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情感根源何在？
幾年前，我遇到了老同學奧佛·李普希茨。
「幾個月前，我們找過你，想邀請你去我家參加同學會，」奧佛帶著歉意說道，「有人提到你住在國外，所以我們也就沒有很用心找。」
我和奧佛，以及所有參加同學會的人，從六歲上一年級開始，連續做了八年的同窗。我告訴奧佛，錯過同學會，我很失望。他於是想安慰我：「我們把整個聚會拍下來了。到下次再辦同學會之前，你至少可以看看錄像。」奧佛給我的錄像片段長度不下三個小時，參加聚會的每一個人都留下了許多鏡頭。
看錄像時，有兩點讓我別有感觸。首先一點是，幾乎所有人（包括我）一看到每個參加同學會的人走進大門，不等他們自我介紹，便能認出對方。儘管我們上次相見還是35年前，年紀還小，我們卻仍然認得出來。我們所具備的這項神奇能力與面部特徵在我們的記憶中留下的深刻痕跡有關，假如將同期其他兒童的班級集體照以及這些兒童如今長大成人後的照片並排放在一起讓我看，我懷疑我一個也對不上號。面部特徵在大腦中的存儲方式顯然有別於其他信息的存儲方式。我們經常會遇到看起來眼熟的人，或者覺得自己一定在哪裡見過的人，卻想不起任何有關他們的具體信息，既不記得他們的名字，也不記得在何時何地遇見了他們。
看同學會錄像時，令我印象深刻的另一點是，朋友的面部特徵並非他們身上我憑借兒時記憶完全能認得出的唯一一個方面。他們不少人的現任職業似乎也完全在意料之中。奧佛和邁倫早在五年級的聚會裡，便會彈奏吉他，為我們助興，如今發展了自己的音樂事業，靠音樂表演和音樂教學掙錢。塔莉在很早的時候對男生表現出的興趣便遠多於班上的其他女生，一直是誰傾慕誰的主要信息來源，如今則成了一名性學家和婚姻顧問。約西還是小學生的時候，便發起和組織了我們多數的社會活動，長大之後則成了企業家，創辦和管理新企業。
兒時的性格特徵保留至成年的程度也令人驚訝。幼年性格內向的人在同學聚會上形單影隻，在周圍氣氛熱烈的社交場合中，顯得有些格格不入。兒時笑口常開的人長大了也一樣愛笑。鬧哄哄的孩子長成了愛吵鬧的大人。少數幾個兒時就有反社會暴力傾向的人根本沒有到場。
參加過這種同學會的人都不可能沒有幡然頓悟到，性格在我們的人生頭十年便已形成。實際上，近年來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表明，性格的形成甚至要早於這一階段——並非出生後的前十年，而是出生前的九個月。在尋找性格決定因素新發現的過程中，人類全基因組圖譜是巨大的進步。新發現相繼揭示了特定性格特徵與基因檔案之間的聯繫。
理查德·埃布斯坦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專門研究遺傳精神病學，他和幾名合作者一起對此課題做過多項耐人尋味的研究，其中一項側重於慷慨的遺傳依據。如本書此前所述，催產素是母親與新生嬰兒產生相互共情的原因。對於母子紐帶的形成，另一種發揮作用的荷爾蒙是抗利尿激素，這種荷爾蒙對人類的多種情感和心理機能非常重要。分泌抗利尿激素的主要基因名為AVPR1a，長度因人而異，該基因長度較短，產生的抗利尿激素量也往往較少，在自閉症譜系障礙患者身上較為常見。
埃布斯坦及其同事研究了數百名健康的受試者，並根據每人所攜帶的該基因長度，將其分類。然後，他們讓受試者參加第九章所述的施與博弈（在施與博弈中，每名參與者都會得到一筆錢，可從這筆錢中自願分任意數額給另一名參與者）。該基因長度較短的受試者在博弈中讓給對手的數額遠低於該基因長度較長的參與者，這顯然識別出了一種（在數據上可觀測的）隨單個基因變化而變化的性格特徵，此例中即為AVPR1a。
根據同卵雙胞胎行為對比進行的其他研究，發現了其他幾種性格特徵的基因起源：假如某項性格特徵在同卵雙胞胎（基因檔案相同）之間呈高度相關，而在異卵雙胞胎之間的相關度較低，這便可表明該特徵的遺傳因素要大於社會因素。
理查德·埃布斯坦及其同事還對性格特徵研究做了廣泛的調查，並以此評估了每種特徵的遺傳因素。圖3總結了其成果，分別展示了兩種不同的遺傳因素：與社會影響無關的純遺傳因素被稱為DZ，而較為普遍的遺傳因素——將可能的社會影響考慮在內，但其中的社會因素只影響有特定基因檔案的人——被稱為MZ。
圖3表明，大量的行為特徵存在顯著的遺傳因素。在某些情況下，這種因素佔有支配地位。該表所依據的研究多為近期的研究，由於這些研究的數據，加之有其他跡象證明遺傳對決定性格特徵有重要作用，由來已久的先天與後天之爭再度死灰復燃。過去，這場爭論也常常將道德思考與科學觀點混為一談。
圖3 性格特徵與遺傳因素
鑒於本章提到的研究所存在的潛在影響，擔憂不無道理。如今對一個人的遺傳密碼進行完整的圖譜繪製，可以以低於以往的成本完成，只要一份唾液樣本和200美元即可鑒定我們的遺傳傾向。我們對決定性格特徵的遺傳因素瞭解越多，促使私人市場利用DNA所存信息的誘因就越多。有朝一日，或許會要求求職者除簡歷外，還須提供唾液樣本。同理，房屋出租者也會要求潛在的租客提供唾液樣本，而保險公司則可利用基因檔案，計算保險費。這或許終將普及我們所有的經濟來往和合同談判中，形成自我強化的循環：DNA圖譜「有吸引力」的人會得到最好的工作，DNA圖譜「不中看」的人則要被迫從事缺乏吸引力的職業，或者落得失業的下場。幾年間，由於歧視本身，DNA圖譜可直接決定一個人人生成功概率的印象會更加深入人心。而對於因DNA圖譜「不中看」而遭到歧視的人來說，沒有激勵因素會促使他們接受高等教育、掌握一技之長乃至勤奮工作。隨著新的基因貴族制形成，社會流動性放緩，變得舉步維艱。
儘管存在這些顯而易見的危害，我們也不應以恐懼為借口，阻礙未來的科學研究。無知絕不應成為對抗潛在社會危害的預防針。如今在美國，對基因與認知能力或智商之關係的研究幾乎已經不可能獲得主要國家科學基金的撥款，如國家科學基金會和國立衛生研究院。此類研究並未遭到明令禁止，但撥款流程早期對科研經費的審議摻雜了政治正確性的因素，使得多數此類撥款申請無果而終。擔心此類研究的潛在應用會證明歧視是正當的，這情有可原，但故步自封的無知不可救藥。