行或者咨詢公司。
在這幾個選擇中，不管是什麼性質的，這些職業本身並沒有問題。雖然在表面上這些工作的背後是豐厚的收入，也因此讓我們錯誤地認為，名校生受錢所驅使才選擇了這些工作，但是學生選擇這些職業的最根本動機並非個人慾望，而是一種行為慣性，是在大學之前以及大學期間所形成的生活、做事和思考的慣性。他們在完成大學學業之後，並沒有瞭解自己內在的生活意義是什麼。對這些年輕人來講，最大的疑問是：除了這些工作之外，還有哪些工作是值得去做的。
這些優秀的學生在求學期間一直被灌輸一種「欲與天公試比高」的思想，被教育要擁有「只要想做，都能做到」的信心，但是最後，大部分人還是選擇了從事一些極其類似的事情。很多其他的可能性在他們的眼前消失，如教會、軍隊、政治、教學，甚至連基礎科學的學術研究也不再受關注。如果做個橫向對比，我承認，現在的年輕人作為一個群體確實比幾十年前的年輕人具有更高的社會參與度，他們更關心世界格局的發展變化並願意為之投入精力。我也承認，現在的年輕人更具有創新或者創造的激情。就算這些年輕人在離開大學時，能夠保有對將來的憧憬或者奮鬥目標，但是，當他們為自己的人生目標去實現那些憧憬的時候，往往還是受制於「三駕馬車」：財富、資歷和聲譽。至少在最頂尖高校出來的學生正是如此。
我在耶魯的所見所聞，在美國的其他高校也普遍存在。每個人看起來都極其正常，每個人看起來又高度一致；沒有披頭士，沒有「小混混」，沒有藝術學校類型的學生或者文藝青年，沒有女漢子形象的女同性戀者，也沒有穿著卡西基的黑人學生。極客看起來不再是那麼極客范兒，時尚的也不再那麼時尚。每個人的穿著似乎在時刻準備著去工作面試。我很想告訴這些學生，你們都很年輕，為什麼不闖一闖呢？
表面上我們在呼籲「多元化」，但現實就是香草味，只不過是挑出了32種不同口味的香草而已。我並不是惋惜那個已經消逝的學生運動年代，那時大學曾經被公認是一個嘗試和挖掘不同自我的舞台，但是如今的大學生似乎都在向一個方向靠攏，在校期間就已經開始模仿中上階層的白領。我之前的一位學生曾經寫信總結耶魯：「不論耶魯的大一新生有多麼多元，耶魯的畢業生都嚴重同質化。」
每個人都從事同樣的事，是因為大家都在做同樣的事。這種現象就如同我之前的一位學生描述的「三文魚賽跑」或一位密歇根大學的畢業生所說的「生產線的運輸帶」。這背後的驅動因素就是「三角欲」：當你觀察到眾人都在追逐同一樣東西的時候，你判斷它肯定是有價值的。作家邁克爾·路易斯（Michael Lewis）把這種現象背後的心理稱為從眾心理——法不責眾。這裡的「法」是自然界的法，因此大家都會覺得安全。
所有決定動機的關鍵在於安全感。剝開「安全感」這件外衣，你看到的是應得利益。方向感的缺失以及不想失去機會，這一切的一切都源自恐懼。在精英學生光鮮亮麗的外衣之下，是一雙「害怕失敗」的魔爪。從另一個角度來看，這些精英學生，通過了目前競爭白熱化的大學選拔，被名校錄取，他們的人生簡歷上只有成功。因此他們最恐懼的是，將來自己不成功。他們無法從失敗的恐懼感中掙脫出來。他們一直被不成功的可能性套上枷鎖，害怕失敗，這種心理從他們的父母害怕自己的孩子將來不成功時就已經播下了種子。對於精英學生來講，失敗，哪怕是短暫的失敗，都會影響到他們對自身價值的認定。
當你的生活中沒有被給予犯錯空間的時候，你唯一能做的就是不給錯誤任何機會。這一切使得人對風險極力迴避，這也是為什麼精英教育阻礙個人成長的一大原因。
前任哈佛學院院長哈里·R.路易斯（Harry R.Lewis）曾經寫道：「由於學生們都不願意去上一門自己沒有把握取得優秀成績的課程，因此大家無法拓展並超越自己已經熟悉的領域。大學教育的本意是提供機會給年輕人去嘗試和探索，讓其發現新的角度來觀察這個世界，並在這個過程中發現自己內在的新的能力，但是因為學生們都不甘落後於他人，而且每個人都要保證自己多才多藝，因此大學教育的本意已經蕩然無存。當波莫納學院的一位學生告訴我，她很想有機會去深入思考自己現在所學，但又對沒有時間很無奈的時候，我建議她是否考慮放棄爭取全A成績的念頭，這樣便會有更多的時間去思考。她以一種異樣的眼光盯著我，似乎在責怪我試圖向她灌輸某種邪惡的想法。」
由於面臨大學之後的人生選擇，這賦予了大四那年某種特殊的意義。學生們在求學時期步步為營、做事謹慎，面對畢業後的生活他們更加求穩，因此很大部分學生做出了相似的選擇。你是否記得我的一位學生曾經說過，在眾人做出相似的決定之時，能做出一個不同的選擇絕非易事。許多學生向我講述，在大四那年備受來自同伴的壓力，說服自己追求不一樣的生活價值，要經歷一番掙扎，自己往往會被認為很另類。人們經常告訴他們，放棄那些穩當的機會是不可思議的，而他們自己所追尋的虛無飄緲的「另類」追求將是不會持久的，甚至從剛開始就不應該有那樣的想法。
這些問題不會因為畢業而遠去，儘管有一部分學生或是出於理想或是無奈，在做出決定之後，不再回頭，持之以恆地去做自己的事，但是更多的學生則會長期深陷於那種選擇的迷茫和壓力之中。我身邊就有不少聰慧的年輕人，不願意屈就於自己不喜歡的職業，但同時也一直沒找到自己的摯愛。其中有一位不僅深陷焦慮和恐懼，也深陷對成功的渴望。他們並不是不想追求卓越，更多的是一種來自同伴的壓力：他們總是在對比和觀察之前的同學都在從事什麼偉大的職業，如果自己不能繼續取得名譽或利益的話，那麼自己將會是一個失敗者。
我的另外一位學生在幾年前加入了一家咨詢公司。每當他返回母校招聘時，我們總會小聚。在每次的言談中，他總是表示自己想離開咨詢行業，去做一些更具創新、更有意義的事情，但是，一想到要放棄他久已習慣的優越的生活方式，他不得不承認，自己已經不知道如何去達到自己的目標。言外之意，他已經迷上了金錢。
與之相對比的另外一位學生，是一位具有寫作天賦並且看淡名利的人。在畢業之後，她一直堅持著自己的初衷。她曾經寫信給我：
每日我都有一種衝動，想尋找一支往上爬的樓梯，然後把我接下來的15年貢獻於它，但是每日我都會戰勝這種衝動，因為在我的內心深處，一種恐懼已經非常明確地告訴我，那並非是我想要的。如果能夠讓我不費力氣地成為《紐約時報》的資深編輯，那麼我將不會滿足。但是，罪惡感從四面八方向我湧來，就如同一張網籠罩了我，捆綁了我。我必須要找到新的辦法掙脫這種難以控制的情緒，一旦它襲來的時候，我感到窒息，我無法思考，更不用提寫作了。我知道很多耶魯畢業生都深受遠大抱負的痛苦，我直到現在才如此深刻地有所感受。
精英的矛盾心理是一種全球現象，並非美國專屬。美國高校的錄取標準和條件已經影響了全世界，無論是上海的、首爾的還是孟買的學生，都在按照美國高校的錄取標準來規劃和準備。目前美國已經有大約10%的學生來自海外，他們主要來自加拿大，英國，尤其是東亞和南亞，比如印度、新加坡、中國、韓國、菲律賓和日本。「我為你的這本書對現代教育的完美訴訟表示由衷感謝，」一位在加拿大讀醫學院的學生與我通信時這麼說，「你的書裡所描述的精英心理狀態超越了常春籐盟校。」「在印度，我們有自己的常春籐盟校，它們是印度理工學院和印度管理學院。你書中所講的每個現象我都曾經在印度目睹過。」
如果這些問題不能及時處理，到最後就會導致「成功者」的中年危機。哈佛大學資深的本科招生辦主任威廉·R.費茨蒙斯有幾句很精闢的評語：
就算是那些曾經贏得無數獎項的最成功的學生，他們也會在某個時刻停住腳步思考這一切是否都值得。在他們三四十歲的時候，他們是社會公認的有成就的醫生、律師、學者、商人，但他們往往讓人感到，他們不過是一群在終生競爭的集中營裡茫然的生還者。其中有些人說，他們最終從事的職業是出於他人的希望，或者他們隨波逐流並不假思索地加入了目前從事的職業。經常有人會說，他們沒有去體會自己的青春，他們從沒有生活在當下，他們總是在追逐一些未經深思熟慮的目標。他們總會思索，曾經的努力是否都值得？
那麼這一切的一切都是為了什麼呢？奪目靚麗的精英高校，傾國傾城的國色天香，無數學生和家長願意為它的美而付出一切。當我們認為這些名校能夠為你帶來無限機會的同時，我們是否考慮過，這種對名校的一廂情願也傷害了我們自己呢？
比如它們限制了我們對生活的遐想。我們不再去考慮成為一名教師、一位神父或者一位工匠。從事這些職業簡直就是浪費名校的教育。我的父母會怎麼想？我的朋友又會如何看待我？在畢業後20年在紐約舉辦同學會之際，當初的同班同學個個都是腰纏萬貫的富豪或者高高在上的社會名流時，我又該如何面對他們？一個最重要的問題是：難道我不應該在這些人之上嗎？當你一旦陷入了這種思考的深淵，你就給自己的雙眼蒙上了一層布，整個世界都在你面前消失了。
就算是你對自己的生命價值有一絲領悟，你也不能隨隨便便告訴耶魯學生，去尋找你的摯愛吧，因為他們大多數人並不知道如何去找。當然，如果你不清楚自己的摯愛，那麼還不如在華爾街上叱吒風雲。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我們現在的教育系統培育出了高智商、有成就的二十幾歲年輕人，但卻沒有教育他們領悟生命的追求，他們甚至不知道如何去尋找生命的意義。他們按部就班地生活，缺乏新生活的想像力，在內心深處，他們也缺乏勇氣和自由來創造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